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我再次见到了他。好莱坞大道的商店已经摆出了价钱虚高的圣诞破烂,报纸开始每天嚷嚷你要是不早点完成圣诞购物会有多糟糕。其实完不完成都一样糟糕。向来如此。
离我办公室那幢楼还有三个街区,我看见一辆警车当街停车,车里有两个铜纽扣盯着商店橱窗旁人行道上的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就是特里·莱诺克斯,或者说他本人剩下的一点东西,而且这一点东西怎么看都不太诱人。
他靠着一家店的门脸。他必须靠着点什么东西才行。他的衬衫脏兮兮的,领口敞开,半边扯在上衣外,半边还在里面。他四五天没刮脸了。他的鼻梁有点歪。他的皮肤苍白得连那些细长的伤疤都快看不见了。他的眼睛像雪堆上戳出来的两个窟窿。巡逻车里的铜纽扣显然打算动手抓他了,于是我加快步伐走过去,拉住他的胳膊。
“站起来跟我走,”我说,装得凶巴巴的,背对着街道朝他使眼色,“能做到吗?又喝醉了?”
他蒙蒙眬眬地打量我,然后露出只有半边脸的微笑。“之前是醉了,”他低声说,“这会儿好像只是有点——没力气。”
“好吧,但你给我站起来。你已经半截身子进醒酒仓了。”
他勉强站直,让我扶着他从人行道上的闲汉之间走到路旁。有辆出租车正在等客,我试了试车门。
“他先。”司机说,用大拇指点了点前面一辆出租车。他扭过头,看见特里。“只要他肯接这一单。”他又说。
“有点急。我朋友不舒服。”
“是吗,”司机说,“他可以换个地方不舒服。”
“五块,”我说,“你给我笑得好看一点。”
“那好吧。”他说,把封面画着火星人的杂志插到后视镜后面。我打开车门,把特里·莱诺克斯塞进去,巡逻车的黑影挡住了另一侧的车窗。一个灰发警察下车走过来,我绕过出租车迎上去。
“老弟,等一下。怎么回事?脏衣服里的这位先生是你的亲密朋友?”
“亲密得足够让我知道他需要朋友。他没喝醉。”
“肯定是为了钱吧。”警察说。他伸出手,我掏出执照放上去。他看了看还给我。“哦哦,”他说,“一位私家侦探捡了个客人。”他的语气变得强硬。“但是,马洛先生,执照上只有你的一丁点儿信息。他呢?”
“他叫特里·莱诺克斯。从事电影业。”
“好极了。”他把脑袋伸进出租车,盯着瘫在后排角落里的特里。“我得说他最近好像没工作。我得说他最近没在室内睡过觉。我甚至得说他是无业游民,我们似乎应该送他进去。”
“你们的逮捕纪录没那么低吧,”我说,“毕竟是好莱坞嘛。”
他继续盯着特里看。“哥们儿,你这位朋友叫什么?”
“菲利普·马洛,”特里慢悠悠地说,“家住月桂山谷的丝兰大道。”
警察把脑袋从车里拔出来,转过身,打个手势。“说不定是你刚刚告诉他的。”
“说不定,但我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一两秒。“这次我就信了,”他说,“别再让他出现在街上。”他坐进警车,警车开走了。
我坐进出租车,我们走了三个街区多一点,来到我停车的停车场,换上我那辆车。我掏出一张五块递给出租车司机。他凶巴巴地瞪我一眼,摇摇头。
“表打多少就是多少,老弟,实在大方就给一块好了。我自己也倒霉过。在弗里斯科。没人拉我一把,也没出租车肯载我。那是个铁石心肠的城市。”
“圣弗朗西斯科。”我机械地纠正他。
“我就叫它弗里斯科 ,”他说,“去他妈的少数群体。谢了。”他接过一块钱,开走了。
我们去了一家免下车餐厅,他们做的汉堡包味道不像连狗也不肯吃的那种玩意儿。我请特里·莱诺克斯吃了两个汉堡包和一瓶啤酒,然后开车带他回家。台阶对他来说还是个挑战,但他咧咧嘴,喘息着爬了上去。一小时后,他刮过脸洗过澡,看上去又是个人类了。我们坐下来,一人一杯度数非常低的小酒。
“算你走运,还记得我叫什么。”我说。
“我特地记住的,”他说,“我还查过你是谁。否则我成什么人了?”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一直住在这儿。还有一间办公室。”
“我为什么要劳烦您呢?”
“你似乎总得劳烦一个什么人。你似乎没几个朋友。”
“哦,我有朋友,”他说,“算是吧。”他转动桌子上的酒杯。“求助的话我不太能说出口,尤其一切还都是我自作孽。”他抬起头,露出疲惫的笑容。“也许有朝一日我能戒酒。酒鬼都这么说,对吧?”
“需要三年左右。”
“三年?”他震惊道。
“通常如此。那是另一个世界。色彩会变得没那么绚烂,声音会变得没那么嘈杂,你必须习惯才行。你还必须接受反弹的可能性。你以前的熟人会变得有点生疏。大部分人你甚至都喜欢不起来,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
“这个倒是算不上多大的变化,”他说,扭头看挂钟,“我有个两百块的手提箱存在好莱坞汽车站。我可以取出来当掉,买个便宜的,剩下的钱够我坐大巴去维加斯了。我在那儿能找到工作。”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坐在那儿抿酒。
“你在想这个主意来得未免太快了一点。”他静静地说。
“我在想这些事背后肯定有名堂,但反正和我没关系。工作是百分之百能找到还是仅仅希望而已?”
“百分之百。我在军队里的一个老熟人在那儿管一家大型俱乐部,水龟俱乐部。他有一半是个黑道,当然了,这种人都是——但另一半是个好人。”
“车票和其他费用我可以帮你出。但花出去的钱你别让我打水漂。你最好先打个电话跟他聊聊。”
“谢了,但不需要。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他从来没让我失望过。那个手提箱能当五十块。我有经验,我知道。”
“听我说,”我说,“你需要的东西我能解决。我可不是什么软心肠的滥好人。所以我给你什么你就收下,然后好好做人。我希望你能滚出我的生活,因为我对你有一种感觉。”
“真的?”他低头看酒杯。杯里的东西他只品了一小口。“咱们只见过两次,两次你对我都好得不一般。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等我下次见到你,你的麻烦会大得我想帮也帮不了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有就是有。”
他用两根手指的指尖轻轻抚摸右脸。“也许是因为这个。让我看上去有点凶相,大概吧。但这是光荣的伤疤,至少也是光荣负伤的结果。”
“不是因为那个。那个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我是私家侦探。你是个我不必解决的难题。但难题确实存在。就说是预感好了。要是想让我说得特别客气,说是对性格的感觉也行。舞蹈家俱乐部那姑娘甩了你也许不仅因为你喝醉酒。也许她也感觉到了。”
他无力地笑了笑。“我曾经娶过她。她叫西尔维娅·莱诺克斯。我娶她是为了她的钱。”
我站起来,皱起眉头看着他。“我炒几个鸡蛋给你吃。你需要食物。”
“稍等一下,马洛。你在想既然我穷困潦倒,西尔维娅有的是钞票,我为什么不问她要几块钱花花。你听说过自尊吗?”
“莱诺克斯,你要笑死我了。”
“是吗?我这种自尊不一样,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的男人的自尊。惹你生气,对不起了。”
我走进厨房,做了加拿大熏肉、炒蛋、咖啡和吐司。我们在早餐角吃东西。这幢屋子属于一个是屋子必然有早餐角的时代。
我说我要去趟办公室,回来路上替他取手提箱。他把存根给我。他的脸上有了一点血色,眼睛不再深陷于脑袋里,你得找一会儿才能发现。
出门前,我把威士忌酒瓶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在这上面试试你的自尊吧。”我说。
“还有,给维加斯打个电话,就当卖我一个人情了。”
他只是微笑,耸耸肩。下台阶的时候我还在生闷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宁可饿肚子流浪也不肯典当他的行头。天晓得他有什么人生准则,总之他遵守得倒是很严格。
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夸张的一个手提箱。漂白的猪皮质地,崭新的时候应该是淡奶油色。配件金灿灿的。英国制造,要是能随便买到现货,价钱应该是八百,而不是两百。
我把手提箱咣当一声放在他面前。我望向咖啡桌上的酒瓶。他没碰过。他和我一样清醒。他在抽烟,看上去并不怎么乐意。
“我给兰迪打了电话,”他说,“他怪我为什么不早点找他。”
“结果要陌生人帮你,”我说,“西尔维娅的礼物?”我指着手提箱。
他望向窗外。“不是。别人在英国给我的,在认识她之前很久。事实上,非常久了。要是你能借我一个旧的,我愿意把它留给你。”
我从皮夹子里取出五张二十块扔在他面前。“用不着抵押物。”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又不是开当铺的。我只是不想带它去维加斯,而且也用不着这么多钱。”
“行啊。钱你拿着,手提箱我留着。不过这屋子很容易遭贼。”
“无所谓,”他漠不关心地说,“完全无所谓。”
他换了身衣服,五点半左右,我们在穆索餐厅吃饭。没喝酒。他在卡温格大道上了大巴,我开车回家,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他的空手提箱放在我床上,他拿出了里面的东西,放进我的一个轻便手提箱。他的手提箱有一把金钥匙,插在一个锁眼里。我锁好空手提箱,把钥匙拴在提手上,手提箱放进衣橱最高的一格。它似乎不完全是空的,但无论里面有什么都和我没关系。
那是个安静的夜晚,屋子似乎比平时更空旷。我摆出棋盘,和斯坦尼茨 下了一盘法兰西防御。他用了四十四步击败我,但我也让他冒了两次冷汗。
九点半,电话铃响了,说话的声音我听见过。
“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
“对,我是马洛。”
“马洛先生,我是西尔维娅·莱诺克斯。上个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舞蹈家俱乐部门外短暂地见过一面。听说后来你大发善心,送特里回家了。”
“确实是我。”
“你应该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是夫妻了,但我还是有点担心他。他搬出了西木区的公寓,似乎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咱们见面的那天晚上,我注意到了你有多担心他。”
“听我说,马洛先生,我和他曾经是夫妻。我对酒鬼没什么同情心。也许因为我有点冷酷,也许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可做。你是私家侦探,要是你不想和我聊天,咱们可以当生意谈。”
“当什么谈都没必要,莱诺克斯夫人。他上了一辆去拉斯维加斯的大巴。他在那儿有个朋友,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她一下子高兴了起来。“噢——拉斯维加斯?他真是恋旧。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猜他大概是忘记了,”我说,“否则他肯定会去别的什么地方。”
她没有挂电话,而是笑了起来。吃吃的笑声十分可爱。“你对客户总是这么没礼貌?”
“莱诺克斯夫人,你不是我的客户。”
“说不定以后会是。谁知道呢?就当我是你的女性朋友好了。”
“答案是一样的。他穷困潦倒,又脏又饿,一毛钱也没有。假如你认为值得花这个时间,就肯定能找到他。他以前不想要你的东西,现在多半还是不想要。”
“这个,”她冷冰冰地说,“就不是你有可能知道的了。晚安。”她挂断电话。
她说得当然完全正确,我做得完全不对。但我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感到气恼。要是她早半小时打给我,我说不定会恼怒得打斯坦尼兹一个落花流水——不过他已经死了五十年,棋局是从书上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