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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罪犯会乘坐硬座车前往服刑的地方，结果我们被送往亚特山大的时候竟然是卧铺，我们并未被手铐束缚，也没有被监禁。像普通旅客一样惬意地享受着旅途的时光，自由地用餐、慵懒地躺在自己的座位上，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竟然在车站附近的豪华餐厅用餐，可以在国会大厦散步，出于不影响他人的考虑我们并未进去参观。
当时距离白宫很近，但是我们没有去。塔夫脱总统可能害怕自己在下一届总统选举时落选，所以找借口离开了。其实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泰迪·罗斯福，但是数字有时也会说假话。
本来以为会在傍晚之前离开亚特山大，结果我们被几名检察官带去酒吧享受了最后的狂欢，但是转念想到马上迎来的万般煎熬的监狱生活，心情便直接跌落至谷底。我们喝着那里最烈的酒——一种和饮料十分相似的啤酒，一边抱怨命运的不公，一边痛快地喝酒，最后几乎所有人醉倒在地上。
来到美国的监狱才发现，原来这样的地方也可以如此人性化。和其他的监狱大相径庭，这座监狱简直像巴尔特摩的庄园，抑或丽思卡尔顿的皇家酒店。或许你心生疑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监狱？因为这所监狱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汇集”了美国各大行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大都是有钱、有权的人。比如说内阁成员、国会议员，或者是各个大银行的公务员，偷税漏税的走私犯等。或许在这群人看来，即使监狱是一所牢笼，也要让它金光闪闪。
像上次的服刑一样，所有的人都要进行劳动。我非常容易地获得了一份洗衣店员的工作，终于不用再去和小碎石打交道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晋升的机会完全是因为我之前学过的意大利语、英语还有法语。
然后我很快又去邮件办公室做一名小职员，非常相似的是，我的上级就是这所监狱的典狱长。平日里的工作一般是写写信然后封好信件，假设我可以充分发挥我的语言优势，还可以翻译一些来往的邮件，翻译过最多的莫过于迪尼亚奇奥·卢普的信件。把那些外语信件翻译成英语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卢普是一个因为私自印假钞而被判刑30年的刑徒，但是他之所以坐牢是因为犯了很多罪名，在西西里岛杀害纽约警察中尉佩特罗斯诺是他服刑的根源。
不论怎样说，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罪行受罚，但是类似谋杀这样的事件又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既不能接受无端的指控，又不能畏罪潜逃。若是真的做过违法的事情，便是罪有应得；若是被人冤枉或者另有他因，那么就不应该受到不公的处罚。虽然我也身受“残害”，但我依然坚信法律一定会有公正的制裁。
关于卢普的事情，我并不是特别清楚。我从来都不喜欢参与别人的任何事情，确切地说是我不关心这些。关于案件的所有细节都应是他和原告之间的事情，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记得有一次从操场打球回来，我坐在一旁休息，遇到了卢普，他走到我的身边，用试探性的口吻说：“你愿不愿意和我同住一间牢房啊？监狱里的管教人员总是会派人监视我，我真的忍无可忍了，我只希望找一个善良、仁慈的人和我一起住。你会答应我对吗？”
我明知道一个被判处30年的罪犯难以是一个好室友，但我还是答应和他同住。或许我同情他悲惨的处境，抑或感同身受。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相反他是一个慈悲、友善、坦诚、毫不畏惧的人。
随着同住一段时间，我们便逐渐熟识起来，他经常向我提起他过去的事情，而我开始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而且我答应帮他给有威望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揭示真实情况，只是我们之间的谈话走漏了风声，情报局很快便知道了我们两人的“交易”。
只记得有一天两个警卫突然把我叫到墙角，威胁我说不要管卢普的事情。在我出狱后，我才意识到他和美国联邦局的一名职员有着密切联系。
他们警告我说：“如果你执意要插手卢普的事情，那么你将和他在监狱里一同度过你的余生。”语气中传达出只要我违背他们的警告就会受到这样的处理。
有时身穿制服的办公室职员同时也是警卫，就像我们邮件办公室那个意大利人一样，可谓身兼数职。
那个意大利人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检查我翻译过的邮件，检查最频繁的莫过于卢普的信件，更重要的是他会把这些信件重新打印后邮往华盛顿。
在美国情报局看来，从卢普的通信中总能找到蛛丝马迹，而我和卢普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非常亲密，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俩同住一间牢房。所以他们自认为是我在替卢普和外界联系、从翻译信件中获得利润。他们的这种想法简直是愚蠢至极。
每个周六和周日我都不用像他们一样待在牢房里，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会和其他职员一起去酒吧抽烟，喝酒，下象棋、西洋棋等，那时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查尔斯·摩尔斯的人，据说他曾和华尔街上的大人物往来密切，而且还有一家规模比较大的轮船公司不惜重金换他出狱。
查尔斯·摩尔斯看上去精明老练，但是真正接触起来才发现，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虽然他非常有钱，但是他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架子，做事从不拘小节，更是人际交往方面的达人。
慢慢熟络之后，我们二人交谈甚欢，和他的交流中，我知道了他对华尔街的金融运转非常了解，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内人，尤其是那些证券交易的汇率他一眼便可以看出其中的蹊跷所在。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他曾走进典狱长的办公室，然后请求典狱长可以帮他向外发送一封邮件，典狱长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帮助他发信件给他的助理。前提条件是这样的事情下不为例，而且不能占用其他的线路，摩尔斯点头同意了。
几天过后，摩尔斯再次走进典狱长的办公室，见到典狱长之后伸手递上了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并对典狱长说：“长官，这是给您的分红，因为是您同意我发出那封信件的。”
听说摩尔斯在股票交易中获得了不少利润，因为典狱长非常不满自己得到的分红金额，所以对着摩尔斯一顿痛骂，扬言说要将摩尔斯关押起来。摩尔斯像久经战场的士兵，丝毫没有因为这样的威胁而感到害怕，依旧面不改色。其实这样的威胁并不能影响到摩尔斯，只是典狱长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答应过摩尔斯向外界发送信件的请求。
摩尔斯丝毫不在乎这些，他最大的心愿应该是尽快出狱然后挣到更多的钱。据说他已经身家近千万美元，只要他想挣钱还没有他挣不到的。可想而知，他是不会在监狱里待太久的，尽管他被判处15年，但是刑期服满根本不在他的规划里。
当时他雇用了总统的某个内阁成员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至于具体花费了多少钱至今没有人知道，只是很多年后这位律师在报纸上公开宣称摩尔斯至今还欠他5万美元。
这位律师名叫多尔蒂，不愧是为总统工作的人，很快便将摩尔斯的案子上诉到了白宫，摩尔斯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开始疯狂地吞食肥皂，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没过多久，他便患上了脊髓痨抑或赖特氏病，具体的事宜我已经忘却了。重要的是医院证明了他的病情，而且他被宣告即将死亡。之后便将他转移了，最后他获得了总统下达的特赦令，虽然被判处了15年的刑期，可是他在监狱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不到两年。果不其然，出狱后生活便充满了活力，他再次活跃在各大证券交易市场。
没过多久我的刑期服满了，因为那500美元的罚款我根本交不上，所以我在监狱多待了一个月。其实我的表现一直都很好，但是我没有申请假释。直到1912年7月，我出狱了，幸运的是我还能留在美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