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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我的医学院生活，我选择离开莫尔比，一腔热血地来到了新奥尔良。那时正好是1915年9月，而我亲眼看到了让人后怕的台风。更贴切地说，我是经历了这场灾难。所有安静的东西全部被风卷到空中，路上的指示牌、商店的招牌、路边的铁皮屋、耸立的大树等，都在空中混战着、张牙舞爪，更让人感到害怕的是海滨大道附近的老树竟然也参与了这场空中斗舞，这是我第一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台风。
那时的总统是伍德罗·威尔逊，在他上任之前这样的飓风应该仅有一次，但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台风在休伊面前简直像和风细雨。休伊在历史上制造的那阵政治“飓风”，可谓史无前例，而且根本没有人可以和他抗衡。
我依旧怀念我在医学院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只是当我来到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时，发现他们只是需要一名记分员。我是一个非常难以全神贯注的人，更何况是全场的分数。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当前面进行的同时，我根本没有办法注意到后面的进程，很显然我是不会选择这份工作的。
我重新拾起了我的油漆桶，相对外界的各种变化来说，我觉得这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好像永远不会失业。
飓风过后，很多商店老板开始考虑是否重新制作他们商店的招牌，其实重新制作的成本远远低于找人修复。那段时间我和我的工友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大家共同让被摧残过的新奥尔良重获新生，仿佛比之前更加华丽了，或许是因为我们进行了二次粉刷吧。城市的道路也恢复了通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比之前更加干净了。毫不谦虚地说，正是因为我在其中发挥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才有了新奥尔良光鲜亮丽的一面。
又到了春季，看上去像往年一样。殊不知这场台风像导火索一样，悄然掀起了海滨地区和市场附近的矛盾。在短短一周内，枪杀和刺杀事件层出不穷，鲜血似乎融进了柏油路。新奥尔良像一个大型的角斗场，充满了争斗和杀戮，最后血流成河。人们变得惶恐，开始寻找新的住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卖掉房子，给自己或者家人买块墓地，以此换取生命的安息。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蒙特利昂酒店门口，之后我和一位意大利的牧师在下午茶时间探讨了时局。我们愤愤不平，大规模杀戮的最大受害者是当地居民和意大利的移民，各大报纸对谋杀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都在报道中强烈要求当局出台相关政策或者措施。
听说市长每天都做噩梦，头发愁白了也掉光了，他只希望市民可以保持理智和清醒。相对于那些警察来说，整天只知道盯着那些无用的线索做白日梦，最后一无所获。他们可以抓到任何东西，但是不包括罪犯，那些杀人犯还在安然无恙地擦拭他们的武器。
我和意大利的律师筹划着，想为这件事做些什么，想为民众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只是我们不知道应该由谁去完成，当时休伊并未露面。除了安葬死者，安慰一下死者的家属外，我们不知从何做起。
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失生命，殡仪馆应该爆满了。棺材公司和保险公司可谓一家欢喜一家愁，在证券交易大厅，前者的股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直线上升，后者几乎要倒闭破产了。我们再三思考过后，决定阻止当局和杀戮者，只是我们依旧不知应该从何入手。
我俩的体型或许贴不了几张海报就会气喘吁吁，而且我们没有任何设备，最普通的相机也没有。虽然我们在体力上不占优势，但是我们两个人有灵活的头脑以及超人的心理学知识技巧。
其实我知道杀人犯并没有我们臆想的那样嚣张跋扈，他们也会畏惧和退缩，只是警察并未抓到他们，所以才一直猖狂。那些警察似乎没有敏锐的观察力，就像一条狗围着房间跑了一圈没有发现大骨头一样。相反的，若是杀人犯被人匿名揭发或者举报，他们一定会十分害怕，甚至不敢轻举妄动。
我和牧师就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特点，竭尽全力搜集他们其中的某个杀人犯的证据，然后将他昭告天下，想必这应该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我和那个牧师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无药可救的疯子，我们的想法汇聚在一起简直是天马行空。但是我们志趣相同且年纪相仿，互相赏识对方的优点。我们没有信教上的冲突，他是新教徒，而我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信仰，看见他的时候仿佛是自己在照镜子。
我们虽是不同的躯壳，但有着相似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