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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物种分布和种群数量是物种研究和保护的基础信息，对于普氏原羚这样的濒危物种来说，这样的信息尤为重要。2003年，叶润蓉等记录了7个普氏原羚分布区，即元者区、湖东克图区、海晏刚察区、塔勒宣果区、鸟岛区、生格区和切吉区，并描述了各个分布区的大致范围（叶润蓉，等，2006）。例如，对元者区的描述为：“该地区的普氏原羚分布于湖东种羊场以南，倒淌河以北，在环湖东路和元者村之间，地理位置约为E100°46′—E100°53′，N36°30′—N36°36′，分布区面积约60 平方千米，分布海拔为3214～3256 米。”这样的描述对于缺乏研究的普氏原羚来说，无疑填补了部分信息空白。但如果要作为基础信息，帮助回答诸如“为什么普氏原羚分布在这里而不是分布在那里”，“哪些因素影响了普氏原羚的分布”之类的问题，这样的描述显然还不够。因为普氏原羚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我们可以在调查中直接记录普氏原羚实体位置，用以显示普氏原羚在各区域的详细分布。同时，采用系统布设的平行样线收集普氏原羚粪便位置，除了可以得到确切的分布边界，也可用以比较分布区内不同区域普氏原羚的活动密度高低。
传统的种群密度调查采用样带法或样方法，其假设是在一定的观察范围内，所有个体都被计数（Cochran，2007）。但这个假设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成立的。截线法（distance sampling）是对传统的样带调查方法的改进，其最基本的假设是：对动物个体的探测概率在样线上为1，探测概率随个体到样线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可以用函数描述探测概率随距离增加而降低的形式（Buckland，et al，1993）。截线法是在大范围内估计大中型野生动物种群的优良方法之一，但使用此方法需要满足几个前提（Anderson，et al，1979；Burnham，et al，1980；Buckland，et al，1993）：① 位于样线上的观测目标的发现概率为1（即样线上所有目标都能被观测到）；② 样线是随机布设的，或至少是客观选定的；③ 在观察者测量出观察目标距离样线的距离之前，目标（动物或动物群）不会有远离或靠近样线的移动；④ 观测目标与样线的垂直距离测量准确；⑤ 样线的各段均为直线；⑥ 观测目标被观察到的概率不受其大小（如果是群体，则为群体大小）的影响，否则必须进行校正；⑦ 遭遇观察目标是独立事件（即观测到某一特定目标并不影响观测到其他目标的概率）。
另外，为了得出探测函数及其方差的可靠估计值，样本量（被观测的目标数）必须足够大，Burnham等（1980）建议每一个估计值的样本量至少为40。
截线法实际包括两种调查方法：样线法（Line transect）和样点法（Point transect）。样线法可被视为传统样带法的推广，它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动物类群的种群调查（Plumptre，2000；Marques，et al，2001；Calambokidis，Barlow，2004）。样点法可视为极端（长度为零）的样线法，适用于调查鸟类密度，也适于在斑块异质性高的生境内进行调查（Buckland，et al，1993）。另有两种样点法的应用形式：Trapping web和Cue count。对适用于陷阱抓捕的动物（如，两栖类、爬行类、小型兽类和昆虫），都能使用Trapping web进行密度估计（Anderson，et al，1983；Wilson，Anderson，1985；Parmenter，Macmahon，1989）；Cue count常被应用于海兽和鸣禽的密度调查（Hammond，1995；Buckland，Handel，2006；Rivera-Milán，Bonilla-Martinez，2007；Robbins，et al，2009）。
标记-重捕（Mark-recapture）法是另一种适用于估算大型野生动物种群密度的方法。但因普氏原羚个体特征不明显，无法直观地加以区分；又因其数量稀少，很难进行抓捕并标记，故标记-重捕法并不适用于调查普氏原羚种群密度。
鉴于普氏原羚的分布区比较小且个体观察相对容易，我们采取样带法对整个分布区进行了种群数量普查，并在青海湖北部普氏原羚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使用样线法，系统地布设平行样线，对普氏原羚种群数量进行调查，以便于完善种群普查的信息，比较不同调查方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