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刮脸，穿戴整齐，和平时一样开车进城，和平时一样把车停在老地方，假如停车场管理员凑巧知道我是个重要的公众人物，那他掩饰得也着实不错。我上楼，顺着走廊向前走，掏出钥匙开门。一个相貌斯文的黝黑男人盯着我。

“你是马洛？”

“是又怎样？”

“别走开，”他说，“有人想见你。”他把后背和墙壁分开，没精打采地走远了。

我走进办公室，捡起地上的信件。桌上还有更多的信件，是晚班清洁女工放在那儿的。我打开窗户，撕开一个个信封，扔掉我不想要的那些，其实也就是全部。我打开另一扇门上的电铃开关，填好烟斗点燃，然后坐在椅子上等待客户喊救命。

我以超然的心情想着特里·莱诺克斯。他已经退隐到了远方，白发、疤脸、柔弱的魅力和他那种独特的自尊。我不想评判或分析他，正如我从不问他怎么受伤和为什么会允许自己娶西尔维娅那么一个女人。他就像你在客轮上认识的旅客，混得很熟，实际上对他一无所知。他离开时也像那么一个人，在码头和你道别，说老兄咱们保持联系，而你知道你不会和他联系，他也不会和你联系。你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就算见到，他也完全是另一个人，只是休闲车厢里的又一个扶轮社会员。生意怎么样？哦，还凑合。你气色不错。你也是。我长了不少肥肉。咱们谁不是呢？还记得“弗兰科尼亚”号上的那次旅行吗？当然记得，太精彩了，对吧？

那次旅行精彩个屁。你无聊得要死。你和他聊天仅仅因为周围其他人都无法引起你的兴趣。也许特里·莱诺克斯和我也是这样。不，不完全是。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在他身上投资了时间和金钱，还有冷库里的三天，更不用说下巴上吃的拳头和脖子上挨的那一下了，我每次吞口水都会记起来。现在他死了，我甚至没法把五百块还给他。这让我很生气。永远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你生气。

门铃和电话同时响起。我先接电话，因为门铃响只代表有人走进了我那间没有酒瓶大的等候室。

“是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找你。稍等片刻。”

电话接通他。“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他说，仿佛不知道他该死的秘书已经报过姓名了。

“早上好，恩迪科特先生。”

“很高兴听说他们放了你。我猜你大概想通了，没有和他们作对。”

“没什么想不想通的，只是固执而已。”

“我估计你大概不会再听到这个案子的消息了。但假如你听到了，需要帮助，给我打个电话就好。”

“为什么？那家伙死了。警察要耗费无数时间才能证明他曾经接触过我。然后他们还必须证明我知道犯罪事实。然后还要证明他是罪犯或畏罪潜逃。”

他清清喉咙。“也许，”他小心翼翼地说，“别人没有告诉你，他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自白书。”

“他们告诉我了，恩迪科特先生。我知道我在和一位律师打电话。要是我主张自白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必须得到证实，是不是就有点出格了呢？”

“很抱歉，我没时间和你讨论法律，”他不客气地说，“我正要飞往墨西哥，前去办理一项令人不愉快的事务。你大概能猜到是什么吧？”

“嗯哼。取决于你到底代表谁了。你并没有告诉我，还记得吗？”

“我记得很清楚。好了，马洛，再见。我提供帮助的承诺依然算数。但同时请允许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别太确定你已经脱身了。你这个行当的风险很大。”

他挂断电话。我慢慢地放下听筒。我呆坐片刻，一只手按着电话，恶狠狠地盯着它。然后我抹掉脸上的怒容，起身打开通往等候室的连接门。

一个男人坐在窗口翻杂志。他穿蓝灰色的正装，浅蓝色的格子图案淡得几乎看不见。他架着二郎腿，穿黑色软鹿皮系带鞋，这种鞋上有两个气孔，和健步鞋一样舒服，不会走一个街区就磨破袜子。他的白手帕叠得方方正正，背后露出墨镜的一端。他有一头浓密的黑色波浪卷发。他晒得非常黑。他抬起头，眼睛和小鸟的一样明亮，细如发丝的小胡子底下绽放笑容。他的领带是深棕色，在白得耀眼的衬衫上打成一个钻石结。

他扔下杂志。“垃圾杂志就喜欢狗屁文章。”他说，“我在读一篇说科斯特洛的。是啊，科斯特洛的事情他们全知道。就像特洛伊海伦的事情我全知道。”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

他不慌不忙地打量我。“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说。

“什么？”

“你，马洛。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们收拾了你一顿狠的？”

“这儿那儿挨了几下吧。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奥尔布莱特对格里高利发话以后？”

“不。不是以后。”

他轻轻点头。“算你有脸，居然请得动奥尔布莱特对那混球开火。”

“我问和你有什么关系。顺便说一句，我不认识奥尔布莱特专员，也没有请他做任何事情。他凭什么要为我做任何事情？”

他闷闷不乐地盯着我。他缓缓起身，优雅得像豹子。他穿过等候室，望进我的办公室。他朝我摆摆头，自己走了进去。他这种人，无论来到哪儿，那里都会变成他的地盘。我跟着他进去，随手关上门。他站在办公桌旁边环顾四周，似乎觉得很好玩。

“你是个小人物，”他说，“非常小的小人物。”

我走到办公桌后面，等他说下去。

“马洛，你一个月挣多少？”

我没理他，自顾自地点烟斗。

“顶多七十五块。”他说。

我把烧完的火柴扔进烟灰缸，吐出一口烟。

“你是个可怜虫，马洛。花生仁大的那么一丁点儿。你太小了，拿放大镜才能看见你。”

我什么都不说。

“你有一些廉价的情感。你从头到脚都廉价。你和人交朋友，喝了几杯酒，说了些笑话，他倒霉的时候塞给他几块钱，你就把自己卖给他了。简直像喜欢看《弗兰克·梅里维尔》的小学生。你没胆量，没脑子，没关系，没见识，于是你假模假式地摆出姿态，盼着人们扑到你怀里哭。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露出厌烦的小小笑容，“在我的账本里，你一分钱都不值。”

他俯身越过桌面，用手背拍了拍我的脸，随意而轻蔑，没有要打疼我的意思，小小的笑容始终待在他脸上。我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他慢慢地坐下，一只胳膊肘撑着桌面，用晒成棕色的手托着晒成棕色的下巴。鸟一般明亮的眼睛盯着我，视线中除了明亮什么也没有。

“廉价货，知道我是谁？”

“你叫门南德斯。道上兄弟叫你门迪。日落商业街是你的地盘。”

“是吗？我怎么会这么厉害？”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起步时说不定是墨西哥妓院里拉皮条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金色烟盒，取出一支棕色香烟，用金色打火机点上。他吐出辛辣的烟雾，点点头。他把金色烟盒放在桌上，用指尖轻轻摩挲。

“我是个有本事的坏蛋，马洛。我挣许许多多的钱。我有许许多多的钱去孝敬我必须孝敬的人，为的是挣许许多多的钱去孝敬我必须孝敬的人。我在贝尔艾尔 有幢九万块的房子，花在装修上的钱已经不止这个数了。我有个比白金还白的漂亮老婆，两个孩子在东边的私立学校念书。我老婆在钻石上花了十五万，皮草和衣服上花了七万五。我有一个管家、两个女仆、一个厨子、一个司机，还有一只猢狲跟着我走来走去。我到处有情妇。我什么都是最好的，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酒，住最好的酒店套房。我在佛罗里达有幢房子，有一艘能出海的游艇，光船员就有五个人。我有一辆宾利、两辆凯迪拉克、一辆加长克莱斯勒，还有一辆名爵给我儿子用。过两年我女儿也会有一辆。请问你有什么？”

“没什么，”我说，“今年我有一幢屋子可以住——就我一个人。”

“没女人？”

“只有我。除此之外我还有你眼前看见的这些东西、银行里的一千两百块和几千块债券。算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你接一单活儿最多能挣多少？”

“八百五。”

“我的天，一个人还能廉价到什么程度？”

“别演戏了，直说你要干什么吧。”

他熄灭抽到一半的香烟，立刻又取出一支点上。他靠在椅背上，朝我噘起嘴唇。

“我们三个人蹲过一个散兵坑，”他说，“比地狱还冷，到处都是积雪。我们吃罐头食物，冰凉冰凉的。偶尔有炸弹，迫击炮更多。我们冻得脸色发青，我说的是真的发青，兰迪·斯塔尔、我，还有这位特里·莱诺克斯。一颗迫击炮炮弹就落在我们中间，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没爆炸。德国佬有很多花招。他们的幽默感非常扭曲。有时候你以为是哑弹，三秒钟后却忽然不是了。兰迪和我都还吓得动弹不得，特里抓起那颗炮弹，跳出了散兵坑。老兄，我是说他真的快，像个最优秀的控球手。他卧倒在地，同时把炮弹扔出去，它在半空中爆炸了。大部分从他头顶上飞过去，但有一块弹片打中了他的半边脸。就在这时，德国佬发动进攻。再回过神来，我们已经不在那地方了。”

门南德斯停了下来，明亮的黑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谢谢你告诉我。”我说。

“你倒是开得起玩笑，马洛。你挺地道。兰迪和我讨论过，我们觉得特里·莱诺克斯遇到的那些事情足够搞坏任何一个人的脑子。我们有好几年一直以为他死了，但他没有。德国佬俘虏了他。他们修理了他差不多一年半。活儿干得不错，但他被摧残得太厉害了。我们花了很多钱查明真相，又花了很多钱找到他。不过战后我们在黑市上挣了大钱。我们付得起。特里救了我们的命，得到的却只有半张好脸、一头白发和严重的神经症。他在东面成天喝酒，这儿那儿地被抓了许多次，整个人差不多废了。他有心事，但我们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忽然听说他娶了那个有钱娘们儿，走了上坡路。然后和她离婚，又走下坡路，又和她结婚，最后她死了。兰迪和我什么都没法为他做。他不肯，除了维加斯的那份短期工作。他惹上了真正的麻烦，不来找我们，却去找你这么一个廉价货，一个能被警察耍着玩儿的家伙。现在他死了，没有和我们告别，没有给我们机会还人情。我能把他弄出国，比赌神洗牌都快。他却去找你哭诉了。这让我很生气。一个廉价货，能被警察耍着玩儿的家伙。”

“警察能把任何人耍着玩儿。所以你要我怎么做？”

“放手。”门南德斯绷着脸说。

“放什么手？”

“不要企图靠莱诺克斯案件捞钱捞名声。事情结束了，板上钉钉。特里死了，我们不希望他再被打扰。他吃的苦已经够多了。”

“一个有情怀的流氓，”我说，“笑死我了。”

“当心你那张嘴，廉价货。当心你那张嘴。‘门迪’门南德斯不和人吵架。他只下命令。自己另找办法挣钱。听懂了？”

他站起身。会面结束。他拿起手套。雪白的猪皮手套。新得像是从没戴过。衣冠楚楚的那种人，门南德斯先生，但表面伪装之下是个暴虐的男人。

“我对名声没兴趣，”我说，“也没有人要付我钱。他们为什么要付，付钱要我干什么？”

“别逗我玩了，马洛。你在冷库里待了三天不会只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你得到了好处。我不会说是谁给的，但我能猜到。我脑子里的那一位有的是钞票。莱诺克斯案件已经结案了，永远结案，除非——”他突然停下，手套一下一下地拍打桌角。

“除非特里没有杀她。”我说。

他的惊讶比露水姻缘婚戒上的黄金还要少。“我很乐意赞同你的这个想法，廉价货，可完全说不通。即便说得通，要记住特里想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该怎样就怎样吧。”

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咧嘴笑了。

“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拿腔拿调地说，“一条硬汉。放我进来随便践踏他。几毛一块就可以雇他办事，任何人都能耍他玩儿。没钱，没家人，没前途，什么都没有。廉价货，咱们回头见。”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咬紧牙关，望着他的金色烟盒在办公桌一角闪闪发亮。我觉得自己又老又疲惫。我慢慢起身，伸手去拿烟盒。

“你忘了这个。”我说，从办公桌里面走出来。

“那东西我有五六个。”他嗤笑道。

我走到离他足够近的地方，拿着烟盒递给他。他小心翼翼地向它伸出手。“那你有没有五六个这个？”我说，使出全部力气一拳打在他的腹部中央。

他呻吟着弯下腰。烟盒掉在地上。他后退靠在墙上，两只手痉挛似的前后抖动。他拼命想把空气吸进肺里。他疼得冒汗。他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极慢的速度直起腰，我们回到四目对视的姿势。我伸出手，一根手指顺着他下巴的线条从左摸到右。他一动不动地受着。最后，他棕色的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没想到你有这个胆子。”他说。

“下次记得带枪，要么就别叫我廉价货。”

“我有个小子带枪。”

“那就带上他。你会需要他的。”

“你这人生起气来还挺厉害，马洛。”

我用脚把金色烟盒推到侧面，弯腰捡起来递给他。他接过烟盒，扔进衣袋。

“我看不透你，”我说，“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跑到这儿来嘲笑我。然后我发现答案很无聊。所有的硬汉子都很无聊。就像玩一副里面全是A的牌。你什么都有，但又什么都没有。你只知道坐在那儿自我欣赏。难怪特里不肯找你帮忙。感觉就像找妓女借钱。”

他用两根手指轻轻按住腹部。“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很抱歉，廉价货。你的俏皮话说一句都嫌多。”

他走过去开门。靠在对面墙上的保镖直起腰，转过身。门南德斯摆摆头。保镖走进办公室，面无表情地打量我。

“仔细看清楚，奇克，”门南德斯说，“免得需要的时候认不出来。你和他有朝一日说不定有事情要谈。”

“我已经见过他了，老大。”文雅黝黑抿着嘴的男人抿着嘴说，他们这些人都喜欢这么说话。“他还烦不了我。”

“别让他打你肚子，”门南德斯苦笑道，“他的右勾拳不是开玩笑的。”

保镖只是轻蔑地看着我。“他近不了我的身。”

“好吧，廉价货，再见了。”门南德斯对我说，走了出去。

“回头见，”保镖冷冷地说，“我叫奇克·阿古斯帝诺。估计你会认识我的。”

“就像一张脏报纸，”我说，“提醒我别踩你的脸。”

他下巴的肌肉鼓了起来。他忽然转身，跟着老板出去了。

气压铰链门缓缓关上。我听了一会儿，但没有听见他们在走廊里走远的脚步声。他们的步伐像猫一样轻柔。等了一分钟，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我开门向外看。走廊里确实空无一人。

我回到办公桌前坐下，花了一点时间琢磨门南德斯这么一个挺有身份的流氓头子为什么舍得花时间，亲自来我办公室警告我别多管闲事，而仅仅几分钟前休厄尔·恩迪科特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只是措辞有所不同而已。

这个方向我走不通，我心想不如干脆撞个南墙试试看。我拿起电话，打给拉斯维加斯的水龟俱乐部，传呼电话 ，菲利普·马洛找兰迪·斯塔尔先生。运气不好。斯塔尔先生去外地了，要找其他人吗？算了。我甚至不是特别想找斯塔尔谈。心血来潮而已。他离我太远，没法揍我。

接下来的三天平安无事。没人朝我挥拳头或开枪，没人打电话给我，警告我别多管闲事。没人雇我找离家出走的女儿、偷人的老婆、丢失的珍珠项链、不翼而飞的遗嘱。我傻坐在椅子里看墙。莱诺克斯案件死得和它出生一样突兀。有一场简短的庭审，没有传唤我。庭审选了个稀奇的时间开始，没有预先通知也没有陪审团。验尸官得出结论：西尔维娅·波特·韦斯特海姆·德·乔吉奥·莱诺克斯因其丈夫特伦斯·威廉·莱诺克斯的蓄意谋杀而死，而莱诺克斯已在法医办公室的管辖范围外亡故。他们多半读了一遍自白书以记录在案。自白书的真实性多半已经得到验证，足够让验尸官满意。

尸体发还家属，空运回北方，在家族墓园下葬。葬礼没有邀请媒体。没有任何人接受采访，尤其是哈兰·波特先生，他从来不接受采访。家产上亿的人自有其特别的生活方式，仆人、保镖、秘书、律师和听话的经理人像屏障似的挡在他前面。他们大概也会吃饭睡觉、理发穿衣。但你永远不可能确定。关于他们的所有消息都经过了公关团队的精心处理，然后才进入你的眼睛或耳朵，公关人员拿着丰厚的薪水，创造和维持一个合用的外在人格，简单、干净、明晰，就像消过毒的针头。不求真实，只求符合众所周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你用手指都数得过来。

第三天下午很晚的时候，电话响了，找我的人自称霍华德·斯潘塞，说他是纽约一家出版社的代表，来加利福尼亚短期出差，他有个难题想和我探讨一下，问我能不能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去丽兹贝弗利饭店的酒吧见他。

我问他什么样的难题。

“有点微妙，”他说，“但完全合乎道德。万一谈不成，我当然也会付钱弥补你损失的时间。”

“谢谢，斯潘塞先生，没这个必要。是我认识的什么人向你推荐我的吗？”

“这个人很了解你，马洛先生，也知道你最近和执法部门的小摩擦。我不得不说，让我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不过，我想谈的事情和那桩悲剧毫无关系。只是——嗯，不在电话上说了，咱们还是边喝边聊吧。”

“你确定你想和一个蹲过拘留所的人搅和在一起？”

他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和说话声都很悦耳。纽约人开始学弗拉特布什 口音之前都这么说话。

“在我看来，马洛先生，这就是推荐了，允许我补充一句，不是因为，如你所说，蹲过拘留所的事实，而是因为，怎么说呢，你的口风似乎非常紧，哪怕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这个人说话充满了逗号，就像一本大部头小说。至少在电话上是这样。

“好吧，斯潘塞先生，我明天上午过去找你。”

他说声谢谢，挂断电话。我开始琢磨是谁给我牵的线。我猜有可能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于是打电话求证。但他本周一直在外地，今天还没回来。无所谓。我这个行当偶尔也会遇到一个心满意足的客户。我需要工作，因为我需要钱——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回家，发现一封信里夹了张麦迪逊的肖像。 hE7cpWdltRyCbqyfgkWHLJc/98FKArSeNHDA8HdwFslKLz2jS+f7P8zxdDCbL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