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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艾琳的门口停下，听了一会儿。房间里没有任何响动，所以我没敲门。要是她想知道丈夫的情况如何，就自己去找答案吧。楼下的客厅显得明亮而空旷。我关掉几盏灯，站在前门附近仰望阳台。客厅中部挑空，与房屋内墙等高，裸露的大梁从中穿过，同时也支撑起了阳台。阳台很宽，两侧边缘的坚实护栏高约三英尺半。护栏的顶部和立柱切割成方形，以搭配横梁。穿过一道方形拱门是餐厅，拱门里嵌着双开的百叶门。我猜餐厅楼上是仆人房。二楼的这个区域用墙壁隔开，应该有另一条楼梯从厨房区域上去。韦德的卧室在书房楼上，同样是拐角房间。我能看见从他卧室敞开的门里照出的灯光映在天花板上，还能看见他卧室门的最顶上一英尺。
我关掉所有的灯，只留下一盏落地灯，然后走向书房。书房关着门，但里面亮着两盏灯，一盏是皮沙发尽头的落地灯，另一盏是带灯罩的台灯。打字机在台灯下的沉重底座上，桌上它的旁边有一大堆乱糟糟的黄色打字纸。我坐进软垫椅，打量房间里的陈设。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割伤头部的。我坐进写字台前的椅子，电话在我的左手边。椅子弹簧很松，要是向后仰翻过去，脑袋有可能撞在桌角上。我润湿手帕，擦拭桌角的木头。没有血，什么都没有。桌上有很多东西，有两只青铜大象之间的一排书籍，有老式的方形玻璃墨水池。我擦了擦墨水池，没有任何结果。其实我找来找去没什么意义，因为假如他是被人袭击的，凶器未必会留在房间里。另外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在场。我起身打开吊顶灯。灯光照进黑暗的角落，答案原来就这么简单。一个方形金属废纸篓翻倒在墙根，废纸撒了一地。这东西不会自己走到那儿去，所以肯定是被扔或踢过去的。我用润湿的手帕擦了擦废纸篓的尖角。这次我看见了棕红色的血迹。没什么悬疑可言。韦德后仰翻倒，脑袋撞在废纸篓的尖角上——应该只是擦了一下——然后自己爬起来，一脚把那个鬼东西踢到了房间另一头。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他大概又飞快地喝了一杯。酒在沙发前的鸡尾酒桌上。一个空瓶，另一个四分之三满，一个保温瓶，一个银碗里盛着水，原先应该是冰块。杯子只有一个，而且是特大号的。
喝完酒，他觉得稍微好点了。他稀里糊涂地发现听筒没放好，很可能不记得他用电话干了什么。于是他走过去，把听筒放回底座上。时间刚好对得上。电话给人以强迫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被工具驱使，爱它恨它又怕它。但他对电话总是毕恭毕敬，哪怕喝醉了也一样。电话是一种拜物教。
普通人会先打声招呼，确定电话没有通再放好听筒，但一个人喝得醉眼朦胧还摔了一跤就未必了。再说这个细节并不重要。放好听筒的有可能是他妻子，她有可能听见丈夫摔倒和废纸篓碰到墙壁的声音，走进书房查看情况。而这时他最后喝的那杯酒已经上头，他踉踉跄跄走出屋子，穿过门前草坪，在我找到他的地方昏倒。有人会来找他。当时他不知道是谁。或许是好心人维林杰医生。
到这里都说得通。那么，他妻子会怎么做呢？她应付不了他，没法和他讲道理，甚至不敢接近他。所以她有可能请人来帮忙。仆人今天放假，因此只能打电话叫人。嗯，她给什么人打过电话。她打给了和蔼的洛林医生。先前我以为她是在我来了以后打电话给他的。实际上她并没有这么说。
接下来就开始对不上了。按理说她会去找他，发现他，确定他有没有受伤。一个温暖的夏夜，他在地上躺一会儿倒是没什么。她搬不动他。我使出了浑身力气才扛起他。但按理说你不该发现她站在敞开的门口抽烟，对丈夫的下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还是说有可能？我不知道她在他身边有过什么样的遭遇，他在那种情况下会变得多么危险，她有多么不敢靠近他。“受得了的我已经受够了，”我来的时候她这么说，“你去找他。”然后她回到屋里，昏倒在地。
我还是想不通，但暂时只能这样了。我只能假定她经常遇到这种局面，知道她无能为力，只能顺其自然，因此这次她也该这么做。就这样。顺其自然。让他躺在外面地上好了，直到有足够体力的人赶来处理他。
但我还是想不通。坎迪和我抬他上楼回卧室，她却告退躲进了自己的房间，这一点我也想不通。她说她爱这个男人。他是她丈夫，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他清醒时是个非常温和的好男人——这是她的原话。喝醉酒他就变了个人，必须避而远之，因为他很危险。好吧，算了吧。但不知为何，我就是想不通。假如她真的害怕，就不会站在敞开的门口抽烟了。假如她只是怨恨、冷漠或嫌恶，就不会晕倒了。
肯定有其他的原因。比方说另一个女人。当时她刚刚发现。琳达·洛林？有可能。洛林医生这么认为，而且非常公开地这么宣称。
我不再多想，掀开打字机的盖子。东西就在里面，几张黄色打字纸，我应该销毁，免得被艾琳看见。我拿着它们走向沙发，心想我有资格倒杯酒边喝边看。书房有半个卫生间。我洗干净高杯，斟了一杯美酒，坐下开始阅读。我读到的东西委实癫狂。抄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