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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所归纳的跨国公司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哪些企业本身的特质或外部条件会使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发生。这些讨论的基本前提是跨国公司在更大的地域范围里寻求企业自身资产的价值实现和扩大利润空间。在跨国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往往还有其更加具体的动机。这一节我们要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驱动因素加以讨论。
Dunning和Lundan（2008）在《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一书中借鉴了Behrman（1972）的分类方法并将其进一步扩展
，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驱动因素归结为四类——寻求资源（natural resource-seeking）、寻求市场（market-seeking）、寻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和寻求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seeking）。这里我们在此基础上做简单介绍。
以寻求资源为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企业通过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以控制和拥有某种特定的资源、提高本身的市场竞争力、减少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按照跨国公司所要寻求资源的不同，可将其分成三类。
首先是自然资源。寻求自然资源的跨国企业一般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和制造厂商。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降低原材料成本、降低风险、保证投入要素的供给渠道。他们寻求的资源一般包括矿产资源、原材料和农业产品，特别是那些与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优势相匹配的自然资源。某些服务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涉及某一地域所有的自然资源。这些服务行业包括旅游业、汽车租赁业、教育产业等。这种资源密集型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两个特点：企业控制和拥有资源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投资后的资产受到地域的限制。
其次是劳动力资源。寻求劳动力资源的跨国公司一般来自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些公司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利用当地丰富而廉价的低技能、半技能的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寻求劳动力资源的跨国公司一般会选择有工业化基础和较好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但寻求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中，劳动力本身的直接成本并不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西北欧国家的一些企业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等国投资设厂，以获取当地的劳动力资源。而最近的发展趋势是跨国公司对于技能型劳动力资源的获取，包括高科技行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基地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其廉价的智力资源。
最后是以能力为基础的资源，包括技术能力、管理和营销技能，以及组织能力。这样的例子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甚至是来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例如，韩国、印度企业和欧美企业结成合作联盟，美国企业在英国设立猎头公司，英国化工企业在日本建立研发情报机构，中国企业在欧洲建立研发中心等。
在20世纪早期，欧美和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得稳定而廉价的自然资源供给——矿产资源和初级产品，以满足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外直接投资累积的存量资本有3/5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资源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到1/3，在发展中国家下降到45％。这种趋势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1）其他类型的投资行为日益重要；（2）一些东道国的初级产品逐步在本土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由于低技能、半技能劳动力对生产增值过程的作用越来越小，低廉的劳动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相应地减弱了。另外，越来越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当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企业出于技术、信息的考虑，在发达国家投资设厂，发达国家的企业也普遍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利用其廉价的智力资源。
以寻求市场为驱动力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设厂，以便更好地向当地或者邻近国家市场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一般来说，制造业的企业在直接投资之前往往已经通过出口向当地市场提供产品。随着进口国关税的提高、出口成本的上涨，或者随着当地市场规模的扩大，出口不再是服务当地市场的最佳方式。因此，这些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Nicholas（1986）的研究发现，1939年，不少于94％的英国跨国公司在于某国设立海外生产机构以前都曾经向该国出口过产品。有时企业还可以先在第三国投资设厂，然后再向出口目标国出口产品。例如，为了规避欧洲国家对日本产品进口配额的限制，日本跨国公司在东南亚设立生产机构，转而将产品出口到欧洲。针对欧美国家对于来自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指控和贸易限制措施，某些中国公司转而在中国周边国家设立加工企业也属于此类。
这种市场驱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为了维持或保护现有的市场，也可能是为了开发新市场。具体说来，企业开展此类投资活动还可能出于以下考虑：
（1）与战略伙伴保持一致。当主要的供应商或客户在某一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时，企业为了维持原有业务，只能紧紧跟进，在该地区投资建厂。例如，中国的手机电池和配件企业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服务其主要客户的全球业务，2007年和2008年相继在匈牙利和印度建立生产设施供应当地的生产企业。又如，20世纪80年代在商业服务性行业（会计、审计、法律和广告）中的跨国并购浪潮，被认为是这些行业里的企业为了更好地在全球市场上满足全球客户需要而做出的努力。
（2）适应东道国的环境。跨国公司虽然往往拥有较好的产品或服务，但往往需要根据东道国市场的客户需要、当地的资源和能力，对产品重新进行针对当地市场的开发、改造与调整。另外，跨国公司还必须熟悉当地的语言、商业习惯、法律规定以及市场流程，否则，它们在与本地企业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地位。
（3）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往往会受到行业情况以及特定市场情况的影响。为了降低成本，跨国企业一般会选择在最终客户消费比较集中的地区附近生产运费昂贵且可以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如果母国在地理位置上远离重要的市场，则企业有较强的动机参与市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政府关于进口限制或战略性贸易的政策都可能促使跨国企业重新对其生产组织的形式和机构进行调整及布局。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加拿大的跨国企业把许多生产机构搬到美国，希望能在那里获得日本的订单。与此同时，由于美日贸易逆差是极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日本更倾向于在美国的公司成为自己的电信设备提供商。
（4）推进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在竞争对手的主要市场上谋得一席之位，已经成为企业全球化生产和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那些由国际寡头占据的行业（如石油、橡胶轮胎、医药、半导体和会计）里，跨国企业不仅需要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设立生产机构，还需要积极参与在这些地区的研发活动。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投资行为可能是出于防御的考虑，也可能是出于进攻的考虑。追随领导者和跟风（bandwagon）类型的投资策略大多数是以防御为目的的。进攻型的投资策略是指企业通过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上投资，来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的获益程度。例如，在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和东欧加大开放力度之时，跨国企业积极做出反应，加大对东欧地区的投资或将生产设置转移到东欧，这就可以看作进攻型的投资策略。
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决定市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类投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还取决于东道国政府对外来直接投资的鼓励。东道国政府通常采取的手段有征收关税或者控制进口。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业首次直接投资都是为了规避这种贸易障碍。政府还会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对内投资，如税收减免、劳动力和资金成本的补贴及优惠的进口配额。
和参与其他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不同，以市场为导向的跨国企业倾向于把外国的子公司看作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而不是整个跨国网络中的一部分。因此，这类跨国公司必须对当地的需要和要求做出反应。它们的子公司生产的产品和母公司的大致相同，只是根据当地的需要做出一些改进和调整；与此同时，子公司的产出一般在当地销售，或者出口到邻近的市场中去。但是，在一体化的地域性市场，如欧盟，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产品可能会满足这个区域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导向的跨国企业大约占到全球直接投资的45％，占到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30％。这种情况在进入21世纪后有所改变。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个驱动因素是寻求效率。效率的创造可为企业在跨地域的统一经营活动中获得收益，从而比跨国公司以资源和获取市场为动机的投资动机更具有合理性。跨国公司的收益实际上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风险控制带来的综合收益。这种收益来自企业跨越国境的专业分工和合作生产，通过跨文化经营所获得的学习效应，以及不同国家利率、税率差异带来的套利收入等。跨国公司寻求效率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各国要素资源禀赋、文化、制度安排、经济体制、政治和市场结构等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使分布在有限地理位置上的生产活动产生更多的供给，以满足更大市场范围的需要。
通常情况下，以寻求效率为驱动力的跨国公司多是富有经验的、规模较大的和多元化的企业。它们的产品多是标准化的，并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进行生产。随着寻求资源或市场的投资行为变得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重要，对效率和经济性的寻求便越来越必要和关键。
为了实现跨国生产可能带来的效率，相关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发展程度必须较高。因此，在某些区域性市场上，由于有较好的经济一体化和较高的市场开放程度，企业更关注效率。在实践中，效率驱动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多发生在以产品为核心竞争力量的全球企业中。这样的企业一般具备资产多元化能力和在多国市场挖掘生产优势的能力。
以寻求效率为内部驱动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利用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可利用性和利用成本获得效率优势。这类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解释了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现象。当跨国生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进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跨国企业把价值链增值活动中的资本、技术和信息密集部分集中到发达国家，把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部分放到了发展中国家，力求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第二类发生在具有相似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的国家。其目的是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优势和不同国家间存在的消费者偏好差异、供给差异以提高效率。与第一类投资行为强调要素禀赋的作用不同，在第二类投资里，企业后天创造的能力和优势、上游产业的发展程度、当地竞争的激烈程度、消费者的需求状况以及政府的各项政策在影响跨国公司提高效率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个驱动因素是通过在国外的经营活动来获取战略资产，实现公司的长期战略目的，维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寻求战略资产为内部驱动因素的企业既包括已经建立的、试图完成其全球及区域战略的跨国公司，也包括为了在国外市场获得竞争力量而第一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以寻求战略资产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并不是为了开发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某种特定的成本或市场优势，而是为了在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增加那些可以维持或增强现有竞争地位，或者减弱竞争对手实力的要素。通常与以寻求战略资产和效率为驱动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起发生，以实现跨国公司资产重组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类似于以寻求效率为目的的跨国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试图利用产品多元化经营能力、地域多样化经验来获取优势。这些优势本质上产生于市场不完全性，利用、开发这些市场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具备优势和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希望通过收购和合作经营的方式获得某些有利因素。这些有利因素包括开拓新的市场、创造研发上的协同效应和生产过程的经济性、增加市场购买力、降低交易成本、摊薄管理成本、提高战略的灵活性和分散风险等。
实际上，公司在决策时往往同时考虑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战略考虑会成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驱动因素。例如，某个企业建立合作性战略联盟的目的是阻碍其竞争者采取同样的行动；有些企业兼并其国外竞争对手的目的是通过强强联合增加实力来应对更为强劲的对手的威胁；有些企业收购一组供应企业的目的是垄断某种原材料市场；有些企业有可能为了控制分销渠道而采取收购行为，以更好地推销自身品牌产品；有些企业会收购生产自身产品互补品的企业来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化和广泛的产品系列；还有某些企业可能为了维护同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而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目的是保护或提升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和竞争地位。
关于跨国企业所从事的寻求战略资产或寻求经济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目前并没有系统的统计数字证明其作用的显著性，尤其是很难将这两个因素从其他价值链增值活动中容易地区分出来并加以估算。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驱动因素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解释了跨国公司，特别是在主要市场中竞争的跨国公司，正在进行的全球投资行为。这些内部驱动因素所导致的投资行为多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信息密集的服务业。
归结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一般都会追求双重或者多重目标，其对外直接投资也会综合不同类型的投资动机。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可以是进攻型的（aggressive）——企业为了实现本身的战略目标，采取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也可以是防御型的（defensive）——企业为了应对竞争对手和外国政府以及确保自己的市场地位所被动采取的投资策略。而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采取先发制人的投资策略可能是为了防止竞争对手可能的投资行为。第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自身也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一般来说，企业最初的投资动机可能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或进入当地的市场；随着企业自身经验的积累和竞争力的提高，这些企业又把跨国经营看作提高效率、提高竞争优势的手段，以巩固和提高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除以上四种基本的驱动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也可能导致企业的跨国投资行为。由于它们很难被归为以上四种类型，因此Dunning将这些因素再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逃逸性跨国投资；第二类是支持性跨国投资；第三类是被动式跨国投资。我们将对它们进行简要的阐述。
某些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为了躲避国内立法和政府政策的限制。这里所指的不是由于政局动荡和经济不稳定时期所导致的资金外逃（capital flight），如类似于2003年发生在阿根廷的一些对外投资活动。这里所指的逃逸性跨国投资是指企业为了规避本国政府的政策限制而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比如，印度的企业为了躲避本国政府对某些国内生产活动的限制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色列公司为了躲避阿拉伯国家对其产品的联合抵制而进行的直接投资（Almor-Ellemers和Hirsch，1991）；而瑞士、美国和尼日利亚等国的某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在本国对某些产业的投资是受到国内政府限制的；日本银行在欧洲积极开展业务的努力部分是因为日本对于银行业有着比欧洲更加严格的限制；近年来，由于面对国内环保和所引致的法律和政治上的不利条件，某些发达国家的公司将其对癌症和免疫系统的实验转移到他国进行。
以上所描述的逃逸性投资活动，最有可能发生在政府对本国企业进行干预和经济政策限制的国家。这种政策上的干预和限制最有可能发生在服务领域。随着市场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为规避本国政策限制所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越来越少。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一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于本国政府所设置的对外出口或国内经营上的限制。
这种支持性跨国投资行为的目的是支持整个企业中其他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以这种目的所设立的海外机构通常不会是独立的利润中心。它们的运营活动会造成成本，但跨国公司内部的其他子公司或部门会因为这个机构的设立而节省大量的成本和产生大量的收益。
在支持性跨国投资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促进贸易为目的的直接投资行为。在这样的跨国投资中，有的是为了便利跨国公司对货物或服务的出口，有的则是为了协助对国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在跨国公司所进行的价值创造活动中，除了对外批发、零售、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以外，一系列有利于进口的活动也是促进跨国公司价值链增值的有效组成部分。例如，欧洲和美国有名的服装批发或零售商，如Sears Roebuck、K．Mart和C＆A等，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地设立了许多负责产品采购的分支机构。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也在亚洲设立了采购机构。它们通过与这些分支机构签订购货合同并委托它们对服装等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管和控制，在亚洲购买了大量的服装和鞋类产品。同样，对复杂中间产品的销售以及对那些需要进行售后服务及维持的产品的销售，也需要在世界各地配备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及备件销售机构。在完成产品购买及销售的同时，这些与贸易活动相关联的分支机构为母公司提供了当地市场及公共关系方面的有利协助。在很多情况下，以这种协助产品购买及销售所建立的海外分支机构常常成为企业日后为寻求销售市场和生产资源所设立的海外工厂的前提。
除了以上支持性活动外，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还提供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支持性活动。这些支持性活动常常通过设置独立于各个分支运营单元（operational units）的区域办公室（regional office）或分支机构办公室（branch office）来实现。区域办公室位于母公司及各个分支单元中间，它能有力地协助母公司，具备一定的协调及管理作用。研究显示，这种区域性办事机构所实现的职能差异很大。通常情况下，它们具备两种职能：一方面，对下面不同操作单元的活动进行协调；另一方面，为母公司提供金融、市场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有些时候，这些区域机构还承担人员甄选及调配、投资机会寻求、投资地点选择、公共关系维护以及与当地政府相关机构的联络沟通等职能。与这种区域办公室相似的还有分支机构办公室。尽管这种与各个分支运营单元相独立的分支机构办公室还并不普遍，但是，为了协助母公司对各独立运营单元的监督和管理，设置这样的中间机构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认同，并开始有所尝试。
当投资主体在一家外国公司拥有相当份额的股权，能够影响、控制该公司的决策时，我们称这项跨国投资为直接投资。数据显示，直接投资所占的份额一般为10％—25％。组合式投资和直接投资所受的驱动力有所不同。组合式投资包含着对现有公司的管理和组织的信任，目的是获取利润，获得资本增值；直接投资要向投资的公司注入新的资源和管理技能，目的是获取新的资产，增加自身的利润。
组合式投资包含被动式管理，而直接投资则包含直接管理。在实践中，大多数直接投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直接管理，从完全的直接管理到不存在直接管理。被动式投资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专门从事企业买卖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尽管受金融动机驱动，这类投资仍然会涉及直接投资。一些投资会提升原来公司的技术、市场或组织能力，另一些投资会涉及资产剥离。大多数房地产投资都是建立在未来土地财产的增值上。一般来说，固定资本的投资额越大，投资方越可能采取措施，促进资本在未来的增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金融动机以外，跨国投资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投资公司参与直接管理。例如，日本公司在美国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就属于被动式投资。第二类是指小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在房地产业的投资。例如，个人在外国购置度假房产或者第二套住房，或者仅仅是为了土地资产增值而购入房产。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这类投资论述得不多，因为它们经常被归入组合式投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