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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先于个人经验的北京形象的，无疑有文学艺术对于北京的形象创造。这永远是那重重叠叠的经验描述中最有光泽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倘若你由写北京的作品——尤其京味小说——中发现了北京以其文化力量对于作家创作思维的组织，对于他们的文化选择、审美选择的干预、导引，以至对于从事创造者个人的人格塑造，你不应感到困惑。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且在不觉间发生的。他们创造了“艺术的北京”，自身又或多或少是北京的创造物；在以其精神产品贡献于北京文化的同时，他们本人也成了这文化的一部分。
或许，只有乡土社会，才能缔结这种性质的城与人的精神契约的吧，人与城也才能在如此深的层次上规定与被规定。而“城”在作为乡土或乡土的代用品的情况下，才能以这种方式切入、楔入人的生活、精神，使人与其文化认同，乃至在某些方面同化、分有了它的某种文化性格；人与城才能如此地融合无间：气质、风格、调子、“味儿”，等等，像是长在了一起，天生被连成一体的。我因而疑心这种“城与人”正在成为文化遗迹，这种“契约”将成为最后的。现代社会自然会造成新的“城与人”，但那必有别样形态别种性质。近于一体的城与人，不免使人牺牲了部分独立性，也因此那关系更属于“乡土社会”。
我相信一位现象学美学家所说的，决不只是艺术家在寻找他的世界，艺术家也在被“世界”这位“寻求作者的永恒的人物”所寻找。“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
至少这种说法很有味，所说的恰恰像是我们这会儿正说到的人格化、赋有了某种精神品质的北京这“世界”。
能找到理想的“人”的城想必是自觉幸运的。并非任何一个历史悠久富含文化的城，都能找到那个人的。他们彼此寻觅，却交臂失之。北京属于幸运者，它为自己找到了老舍。同样幸运的是，老舍也听到了这大城的召唤，那是北京以其文化魅力对于一个敏于感应的心灵的召唤。从此，北京之于他成为审美创造中经常性的刺激，引发冲动的驱力，灵感的不竭之源。
老舍曾谈到康拉德。他是那样倾心于这位英国作家，称他为海王。“海与康拉得是分不开的。”“从飘浮着的一个枯枝，到那无限的大洋，他提取出他的世界，而给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无疑的，康拉得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可是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
——几近于夫子自道！老舍有他的海，那就是北京。他也是海王。他在这里所谈的，是他所认识到、体验到的创作对于题材、对于特定文化环境的依赖。创作是在创作者找到“个别”写出“具体”的时候真正开始的。海是康拉德的“个别”，北京则是老舍的“个别”。
如果不论“关系”的形态，在世界文学中，城（以及不限于城的具体地域）与人的缔约，是寻常的现象。巴尔扎克与巴黎，19世纪俄国作家与彼得堡、莫斯科，德莱塞与芝加哥，乔伊斯与都柏林，等等，等等。在现代作家那里，城与人已纠缠扭结而将其中关联弄得复杂不堪了，比较之下，老舍与北京的关系是更古典的。索尔·贝娄在被问到关于“一个具体地点和作家写作风格与他写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比如，“是不是认为一个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在小说中已成为作家塑造自己的风格的一种主要的隐喻手法，而不仅仅作为一种报道性或自然状态性的背景而存在”时，似乎感到为难，他说自己“真不知道怎么看芝加哥这地方”，这地方对于他“与其说是根，不如说是一团纠缠不清的铁丝”。
北京对于老舍，其意味却单纯得多，即使在情感矛盾中，它也仍然是单纯的，是一个熟极了的熟人那样的存在，而绝不会令老舍感到与其关系“纠缠不清”。老舍和他的这一对象间的审美关系也因之是单纯的、易于描述的。老舍经由发现“艺术的北京”而发现自己的艺术个性，经由完成北京形象而完成了他自己。北京不仅仅是他的艺术生命赖以存活的土地，也是他描写过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大部分作品的贯穿人物，《四世同堂》等北京史诗的真正主人公。这是一个作家和其对象所能结成的最自然、单纯的审美关系。
如老舍如沈从文与他们各自的对象世界的遇合，可以看做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的吧。其中有机缘，有诸种条件的凑泊。并非所有的城都天然地宜于文学的。文学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冷落了许多城市。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有幸被作为性格来认识：如北京这样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或者如某些欧美城市那样奢华、纷乱、饱涨着热情的。
老舍是当之无愧的模范北京市民。他固然因北京而完成了自己，却同时使北京得以借他的眼睛审视自身，认识自身的魅力——是这样禀赋优异的北京人！因而他属于北京，北京也属于他。他的“北京形象”不但启导了一批他的文学事业的后继者，而且将其影响远播，作为“前结构”规定和制约着人们对北京的文化认识、文化理解，诱导着他们观察北京的眼光、角度，训练了他们以他那种方式领略北京情调、北京风味的能力。这种文学创作以外的影响，有谁能估量得充分？你也许并无意识，但在你的我的以及其他人的北京感受中，已经有老舍参与。作品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上述渗透，难道不是极耐寻味极可探究的文学—文化现象？
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老舍小说的北京色彩虽人所共见，如若没有后起诸人，那不过是一种个人风格而已。应当如实地说，“京味小说”作为一种风格现象获得了研究价值，固然因有老舍，却更赖有新时期一批作家有关的实绩，因有如《那五》、《烟壶》、《红点颏儿》、《安乐居》等一批质、量均为可观的作品出世。这里自然也有城市魅力的当代证明。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中，邓友梅、刘心武、韩少华、苏叔阳、汪曾祺、陈建功诸家；不断新起而令人不暇搜集的其他家；以及林斤澜、张辛欣的某些作品——岂不也略近于洋洋大观？我不倾向于把后起者轻率地指为“老舍传人”，更愿意相信他们都是由北京所养育的。给予了后起诸家以滋养的，当然有老舍的创造物，而这多半已汇入博大深厚的“北京文化”，而不再只是个别范本。老舍与后起京味小说作者的风格联系所表明的，毋宁说更是人与城间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总在寻求富于审美能力的敏感心灵。在这里决定着风格联系的，是不同作者甚至不同“代”的作者与北京的文化认同。
老舍及后起者的文学活动，生动地证实着北京所拥有的文化力量，现当代中国城市中，惟北京才拥有的文化力量。“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三四十年代文化活动继续活跃并自成特色的北京，作家阵容再度强大的新时期的北京。人文荟萃，文化厚积。北京以其文化养育知识界、文化界，养育文学，也就收获了最为充分的文化诠释、形象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