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湖轩

在未名湖畔迤南的山峦上，有一座静谧的三合庭院，小院依山傍水，周围簇拥着茂林修竹，庭院前两棵白皮松，老干横枝，婆娑弄影，整个院落显出一种神秘的气息。这里没有众人的喧嚣和嘈杂，只有微风、鸟鸣和绿草的清香，竹深而静，风过如歌，这座庭院就是著名的临湖轩。

临湖轩可以说是燕园里现存的最古老的一所建筑。早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前，这里就是乾隆皇帝赠与其宠臣和珅的淑春园中的“临风待月楼”。当淑春园被烧成灰烬之后，只有未名湖边的石舫基座和这座楼保存了下来。后来燕京大学从陈树藩手中买下现在的燕园这块地作为新校址时，那个昔日的皇家园林已经是一片衰颓景象。六年之后，燕京大学新校址被启用时，其中“临风待月楼”在美国人乔治·柯里夫妇捐资下也被修缮一新，成为20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寓所和接待来宾的地方。1931年，年轻的燕大教师冰心将庭院命名为临湖轩，后来由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写了匾牌。

临湖轩完全是中国古典的建筑特色，它并不大，但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很多，临湖轩的历史也不是很长，但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可以讲得很长。临湖轩的前后几位主人都有特殊的才华和魅力。其中的两位尤其值得关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北大校长马寅初。这两位校长的一生多多少少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而正是这两位校长恰恰代表了从燕京大学到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建设与学术精神的发展。司徒雷登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界建设的重要外籍贡献者之一；马寅初的学术和人生的曲折更使他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界的精神领袖，他的精神被称为“马寅初精神”。

司徒雷登的名字，无论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在知识界都是广为人知的。不过在这两个时期广为人知的原因却有很大不同。以前，他是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者，以其在中国教育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备受知识界的推崇；而以后，他广为人知的原因却大多是因为毛泽东于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评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之间的差别，也许或多或少地体现了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化。而临湖轩作为司徒雷登曾经居住过的寓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司徒雷登，基督教徒、教育家、20世纪40年代曾任美国驻华大使。作为美国人，他一生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对于自己的经历，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这一番话道出了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6月24日出生在中国杭州，后来在中国传教，是当时外国传教士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1916年，燕京大学成立，三年后，司徒雷登应燕京大学学校董事会之聘出任燕大校长。由于司徒雷登的不懈努力，燕大的学制、校园建设、教学合作交流等都有了长足发展，燕大迅速崛起。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学府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是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燕京大学的成功为司徒雷登赢得了荣誉。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12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授予他勋章一枚，以奖励他为燕大募捐所做出的贡献。到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司徒雷登本人也因此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而广为人知。

在燕大期间，学生们从来都不把司徒雷登当做外人，因为他既爱美国也爱中国，他了解中国、了解燕大，为燕大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使他深受燕大师生的拥戴。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司徒雷登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时，司徒雷登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运动中慷慨陈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后来，他又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及一批燕大师生相继遭到逮捕；直到1945年8月7日，司徒雷登方获自由。这一系列事件使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可以说在20世纪中叶，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在华的其他外国人。

平时，司徒雷登是一位宽厚的长者，他平等待人，慈祥和蔼。他常常以校长的身份为师生中的情侣们充当月下老人，并且亲自主持婚礼。著名学者吴文藻和冰心的婚礼就是1929年在临湖轩举行的，1935年吴文藻的高足费孝通和王同惠又是在这里举行婚礼，主婚人都是司徒雷登校长，这些都演绎成了临湖轩的佳话。

1946年7月，二战结束，70岁高龄的司徒雷登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当时，国共两党出现纷争，美国力图扶蒋反共，希望中国加入亲美的势力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处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这不仅破坏了他苦心建立的教育家形象，而且在回到美国后又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冷遇。

1949年，在大势已去的南京国民政府败亡之际，司徒雷登拒绝大使团随国民党撤往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秘密邀请他北上，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司徒雷登作为驻华大使，于8月2日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就在他离开中国还没有返回美国时，美国政府为了挽回自己在国内的影响，于8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问题白皮书》，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了国民党头上，同时也推到了司徒雷登头上。随后，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公开发表，最终使司徒雷登变成了一位彻底的悲剧使者。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和苦心经营50年，一直受到尊敬并且在中国问题上自以为有发言权的73岁的老人，这样的压力和挫折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备受打击。回到美国三个月后，他中风偏瘫，被送进医院，从此基本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华盛顿。临死之前，他希望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的墓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在今天看来，未尝不是一个遗憾。

解放初，临湖轩仍然作为校长宅邸，开始是燕大校长陆志伟入住。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马寅初校长也曾在这里居住并迎接宾客，正是在这段时间，马寅初校长由于坚持“新人口论”被打倒，他的智慧之音一度被辱没，但是终究还是散发出了夺目的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更加感觉到《新人口论》的影响力。1998年，国内经济界将《新人口论》推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正如时人所说，马寅初先生这种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敢于讲真话的精神，就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赤子情怀，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学术追求，就是“管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学者品格。正如马老自己说的：“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百余年北大的学术发展是薪火相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的历史。如何来薪火相传，马老这段掷地有声的话给了一个最好的注释和解答。

在马寅初校长因坚持“新人口论”被打倒之后，再也没有一位校长在此居住过。临湖轩被改成了外宾招待所。“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一个由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笔杆子”为首的御用写作班子，经常以“梁效”（谐音“两校”）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些借古讽今、操纵“文化大革命”进程的长篇大论。当时担任北大、清华军宣队头目的迟群、谢静宜就挑选了临湖轩作为写作班子的据点。“文化大革命”末期，临湖轩再次归属北大对外合作部，成为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

今天，临湖轩作为北京大学的贵宾接待室，每年要接待几十个国家几千名来北大参观访问的外宾（包括国家元首、专家和学者）以及港澳台同胞和侨胞，中国国家领导人来北大视察工作时也常常在这里驻足。轩外的古树安静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如今在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几位主人的身影，但是临湖轩已经永远与他们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司徒雷登曾经居住过的寓所，临湖轩也许是原燕京大学留给这位教育家最好的纪念，也是中国教育界留给这位教育家最好的纪念。作为马寅初校长曾经居住过的寓所，它也许能给每一位北大人以心灵上的警示和启迪。

（文/王伟） 6SDefrCBwESPtnfiz/abaNPlIdExge+73YrQxt5w4iLVdZKPnhxE5xORDrYLhIu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