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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它的问世，标志着英雄传奇这一章回小说类型的成熟。《水浒传》在叙事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典名著中只有《红楼梦》能与之相提并论。
一《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水浒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其主要依据是明嘉靖（1522—1566）间人高儒的《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合作者，他是元末明初人，这间接证明了施耐庵的生活年代。在通行的说法之外，还有两种非主流的观点：或断言“施耐庵其实并无其人”，“极可能就是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或断言施耐庵是江苏兴化或大丰人施彦端。
《水浒传》的通行本均为繁本，以其回目的多少作为区分标准，主要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其主要区别是，七十回本（即金圣叹评改本）的故事至“梁山泊英雄大聚义”结束，无招安以后的情节；百回本除了包含七十回本的所有故事外，还有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的情节；百二十回本除了包含百回本的所有故事外，还有征田虎、征王庆的情节。这三种版本中，百回本较为接近《水浒传》原著的面貌；至于征辽情节是否为原本所有，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在回目的多少之别外，《水浒传》因其描写的详略之异又分为繁本和简本。繁本和简本的区别，不在于回目的多少，而在于描写的详略、文词的繁简。繁本和简本孰先孰后，学术界意见不一，一般认为繁本在前，简本在后，删繁就简，乃是书商为了减少成本而采取的偷工减料的方式。简本文辞简陋，一般只作研究资料来用。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简本是双峰堂刊《水浒志传评林》，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曾影印出版。
《水浒传》曾与《三国志演义》合刊，题为《英雄谱》。此书有两种，一为明崇祯年间雄飞馆刊本《精镌三国水浒全书》，一为清代刊本《绣像汉宋奇书》，均别题《英雄谱》。《英雄谱》所收《水浒传》均系简本。
二《水浒传》以侠义故事为重心
《水浒传》是一部由宋代说话中的“小说”中经“讲史”发展而来的长篇，换句话说，《水浒传》是一部以“讲史”为框架、汇集“小说”话本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水浒传》在其漫长的故事演变和成书过程中，一方面依据绿林好汉的原型展开情节，具有某种程度的写实性；另一方面又从批判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对绿林故事加以改造，借题发挥，赋予小说以象征意蕴。但就总体而言，《水浒传》的重心是侠义故事。较之题材原型和象征意蕴，豪侠的生活世界更为作者所钟情。
侠义故事的核心之一是对生命力的崇拜。这一意蕴经由鲁智深、武松得到热情洋溢的表达。这两位好汉都具有好酒而不好色的性格。对于他们来说，酒是生命力的催化剂。其作用突出地呈现为两个方面：一、酒使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所谓“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即指他两番使酒。诚如《水浒传》第四回所说：“常言‘酒能成事，酒能败事’，便是小胆的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何况性高的人！”平日的鲁智深，虽也粗卤、豪爽，“每到晚便放翻身体，横罗十字，倒在禅床上睡；夜间鼻如雷响，如要起来净手，大惊小怪，只在佛殿后撒尿撒屎，遍地都是”，搅得五台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但毕竟有所节制；而一旦喝醉了酒，他便浩浩落落，打坍亭子，损坏金刚，无所不为，无所不做，刚心猛气，随意发泄。二、生命力在酒的作用下更加恣肆不羁，富于传奇色彩。鲁智深说过：“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第五回）他倒拔垂杨柳亦是“乘着酒兴”，否则怕没有那分豪气。（第七回）武松醉打蒋门神，痛饮是必要的程序。以此为出发点，《水浒传》以铺张的笔墨极力渲染“武松醉打蒋门神”之前饮酒的兴会，淋漓尽致，笔飞墨舞，以至于金圣叹在回前总评中感慨：其事如依史法，只须大书“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足矣；其文却将“酒人”“酒风”“酒赞”“酒题”一一写透（金本第二十八回，百回本第二十九回），充分显示出生命力的恣肆、豪宕、超越凡俗。
对豪侠的热情洋溢的赞美、对绿林好汉生活的真实描写和对社会政治的尖锐批判共同构成《水浒传》的主体内容。三者之间自然有衔接和统一之处：比如，鲁智深、林冲都曾是主流社会的一员，后来成为豪侠，沦落水泊，正是与现实政治中邪恶势力冲突或受其迫害的结果。但是，三者之间不能衔接和统一之处也是不容否认的。我们的任务是承认这种矛盾，并予以合理和深入的阐释。
三《水浒传》的艺术造诣
《水浒传》最为突出的成就，无疑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一，《水浒传》善于从发展变化中刻画人物。《水浒传》不仅合情合理地写出人物性格变化的历史环境、经历和遭遇，还能将变化了的人物性格生动准确地展现出来。林冲是个著名的例证。林冲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那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就与此相关：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受“不怕官，只怕管”的观念支配，自行熄灭了胸中怒火。他被陷害刺配沧州，还打算“挣扎着回来”。在前往沧州途中，两个解差对他肆意折磨，他还是低声下气。直到最后，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他不逃走就会被判死刑时，才下定决心上了梁山。当林冲手刃仇人后，作者又不失时机地用撵走众庄客，林冲独自一人“快活吃酒”的细节向读者显示：此后的林冲的确不再是原来那个逆来顺受的人物。其二，《水浒传》善于写出人物之间的区别，即使是性格相近的人物，也能写得个性分明。作者特别擅长同中见异的对比方法。比如林冲和杨志，他们社会地位较高，同属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但杨志走上造反之路，是他封妻荫子的理想彻底破灭的结果，其为人不值得称道；林冲虽然也怯于反抗，却从无逢迎拍马之举，能够较多地赢得同情。再如武松、鲁智深和李逵，三人都喜欢喝酒，但李逵不喝酒也像醉人，随时可能乱打一气；鲁智深醉了才任性胡为，不醉尚可；而武松即使醉了也能章法不乱，“醉打蒋门神”几乎可视为其人生状态的象征。三人都勇力非凡，却是在不同的情势下显示出来：武松被置于受到意外袭击的处境，如景阳冈遇虎；鲁智深是有板有眼的表演，如倒拔垂杨柳；李逵则是一味的鲁莽，如沂岭杀四虎、浪里斗张顺。此等笔墨，异常精彩。
“拳打镇关西”与景阳冈打虎显示了鲁智深、武松性格的许多侧面。“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身为提辖，却不愿使用手中的权力，而宁可用一双拳头教训坏人，他的疾恶如仇和真率令读者会心一笑。他的有限度的精明也是与他的疾恶如仇和真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他因为憎恶镇关西，故意寻开心，“消遣”他，先是要郑屠把十斤精肉切做肉末，上面一点肥肉都不许有，这郑屠整整切了“半个时辰”；接着要郑屠把十斤肥肉切做肉末，上面一点精肉都不准有，这郑屠“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饭罢时候”；又要郑屠把“十斤寸金软骨”切成末子，上面一点肉都不准有。所作所为，正如郑屠所说，这是特意来“消遣”他。这种“消遣”方式，表明鲁智深也有精细的一面。但他的精细是从属于其疾恶如仇的，所以接下来拳打郑屠，他便不免下手太重，本来只想让郑屠受皮肉之苦，却因用力过猛，无意中结果了郑屠。智深处事，受感情的支配胜于受理智的支配。武松不然。他非常理智，即使是在受到老虎突然袭击时，也能章法不乱。做某件事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做得漂亮。他往往像完成艺术品一样地完成一桩事情。为兄长报仇，每一程序都设计得天衣无缝；醉打蒋门神，一路“无三不过望”，其神情何等倜傥；“血溅鸳鸯楼”，大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对于一种意境的兴趣超过了对事情本身的兴趣。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说：“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鲁处，他也有些粗鲁；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金圣叹隐约感到而未能清楚说明的事实是：鲁智深的精细受感情支配的成分较多，武松的精细受理智支配的成分较多，二者的区别由此形成。
在技巧方面，悬念手法的采用是一个可供对比的话题。无论是《三国志演义》，还是《水浒传》，对悬念的兴趣都与民间说话的影响有关。但由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总体氛围不同，《三国志演义》仅仅在表现诸葛亮时使用悬念技巧，目的是把他塑造成为神奇莫测的人物，所以悬念技巧本身并不为历史演义作者所看重——如果不是为了把诸葛亮保持在神秘状态，我们确信罗贯中不会热心于采用悬念手法，这就造成了《三国志演义》悬念手法的非生活化倾向。与此形成对照，《水浒传》中的悬念并非某一人物的专利，英雄传奇作者对悬念的兴趣建立在乐于和读者捉迷藏这样一种纯粹小说家的心态之上，这就造成了《水浒传》悬念手法的广泛采用和生活化倾向。
《三国志演义》制造悬念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锦囊妙计，如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二是用“耳畔分付”的方式来宣布作战方案，即所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两种方式，都不是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形，而只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目的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水浒传》也注重悬念的设计，但不再采用锦囊妙计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方式，而是更加生活化，泯除了技巧的痕迹，从而在艺术上臻于更高的境界。比如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义夺快活林》。武松为兄长报仇，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等人，被刺配孟州。来到牢城营，因武松不肯托人情，还口口声声与差拨抬扛，牢友们都料定他“晚间必然”被“结果”：
众人说犹未了，只见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入来，问道：“那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么话说？”那人答道：“管营叫我送点心在这里。”武松看时，一大旋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寻思道：“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却来对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会。”
武松的想法也正是读者的想法，我们确实认为，这顿饭之所以丰盛，是因为武松马上就要被处决了，管营的用意是让他做个饱死鬼。然而，武松和读者都没有料对。到了晚上，并没有谁来结果武松，倒是“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入来”，好肉、好鱼、好酒地招待；不多时，又送热水来洗澡。武松以为洗澡后会被害死，却又并不。第二天请他搬家，武松以为是去土牢，却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去处。中午、晚上仍是盛情款待。
武松心里忖道：“由他对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到晚，又是许多酒菜下饭，又请武松洗浴了，乘凉歇息。武松自思道：“众囚徒也是这般说，我也这般想，却是怎地这般请我？”
确实，不仅众囚徒百思不得其解，武松也百思不得其解；不仅武松百思不得其解，读者也同样百思不得其解。瞒住武松是表面的现象，瞒住读者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能成功地瞒住读者，引发读者的牵挂和往下读的欲望，这就是悬念的作用。《水浒传》有意瞒住读者，却又不让人看出故意设置悬念的痕迹，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仿佛在顺其自然地展示生活，其实是精心制造悬念，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在语言运用上的这种优势，表现在叙述上，以明快、风趣见长，常常有评书的诙谐和节奏感；表现在描写上，以生动、准确见长，显示出精细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比如第十回“那雪正下得紧”一句，正如鲁迅《花边文学·“大雪纷飞”》所说，“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表现在人物语言上，以充分的个性化见长，众多好汉，各有其“声口”，各有其性情。李逵初上梁山，就口出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像“大皇帝”“小皇帝”这种话，只有出自李逵之口，才是恰切的。
《水浒传》16世纪已传入朝鲜，除中国原刻以外，还出现了朝鲜坊刻本、抄本和翻译本。《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当时的朝鲜学者，对文言比较熟悉，而对白话文不太精通，朝鲜显宗十年（1669）特为读《水浒传》而出版了《水浒传语录》。日本于1757年出版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全译本。法国于1850年出版《水浒传》摘译本，1978年出版120回的全译本。目前，《水浒传》已有英、法、德、日、俄、拉丁、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泰国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水浒传》在海外广泛流传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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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编有《中国文学编年史》，著有《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