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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研究和保护领域，食草动物所获得的关注远远低于食肉目的动物（尽管大部分食肉目动物也还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然而，地球上一半的陆地面积有大型食草动物分布，它们不仅承担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同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Owen-Smith，1998）。野生食草动物的采食，影响着全球广大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和功能（Miles，1985；Martin，1993；Thompson，et al，1995；Pickup，et al，1998；Wallis de Vries，et al，1998）。高密度的大型食草动物可以影响景观的农业价值、保护价值以及环境价值（McShea，et al，1997）。大型食草动物可以通过狩猎（Williamson，Doster，1981；van der Waal，2000；Leader-Williams，2001）和生态旅游（Barnes，1999；Ogutu，2002）带来财政收入，但也会危害农田、森林和保护地，并且造成交通事故（Ratcliffe，1987；McShea，et al，1997；Ramsay，1997；Malo，2004）。
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一些大型食草动物受益于气候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捕食者的移除和人类利用的减少，种群规模急剧扩大，需要采取管理措施以控制其数量，防止其对农业、森林和其他物种生境产生负面影响（McShea，et al，1997）。
另一方面，栖息地丧失、过度捕猎等因素使得一些地区大型食草动物种群规模急剧下降，成为亟待保护的物种（Beard，1988；Teer，et al，1996；Danz，1997）。目前全球450种有蹄类动物（Groves，Grubb，2011），除了7种绝灭，2种野外绝灭之外，还有108种处于极度濒危、濒危或易危的状态（IUCN，2012）。而且大型食草动物具有引人注目的外形（Stanley Price，1989；Bowen-Jones，2002），或在许多生态系统中属于关键物种（keystone species）（Danell，et al，2006），经常作为旗舰物种出现在保护管理计划中。因此，保护和管理大型有蹄类动物非常重要，而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能够使管理更加有效（Gordon，et al，2004）。
大型食草动物种群动态及其对自然资源影响的关键研究领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 大型食草动物种群动态的密度制约与非密度制约因素；② 种群对特定年龄、特定性别个体剔除的响应；③ 食草动物对植被从局部到景观层面的影响；④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Gordon，et al，2004）。
目前青藏高原干旱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中，普氏原羚与藏羚羊（ Pantholops hodgsonii ）被列为濒危物种（EN），野牦牛（ Bou mutus ）、鹅喉羚（ Gazella subgutturosa ）与白唇鹿（ Przewalskium albirostris ）为易危物种（VU），藏原羚为近危物种（NT），只有藏野驴（ Equus kiang ）为无危物种（LC）（IUCN，2012）。20世纪后半叶捕猎规模与效率的提高是导致上述物种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Mallon，2009）。而近20年来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更使得野生大型食草动物身处困境：农垦、城建、开矿、工业化使得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或退化；公路、铁路和灌溉渠的建设阻碍了动物的迁移，加剧了栖息地的片段化；产权与放牧模式的变化导致网围栏的大量兴建，威胁野生动物的生存（Mallon，2009）。
普氏原羚是典型的干旱草原食草动物，是当前青藏高原上存活个体数量最少，分布区域最小的物种，所以是最濒危的野生动物之一。普氏原羚生活在人类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区域生产生活方式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给普氏原羚带来了各种新的威胁。在这一大背景下，研究普氏原羚种群动态与致危因素，不仅仅能够为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同样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地区中的其他大型食草动物的保护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