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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少而学问，长而议论，老而教训。斯人也，其不虚生于天地间也乎？余友江阴赵敬夫先生，方严有气骨，与余游处十余年，八十外就钟山讲舍，取宋本《颜氏家训》而为之注。余夺于他事，不暇相助也。又甚惜其劳，谓：“姑置其易明者可乎？”先生曰：“此将以教后生小子也。人即甚英敏，不能于就傅成童之年，圣经贤传，举能成诵，况于历代之事迹乎？吾欲世之教弟子者，既令其通晓大义，又引之使略涉载籍之津涯，明古今之治乱，识流品之邪正。他日依类以求，其于用力也亦差省。”书成，未几而先生捐馆矣。
余感畴昔周旋之雅，又重先生惓惓启迪后人之意，至深且挚，乌可以无传？就其孙同华索是书，一再阅之，翻然变余前日尚简之见，而更为之加详，以从先生之志，则是书也，匪直颜氏之训，亦即赵先生之训也。先生之学问，先生之议论，不即于是书有可想见者乎？呜呼！无用之言，不急之辩，君子所弗贵。若夫《六经》尚矣，而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亦莫善于是书。人有意于训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叠床架屋为哉？
乾隆五十四年，岁在己酉，重阳前五日，杭东里人卢文弨书于常州龙城书院之取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