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颜敏翔

《颜氏家训》二十篇，为北齐颜之推所撰的家训体著作。颜之推（约531—约590），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先世随晋元帝南渡，寓居建康。侯景之乱以后，梁元帝即位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梁承圣三年（554），江陵城破，之推为西魏军掳归，半途逃奔北齐。文宣帝见而悦之，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后官至黄门侍郎。北周建德六年（577），北齐亡，之推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约卒于隋开皇十年（590）前后。

该书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立足儒家齐家修身之道，“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同时旁涉释家，“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颜氏家训》一书，向来题名作“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前人于此不乏疑义。考察全书，如《书证篇》云：“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风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终制篇》云：“今虽混一。”显然成书于隋文帝灭陈之后。既然如此，又为何以“北齐黄门侍郎”冠名呢？王利器先生在《颜氏家训集解·叙论》中以为：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沉浮，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以黄门侍郎题署，或许是在自炫“人门兼美”。而后代史学家、目录学家对颜之推的自署也都予以认可，未曾以其入隋以后的官称径改，于是才有如今的面貌。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延绵，兵祸连结，士民百姓朝不保夕，水深火热。当此乱离之际，对于一般士大夫而言，面对频繁的鼎革巨变，如何保全自身，保全家族，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自取身荣，不图国计”（《陈书·后主纪》），是当时士大夫遵循的基本处世法则。作为被迫历官南北，在不同政权间周旋沉浮的众多南朝士人之一，颜之推的想法也概莫能外。于是撰著《家训》，向子弟传授在乱世中安身立命的人生经验：“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文章篇》），“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勉学篇》）。然而，之推想要教给子弟的乱世生存之道，毕竟不合儒家纲常，因而书中又褒扬“学以成忠”（《勉学篇》），“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养生篇》），体现了内心中深深的矛盾。同时，由于社会动乱，人民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承受着巨大的苦痛，佛教因其宣扬积善行德，因果报应的教义，受到乱世之人的热烈欢迎。时人的好佛之习，在《家训》中也有所反映：“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业，以此而论，安可不为之作地乎？”（《归心篇》）纵然如此，作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家训体著作，颜之推作《家训》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是旧时士大夫齐家的唯一主题，故该书在封建社会影响深远，陈振孙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此外，《家训》涉猎广泛，对南北朝时玄学的好尚、佛教的流行、俗文字的兴盛、鲜卑语的传播以及南北士族的行事情状，都有翔实记录，是考察当时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如《勉学篇》所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就反映了南朝士族高门垄断晋升之路的政治现实。

《颜氏家训》自唐代起有裁出另行的别本流传，今散见于《广弘明集》《法苑珠林》等书中。至宋有闽本、蜀本。南宋淳熙中，沈揆参校闽、蜀两本，刊布行世，即台州公库本，该本后世影钞甚多。明清时先后有《汉魏丛书》本、《格致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抱经堂丛书》本等。

《家训》一书虽然旧时流传甚广，然而长期未见有作注者，至清始有赵曦明为之疏解。赵曦明（1706—1788），字敬夫，号瞰江山人，江苏江阴人，诸生，未尝仕进。后与卢文弨相识，遂为所聘，襄助校雠。晚年注《颜氏家训》。卢文弨在其基础上又作增补，刻入《抱经堂丛书》中。卢文弨（1717—1795），字召弓，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一生好学，精研经训，博极群书，尤善校雠，所校典籍汇为《抱经堂丛书》。卢氏校订《颜氏家训》，以宋本（王利器先生以为是宋本的一种钞本）为底本，用赵曦明注，并作“补”“案”，又采宋沈揆考证，散入正文相应之处，正文之末附《颜氏家训注补并重校》一篇。赵、卢注本征引数十种四部典籍，细加梳理，以发明本事为主，兼顾音义，颇便读者理解《家训》文本之用。

本次标点整理，即以民国十二年（1923）北京直隶书局影印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为底本，对原文改动之处均用括号表示：“（）”中的字为误、衍字，“［］”中的字为补正字，不出校记。部分校勘以“【今案】”形式附于相应注文之后，所据校本为中华书局版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简称《集解》本。原书中不同的注文题名，整理时置于“【】”内，其中：“本注”“元注”为宋本校语；“补”“案”为卢文弨所作；“沈氏考证”为沈揆所作；《颜氏家训注补并重校》原为单篇，附于书末，整理时散入正文相应之处，题作【重校】。各篇分段，一准原书。

原书中有避讳字下加注原字反切的现象，如“周宏让”，“宏”字下注“瑚肱切”，而“瑚肱切”系“弘”字反切（“宏”字反切为“户萌切”），显然是在提醒读者，此处存在避讳。对于此类情况，首次出现时保留避讳字和所注反切，之后径改回本字，反切也不再保留。

原书注文散在正文下，此次整理移置文后，并在正文内加注码，以便索引。调整之后，部分被释文字与注文关系不甚明晰，为便于读者使用，将此类被释文字补在注文中，并加“〈〉”以作区别。

本书使用简体字排版，酌情保留个别繁体字和异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