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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40年五月，辛弃疾（字幼安）诞生在历城（今山东济南），这时距离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已经十三年。从小生长在沦陷的北方，辛弃疾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汉人在金朝统治下的屈辱与痛苦，多年以后，在《美芹十论》中他写道：“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他的祖父虽在金朝担任过县令、知府一类官职，却始终不忘故国，常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美芹十论》），甚至两次命辛弃疾前往金朝都城燕京观察山河形势，了解金军虚实，为将来起兵反金做准备。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辛弃疾，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仇雪耻的志向。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率兵五十馀万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民众趁机揭竿而起，聚结反抗，一时间烽火遍野。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举起抗金义旗，召集了两千志士，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协助耿京处理军事事务。在耿京部下，辛弃疾一方面积极联络并劝说其他义军归属于耿京麾下，使起义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建议耿京“决策南向”（《宋史》本传），主动与南宋朝廷取得联系，以便里应外合，更有效地打击金人，完成恢复中原的大业。次年（1162）正月，受耿京委派，辛弃疾等抵达建康（今江苏南京）面见宋高宗。在完成使命北归途中，惊悉耿京被降金叛将张安国杀害，义军已遭遣散。辛弃疾遂与耿京部下原马军将王世隆等相约，毅然率领五十骑兵，突袭济州（今山东巨野），从有五万之众的金兵营地生擒张安国，绑缚马上，疾驰渡江，交南宋朝廷处死。这一非凡壮举使辛弃疾名重朝野，“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三岁。朝廷委任他为江阴（今江苏江阴）签判，掌管地方司法。
签判之职虽然卑微，但江阴地处长江南岸，接近宋金边界，地理位置比较重要。辛弃疾满怀对于恢复事业的信心与希望，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在恪尽职守的同时，时刻准备着为朝廷北伐献计献策。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辗转于江西、湖北、湖南、两淮一带担任地方官，虽因政绩卓著而屡获迁升，由签判升任通判，由知州升任提点刑狱，由转运副使升任安抚使，却始终无缘参与恢复中原的大计。在主和派占据朝政上风的政治背景下，辛弃疾这位主战干将，越来越远离抗金前线，他的文韬武略只能被用于平定内乱。因此，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的二十年间，英雄渐老、时不我与的紧迫感日甚一日地在他内心深处焦灼。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抗战复国的主张与当时朝廷上下苟且偷安、患得患失的政治环境相冲突，而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刚直不阿的性格更使他难免世人的忌恨和排挤，这使他深感孤独和压抑。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被劾落职，于大有为之年退居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北的带湖。从此，他以稼为轩，自号稼轩居士，开始了漫长的赋闲生活，除一度短暂出任福州知州、福建提点刑狱与福建安抚使之外，先后在带湖和铅山瓢泉（今江西铅山县西南）闲居达十八年之久。尽管，他的物质条件依然优越，淳朴的乡间风俗、清新的田园风光、闲云野鹤般恬淡的生活也常常让他感受到难得的轻松与惬意，可是，沦陷的家园、破碎的河山总在他梦魂间萦绕：“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他无法放弃他毕生的理想！因此，他的内心在多重复杂的矛盾中起伏不断：时而壮志满怀，“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时而灰心绝望，“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时而啸傲山林，旷达闲适，庆幸自己能远离险恶的官场，“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水调歌头》）；时而委屈抑郁，愤懑辛酸，不甘于盛年废置、未老投闲，“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矛盾与痛苦无以自解，唯有以词抒怀，这十八年也因此成为他词作最为多产的时期。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夏，辛弃疾再度获得起用，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当时朝廷正在计划北伐，辛弃疾上任不久，即被征召进京，共商恢复大计。嘉泰四年（1204）三月，他被派往宋金前线的军事重镇镇江任知府，皇帝亲赐金带，勉励他加强边备。经历了四十馀年的苦苦等待，六十五岁的辛弃疾终于迎来了一展长才、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的难得机会，他的兴奋与激动可想而知！上任伊始，他立即下令沿边地区招募丁壮，制造战袍万件，准备亲自训练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劲旅；又派人潜入金国境内，详细了解敌方虚实，以便知己知彼，立于不败之地。这年秋天，他登上镇江城北的北固山，放眼古今，豪情万丈，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开篇气势如虹。上片追怀两位与镇江有关的历史英雄：三国时称雄江东、北拒曹操的吴国国主孙权，以及一度率兵北伐收复中原大片国土、终于代晋而立成就一代霸业的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在岁月风雨的侵蚀下，这些英雄人物虽然早已邈不可寻，但他们那种敢于奋起抵抗外侮、担负国家兴亡的英雄气概，却仍能给后人以极大的鼓舞。词人通过缅怀往古，抒发了自己追步先贤的宏伟壮志，慷慨豪迈之气溢于言表。然而，作为一位极富远见卓识的军事家，辛弃疾深知恢复中原的大业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南宋尚未具备对金用兵决胜的条件，需要周密部署，积极准备，才有可能克敌致胜。因此，词的下片借古讽今。换头三句以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冒险贪功、惨败而归的前车之戒，对已露急躁冒进态势的南宋朝廷提出忠告。接着抚今追昔：四十三年前金人攻破扬州，烧杀掠夺，烽火遍野，四十三年后的今天，人们歌舞升平，苟安太平，似乎早已忘记了当年的伤痛；四十三年前词人正当年少、英姿俊发，胸怀恢复中原的大志轻骑南归，而四十三年来却在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氛围中白白消磨了大好年华！如今英雄虽老，壮心不已，身在前线，仍不免忧谗畏讥，他渴望得到朝廷善始善终的真正重用。
然而现实是如此残酷，他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任期不满十五个月，就被弹劾罢职，开禧元年（1205）秋天重回铅山赋闲。几个月之后，正如辛弃疾所担心的，一场没有充分准备的北伐仓卒拉开了战幕，宋军由最初的小胜，很快逆转，节节败退。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朝廷曾多次征召辛弃疾，希望他能力挽颓局。无奈在经历了太多人生打击之后，辛弃疾早已身劳力瘁、病体难支，于开禧三年（1207）九月带着满怀未尽的遗愿含恨去世。第二年，宋金订立嘉定和议，以献出主持北伐的大臣韩侂胄的首级和增加岁币贡物为条件，南宋朝廷再次以耻辱换得了苟安。
在中国文学史上，词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学样式。晚唐五代词初起的时候，它只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歌词，在人们饮酒作乐时渲染气氛，以助酒兴。文人染指词的写作，基本上是抱持一种游戏的、娱乐的心态，并未将它作为自我抒发的工具。这种特殊功用与创作心态，使词的写作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式上升为传统，于是，作为一种文体，词的基本特性得以确立：题材不出乎美女爱情、伤春怨别，风格无外乎婉约纤柔、含蓄蕴藉。然而，“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刘勰《文心雕龙》）。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形成的词体特质固然有其稳定的自足性，也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创新。当词逐渐脱离音乐变为“不歌而诵”并日益走向书面阅读时，它原有的合乐应歌、娱宾遣兴的基本功能也就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苏轼对词的革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在保持词体深婉曲折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苏轼以其雄才健笔扩大了词的内容与题材，刷新了词的意境与风格，同时也对词的形式与音律有所突破。不过在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苏轼的革新在当时不仅应者寥寥，就连他本人虽已具备“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祭张子野文》）的理论自觉，将词视为和诗一样的抒情言志的文体，但也只是“偶尔作歌”（王灼《碧鸡漫志》），而且在词中表现的更多是失意挫折时的旷达情怀，较少书写占据他思想主体层面的用世之志。这表明在创作心态上，苏轼尚未真正做到诗词并重。直到两百年后辛弃疾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在辛弃疾的手中，词是他思想感情最重要的“陶写之具”（范开《稼轩词序》）；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人类思想感情的载体，词也从此变得与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同等重要。因此，透过辛弃疾留下的六百馀首词作，我们可以清晰而全面地感知他所处的时代、他的个性，以及他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
生当山河破碎、南北分裂的不幸时代，从小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和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辛弃疾对于民族所蒙受的耻辱有着更为痛切的感受。虽然他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相对和平安定的南方，但始终无法忘却惨痛的历史和沦陷的北国，强烈的爱国之志与浓浓的思乡之情相交织，因此，他常常在词中抒写这一份深沉的家国之痛，如《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这首词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前后，当时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使。宋室南渡之初（1129），金人曾长驱直入，直抵赣西。四十多年后，辛弃疾伫立郁孤台上，仰观俯察之际，旧恨新愁一齐涌上心头。那滚滚东去的清江水，流淌着多少被金人驱迫的难民的血泪？那曾经辉煌富庶的宋都汴梁，被无数青山遮挡在生灵涂炭、铁骑横行的远方。词作以痛切的语句写出了词人心头的悲愤和永不放弃的复国之志，真情郁勃，悲壮苍凉。
抒发对民族耻辱的悲愤，表达抗金报国、恢复故土的强烈愿望，是辛弃疾词作最突出的内容之一，也是南宋前期至中期文学的中心主题。与其他作家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较，辛弃疾词作有一种超群出众的独特魅力，这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个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辛弃疾一生以英雄自许，他的人生理想本来是要做一名声威赫赫的名将，驰骋疆场，像曹操、刘备、孙权等历史人物一样，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六十八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始终将个人的理想与时代的责任紧密结合，时刻准备着把一腔爱国壮志化为战斗行动，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因此，一方面在他的词作中，统一祖国的时代性宏大主题与成就功名的私人化个体抒情相叠加，显得格外真切感人；另一方面，个性中的英雄气概也使他的爱国词作常常在字里行间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如《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作者晚年名篇之一，与上文所引《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同时，且同为怀古感今之作。词作以自问自答的手法结构全篇，流畅自然，刚健有力。苏轼与辛弃疾同以豪放著称，故词史上常以“苏辛”并提。然而，正如清代词评家陈廷焯所言：“东坡词极名士之雅，稼轩词极英雄之气。”“极名士之雅”者缅怀英雄时，所感慨的是“人生如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而“极英雄之气”者凭吊往古时，所激赏的则是少年孙权敢于与曹操、刘备等前辈争雄的豪情与勇气。
然而，在主和派的压制下，辛弃疾长期处于投闲置散的状态，他的爱国之作、英雄之词，又往往与壮志难酬的苦闷之歌相杂糅。青年时代跃马横刀、驰骋沙场的短暂经历，成为他今生可望不可及的永恒追忆，实现复国大业、成就不朽功业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鹧鸪天》
这一类词作辛弃疾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奋勇不屈的英雄之气在强大残酷的现实压抑之下盘旋郁结，呈现于词作中便自有一种沉郁顿挫、委婉曲折之美，从而与词体特质相契合。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词作以雄浑与清丽兼具的笔触，写出了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壮士的无奈，也写出了一个有家难归的游子的悲哀。在词人眼中，那些如同美人发髻、玉簪一般清秀妩媚的山峦，无不含愁带恨；在词人耳中，那失群的孤雁凄凉、迷惘的鸣叫，又好似道出了他无人言说的心声。有时他也想学晋代的张季鹰潇洒率性、挂冠归去，可是他的家乡沦落在敌人之手；有时他也想学三国时代的许汜求田问舍，置天下兴亡于不顾，可是他常以刘备一类英雄人物相期许，又如何甘心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岁月无情，年华似水，刀剑闲置，恢复无望，他只能借酒浇愁，在失望与希望交织中备受煎熬。又如《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全用比兴，细腻缠绵，幽咽悲凄，极具沉郁顿挫之致。上片以伤春惜春之情寄托作者“美人迟暮”、壮志难酬的深沉感慨，同时也隐含着时机屡失、国势日衰而自己个人力量渺小微弱、无与于时的忡忡忧心。下片从“美人迟暮”一意拓进，借打入冷宫的汉武帝皇后阿娇自喻，以专宠一时的赵飞燕、杨玉环比拟嫉贤妒能的政敌，抒写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懑情怀。最后以景结情，以迷离惝恍的斜阳烟柳包孕全篇，含蓄蕴藉。
在前后长达二十馀年被迫闲居的漫长岁月中，尽管辛弃疾其志其情都不在田园山水、松竹鸥鹭，但是作为一位内心丰富而敏锐的词人，美丽的大自然与淳朴的乡村生活仍不时吸引着他赏爱的目光，他以清新秀丽、活泼灵动的笔触记录下了那些美好的村景。如：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清平乐》写江南农家和乐恬淡的日常生活，质朴平凡，有声有色。那软媚的吴音，溪边的顽童，仿佛呼之欲出，如在目前。《西江月》写农村初夏夜景，明月、清风、蝉鸣、蛙噪、馥郁的稻香、零星的阵雨，为词人信手拈来，疏淡自然。自词体确立以来，词作题材多局限于城市里的青楼歌馆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极少表现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生活。苏轼曾以五首《浣溪沙》词突破这一局限。辛弃疾承苏轼馀风，进一步开拓了这一题材领域，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乡村风俗画卷。
此外，辛弃疾还写过一些理趣词和爱情词。前者试图通过哲理的思辨来消解苦闷，安顿身心；后者抒写纯粹的爱情体验，深婉细腻，妩媚动人。体现了他思想感情的不同侧面。
在唐宋词史上，辛弃疾历来以豪放著称。而“豪放”既体现为由题材、意境、情感等有机结合所呈现的创作风格，又体现为一种放笔快意、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
首先，豪放是辛弃疾词作的主体风格。与报国的壮志、英雄的襟怀、军人的豪情这些宏大雄伟的题材内容相适应，他的笔下最常见的是弓刀、长剑、画戟、金戈、铁马、旌旗、画角、将军等军事物象，和惊湍、奔雷、骇浪、急雨、裂石、塞尘、西风、飞云等自然物象，在他奔放激越、瞬息万变的情感的涵摄下，构成沉雄开阔、壮丽动荡的艺术境界。如果说，苏轼词的豪放主要表现为在开阔高远的意境中展现参透世事的旷达与超然，那么辛弃疾词的豪放则主要表现为在奔腾耸峙、跌宕不羁的客观物象中寄寓永不消解的豪情与难以释怀的悲愤。因此，清代词评家陈廷焯说，苏轼“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辛弃疾“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可见，苏、辛虽然同为豪放词风的代表词人，由于身世背景、性情修养等的不同，其区别仍是十分显明的。
不过，倘若从放笔快意、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而言，苏、辛的豪放却自有其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苏轼“以诗为词”，从题材、手法、风格、声律等多个方面冲破传统藩篱，开创革新词派。辛弃疾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诗词散文合一的境界。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从政治、哲理到田园风光、民俗人情，从朋友之情、恋人之思到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内容，皆被他揽入词中，极大地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与之相应，辛词的艺术风格亦呈现出无限丰富性，以豪放为主而又变化多端，有时缠绵细致，如《祝英台近》（宝钗分）；有时朴素清新，如《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有时诙谐幽默，如《沁园春》（杯汝来前）；有时自然散淡，如《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传统词作多用比兴，以情景二字为词料，至柳永、苏轼，渐将叙事、议论等表现手法引入词中。辛弃疾融会前人的艺术成就，综合运用抒情、写景、叙事、议论等多种手法，把词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极致。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寓抒情于议论，将难以言说的深沉愁绪写得馀韵悠长；《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借李广故事现身说法，夹叙夹议，抒写出古今同慨的沉郁悲凉。当然，辛弃疾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与发展。他将这种旨隐辞微、含蓄婉转、极富象征性的传统表现手法，与低徊郁抑的志士怀抱相结合，以雄豪之气驱使纤词丽句，把悲壮深沉的主旋律题材表现得千回百转，开拓和深化了婉约词的意境。上文所引《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即是此类经典之作。在语言上，辛弃疾也体现出前无古人的自由与解放，彻底突破传统词家的用语框限，广泛运用《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史记》、《汉书》等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典故，同时兼收通俗朴拙的民间俗语，大量使用虚词、语气助词和散文句式，以及对话、问答乃至呼喝等独特语句，如“甚矣吾衰矣”（《沁园春》）直接移用《论语》中的感叹句，“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采用当时口语，“杯汝来前”（《沁园春》）以对话结构全篇，虽横放杰出，不拘绳墨，仍别有风味，不失美感。
辛弃疾在词体写作上如此全方位、大尺度的出位与突破，无怪乎时人评曰：“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徐釚《词苑丛谈》引）对此，我们该如何评价呢？一方面，“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故“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钱钟书语）。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为通行既久、已成习套的词体开出新境，使词的创作摆脱羁绊，进入自由的境界，从而带来了宋词繁荣发达、多姿多态的昌盛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词自有其不同于诗、文的本质规定性，以写诗作文的方法写词，还需保持词体婉曲多折的审美特性，“破体为文但不能摧毁其体，出位之思但不能完全脱离本位”（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苏轼、辛弃疾的名篇佳作，往往都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分寸，这既得力于他们不凡的艺术功力，更取决于他们的人品、性情与境界。所以，王国维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这些提示对于我们今天品读辛弃疾词作仍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辛弃疾词中的典故、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辛弃疾词的阅读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