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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自1949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践行着“赶超”发展战略。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线，之前的“赶超”主要走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之后则变为以GDP为核心的“效率优先”之路。二者的共同点是，高投入、高能耗、低产能、同构化的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始终未有根本性改变。这一发展模式也在深层次上形塑了中国城市的各个层面。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后发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国内资源总量日益紧张、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要素驱动型增长之路已近尽头。201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首次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写进十八大报告。2013年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元年”，其标志性事件就在于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主要创新突破表现在以下四大领域：其一是投资管理机制创新，取消审批制，实行备案制；探索投资税收政策改革；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方面扩大开放领域等。其二是贸易监管服务体制创新，实施“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监管服务新模式；大力拓展贸易开放领域，实现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等。其三是金融管理机制创新，采取分账核算方式，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探索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机制，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与前置核准环节脱钩，扩大银行服务业的开放力度等。其四是政府管理体制创新。通过“负面清单”倒逼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方式许可管理为辅”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显然，上海自贸区已经成为体制改革的一块“试验田”，代表了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和城市发展模式的革新。
2013年，全国多地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据《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年末的报道，共有104个城市重度“沦陷”，平均雾霾天创52年之最，多地橙色、红色预警不断，PM2.5增至700、1000，其中在2013年的“雾霾1月份”里，首都北京有25天被灰霾笼罩，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重灾区”，每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5倍以上，长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总体超标60％，而京津冀地区的超标数值高达180％。
在雾霾影响面前，“无处可逃”的中国城市既是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粗放的发展模式塑造了可持续性较差的城市空间结构与生产生活方式，在维持城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消耗着大量的能源，也对环境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污染类型从原来单一的‘煤烟型’向‘燃煤烟气+汽车尾气’转变；多种污染物相互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日益凸显；人口密度过大致中心城市污染排放更加集中。”
快速增加的这些污染物，在不利气象条件“助力”下，最终将大雾变成“毒气”，酿成了2013年大规模雾霾的“苦果”。
早在数年前，绿色GDP的政绩考核便存在着很高的呼声，但最终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完全取代GDP政绩考核体系。未来5年将是中国城镇化建设走向深入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健康的城镇化”，实现绿色GDP，把对环境的伤害降至最低，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一大挑战。“生态文明”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其同城市的发展密切联系，息息相关。
2013年12月3日，美国底特律市正式破产，给正在快速推进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敲响了警钟。2013年我国在加快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上采取了重要手段。其一是《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颁布，成为我国首次出台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不仅首次界定了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而且根据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类型，提出了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五个任务”：“有序开发综合利用资源、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设五个方面”，并明确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其二是加大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资金投入。2013年中央对地方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总规模为168亿元，比上年增长5％。享受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较多的地区分别是：黑龙江20.4亿元、辽宁16.4亿元、吉林15.27亿元。
在此期望之下，2013年国内许多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积极探索和推进城市转型发展道路，并取得了成功经验。吉林省辽源市的经验是结合地区实际实现“优势再造”。
“铜都”安徽铜陵形成了“四破四立”的转型新观念。
“煤都”焦作市构建“核心城市—城市组团—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城乡构架。
面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一世界性难题，国内城市的探索在建设山清水秀的中国城市开启了重要路径。
自2008年11月IBM首次提出“智慧地球”这一概念后，“智慧”迅速成为标志未来社会形态的关键词，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2013年1月2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90个，其中地级市37个，区（县）50个，镇3个。8月5日，住建部公布2013年度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第二批），确定了103个城市（区、县、镇）试点。12月13日，住建部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与微软中国共同宣布将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字城市工程中心智慧城市技术解决方案联合实验室”，共同打造中国未来城市智慧发展重要技术支撑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共23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规模超过10000亿元。”
在全国掀起的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中，既有宁波、上海、无锡、杭州、北京、深圳等东部城市和地区，也有牡丹江、绵阳、广安、安阳、敦煌等中西部地区。然而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由于刚刚启动，很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智”轻“慧”的问题，表现为国家层面缺乏协调，发展思路不成熟，人文关怀较少，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存在误区，重复建设、技术标准服务规范缺失，建设运营模式单一，商业模式缺乏创新，政府投入为主，智慧城市产业带动效果不明显等多种问题。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智慧，我国的城镇化路径有其自身特点，国外智慧城市的建设经验不能被直接“复制”，每个城市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共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智慧城市发展道路。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提升城镇化质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土地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门槛。当前，国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面临土地供需失衡、利用率低下以及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难题，特别是对新增建设用地的刚性需求有增无减，土地利用的结构性矛盾等尤为突出。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各项建设用地扩展很快，年均占用耕地20万至35万公顷，利用粗放、浪费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而城市用地效率低下的现象也同样存在，目前城市中有5％是闲置土地。
“供而未用”的闲置土地，在很多省份都存在。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5月31日，全国闲置土地3.55万公顷，其中房地产闲置土地1.07万公顷。
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局面下，这些闲置土地给城镇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这一土地供需矛盾往往同习惯走外沿扩张，粗放利用的路子有关。闲置地长期存在的原因主要在两方面：其一是部分企业企图通过捂地的方式来实现土地溢价、增值；其二同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或者说清理的举措不及时有关。
为此各地纷纷开始国土开发利用新模式与新实践。如深圳市采取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合法工业用地可申请进入市场流通改革试点
，重庆市的地票制度与“增减挂钩”
等，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先行经验。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个历史问题。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区划调整。实际上，三地间协同发展的共识早已有之。自1982年“首都圈”概念首次提出后，1986年成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此后还有1993年的“两环（环渤海、环京津）开放带动”战略，1998年的“首都经济”发展战略，2002年的“大北京”规划，2004年的“廊坊共识”“北京建议”和“廊坊框架”，2005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等。随后，京津冀一体化又写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虽然讨论很多，但收效很少。由于合作中的各种困难难以有效化解，重大突破始终付之阙如。
2013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合作逐渐开始加强。被称为“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出现了加速迹象，三省市已经分别完成首都经济圈的本地规划，上报国家部门，国家层面的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编制已经启动前期准备工作。2013年3月，京津两市签署了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围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十个方面推出一揽子计划。2013年5月，京冀双方签署《北京市——河北省2013至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和11个专项协议，进一步深化合作。两个协议从交通、物流、金融、旅游、环保、科教、人才、产业等各个方面，推动三地开展全方位合作，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共促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在宏观上表现为开始制订发展规划。根据协议，京津冀城市群的最终范围划分是1+9+3，即北京+河北省的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衡水、沧州、石家庄+天津的宝坻区、武清区、蓟县。衡水、沧州、石家庄是最新被纳入的3个城市。在微观层面，交通物流和环保是合作中的重中之重：交通物流方面，三地大力开展省际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的建设；在环保方面，北京和河北正积极建立京冀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合作机制，共同推动京冀区域整体环境质量加快改善。而在产业合作方面，也正在取得明显突破。京冀之间将探索两地飞地经济合作；津冀双方加强产业规划衔接，支持天津企业在河北环津地区建立天津产业转移园区。北京将支持天津武清区打造京津产业新城。
京津冀城市群的全面合作正由原来的概念框架向实质进展。
2013年，各中心城市继续加大力度对群租现象进行管理整治，尤其是北京，出台了更加严厉的整治措施。为进一步打击群租现象，实现北京市提出的“2014年底将基本杜绝群租房现象”的目标，首都综治办联合北京市住建委、公安、工商、规划、地税、城管等六部门于2013年12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房屋管理的通告》，并公布了35个市级挂账房屋违法出租问题试点小区名单。该通知明确指出，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可由建设（房屋）部门责令出租人改正，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向社会公开该套房屋信息，限制其买卖，并在房屋登记簿附记栏中注记违法信息。如果是房地产经纪机构及经纪人员参与或者教唆他人参与违规行为，除了被列入黑名单、停止网签，限期内拆除后再恢复网签外，还将依法查处、记入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示；由相关部门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虽然群租房存在着“黑中介”、中介房东谋取暴利、管理混乱等负面问题，但是其过于严厉的整治措施仍然激起了激烈讨论。对此，《南方日报》直接批评认为杜绝群租违背市场规律，认为北京不够开放，同时这种一刀切的治理方式，既无创新，也不聪明，属于典型的“懒政”，并举出了香港、东京等案例。人民网也指出处理群租房不能硬来。因为对多数住在群租房里的低收入人群而言，打击甚至取消群租房，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更难以生存。这一问题成为年内对中国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大考验。
2013年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更加体现出了务实、亲民、惠民的特点。以文化节庆活动为例，首先在厉行节约的大背景下，掀起“务实风”“节俭风”。如迎来“而立之年”的“兰州桃花旅游节”在没有过多大操大办之下仍然吸引了热情高涨的群众。在同样“以花兴会”的永登县，“中国玫瑰之乡永登苦水旅游节”也参照安宁区和皋兰县的模式，节俭办会，节约成本。其次是惠民、亲民特点显著。
在此方面最大的文化盛宴是上海首届“市民文化节”。上海2013年首届市民文化节可谓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惠民节：每天为2400万市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和文化资讯，持续时间横亘整个2013年，365天不停歇无休息，全年活动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范围覆盖6000多平方公里的上海全境，举办各类活动总场次超过32.2万项/场，参与市民超过2600万人次。这种全民参与的形式耳目一新，成为“草根”文艺爱好者的梦想舞台。上海市民文化节以“百个社区大展示、万支团队大竞技、社会各界齐参与、千万市民共享受”为目标，内容涵盖音乐（合唱）、舞蹈、戏剧、美术、创意、摄影、收藏、书法、创作等类别，可谓盛况空前。
上海市民文化节走了一条大众文化、惠民文化之路，用文化节的方式把市民带动起来，共同参与到城市文化共建之中，探索了以文化对人心进行凝聚的当代经验。
据统计，我国粮食在运输、储存、加工、销售和消费过程中，大约有10％被浪费，我国仅省级以上城市的餐桌上每年倒掉的食物就达到2000万吨以上。
2013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华社内参文章《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批示指出：“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映强烈。联想到我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
在中央政令的号召下，众多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年会都“瘦身”或者干脆取消。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迅速从政府机关推向全社会，各大媒体以仅次于播报反腐宣言的力度倡导反浪费。媒体舆论关于铺张浪费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浪费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但政府、国企等公款铺张浪费危害最大，影响最恶劣。二是治理铺张浪费现象引起高层重视，上升到政治高度，凸显反腐决心。三是公众呼吁杜绝公款浪费需要形成真正的持久的约束力，不能搞“一风吹”的作秀运动。四是围绕“制度风暴”“年会经济”产生了诸多相关争论与分析。在舆论的高强度宣传之下，2013年中国城市“舌尖上的浪费”之风得到遏制，并以餐饮节约为引导逐渐形成节俭、理性化的消费观念和杜绝公款吃喝浪费的良好风气。如果要实现遏制铺张浪费的长效机制，还应以文化与制度进行更深层面的影响，保证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不会卷土重来。
2013年，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方案的不断明晰，关于城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与讨论也逐渐增多，以CNKI平台统计为例，以“城镇化”为关键词的学术研究论文在2010、2011和2012年分别为1536篇、1808篇和2164篇，而在2013年则增至5372篇，相比2012年增长了约2.5倍。
总体来说，学界普遍上突破了将城镇化等同于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土地城市化、农民不再以务农为职业和收入来源的简单偏颇判断，初步开始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视角探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与城市如何能够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城镇化并构建良好的城市群层级体系。在此之中，城镇化空间中的经济问题逐渐退出学界讨论的主流，开始同城镇化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进行融合。文化建设的讨论明显增多，可以说是本年度城市研究的新增热点。同时城镇化中的社会建设讨论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升温，多层次地涉及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之中个人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各项社会服务提供的综合探讨。城镇化中的生态建设讨论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以实证的方式研究具体地区的生态系统承载力，另一方面将区域的社会人文环境也纳入到生态建设的评价体系中来，开始以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考察在乡土的、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之中，如何减少“阵痛”和不适应的问题。
刘士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孔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子课题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