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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学堂的性质，正如其校舍建筑的设计思想，“外盖华房，内用西式装饰，庶几中西合璧”
。因创办在先，且过早夭折，“中西合璧”的理想落实容有未尽如人意处，但其为学校的致力方向，则无可怀疑。而追溯这一观念的产生，近代上海地域文化的特征必然进入视野。
自1842年以后，上海成为首批开放的通商口岸。随着西人的大批进入、租界的逐渐扩大，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优势，迅速崛起。正如时人所艳说：
道光二十三年，诏准西洋各国南五口通商。上海居五口之一，遂变而为互市场，商人由此而群至，货物由此而毕集，市面由此而日兴，至今日，而繁华之盛，冠于各省。遂令居于他处者，以上海为天堂，而欣然深羡。或买棹而来游，或移家而寄居。噫！人果何幸，而得处于上海耶？
而经元善早年随父到上海经商、续办洋务的经历，正可为此说添一注脚。上海对外地人的吸引力，尤在于因华洋杂处而带来的异国色彩。连成一片的租界区，俨然作为展示西方文明的窗口，而成为国人乐游之地。1884年点石斋印行的《申江胜景图》、1898年沪上游戏主人编辑的《海上游戏图说》，便均以此为导游重点。
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上海也成为晚清国内传播西学的策源地。大批思想开通的士人麇集于此，遂使讲求西法在上海蔚然成风。1876年《申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曾将上海与宁波这两个同时开埠的地方加以对比，而指出前者的优越性：
夫宁波通商口岸与上海并立，止以上海海口为各路通衢，其繁华更甚于他处，讲究西学之人亦聚于上海，而不聚于宁波。故自同治以来，西学盛行，在上海则有各中西人设塾教授。而官绅倡其事者，若广方言馆及现在之格致书院，皆讲求西学，日盛一日。
经元善的移家上海，亦可为证明。经氏虽早已至上海发展事业，家人却未同来。直至1891年，两个儿子在家乡读中学书五年后，经元善“因念鄙乡僻处山陬，西学风气未开”，方“携孥至沪，中西兼习”
，全家也因此长作海上人。上海兼课西学的学校数量本居全国之首，其中教会女校外地虽也有设立，但一城不过一二所，上海却很集中，据经元善1898年所说，即已“开塾至六七处之多”。因而，中国女学堂选择在上海开办，实因有此便利条件。而“沪上通商既久，渐习西法”
，也正是经元善强调其率先在沪操办的重要原因。
加以上海报馆林立，至1897年底，此地刊行过的报刊至少有76种（包括副刊及改名者）
，对开通风气无疑大有助益。而报刊之辐射全国的功能，也使深明此道的经元善具有全国意识。照经氏最初的打算，其并不满足于仅在上海一地办女学，而有意以此为根据地，“欲尽两年之内，沪上南北城中分设六堂，可以与西塾之数颉颃”, “即就沪先创设一总堂，以开风气之先，徐图逐渐推广”。
而只靠办学堂，毕竟影响有限；即使可利用上海各报，却也需假手于人，不能自如。于是，经元善在筹议学堂事务的同时，于女校尚未开学前，便在上海的《新闻报》以及长沙的《湘报》、澳门的《知新报》上大做广告，刊登《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宣布“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
。而以“中国女学会”名义，由华提调沈瑛、经元善夫人魏瑛、梁启超夫人李端蕙、龙泽厚夫人廖元华、教习刘靓与蒋兰署名的一封信，则更明白地表述了办报的用意：
沪地自通商以来，虽为南北要冲，冠盖往来，风流易广。然女塾初开，仅此一隅，终虑不足振动遐迩。故女学塾幸已观成，因又有女学报之举。
而《女学报》1898年7月24日发刊后，确实大获成功，“远近来购者云集，期印数千张，一瞬而完”，只得加印，并自10月第10期起，由旬刊改为五日刊
。由于该报主笔乃登报公开招聘，来自四方，如康有为之女康同薇、陈季同弟妇薛绍徽、参与办《无锡白话报》（后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的裘毓芳，均为南方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有关女子教育的议论借报刊流布，对以后各地女学堂的兴建切实起了推动作用。而中国第一份女报之得以诞生于上海，自然也依赖于此处报业的繁荣。
不过，华洋杂处所形成的上海文化环境，既有利于中国女学堂产生，也为创办同人带来了另一种忧虑。在《女学堂试办略章》中，已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
沪滨郑卫之风向盛，而租界中桑濮秽迹，尤彰明昭著。今创设女学，各得自有之权，不先从本根上讲究起，恐流弊较男学外孔内杨者更烈。
担心女学生受环境的污染，办学者于是特别将“防微杜渐”
提上议事日程。学校最初的选址于城外桂墅里，虽有财力的原因，但多人反复强调的却是“地偏心自远”。经元善因居家在此，最能体会其好处，所谓“租界尺地寸金，又光怪陆离，于藏修似亦不甚相宜”，与其当年卜居此地，乃是因为“恐五都之市，光怪陆离，童子无知，渐为濡染”
心思相同。曾广钧也曾以“藏修之地，忌嚣忌闹，稍僻远尚无碍”，回答蔡钧“桂墅里太远否”的询问
，可知其为众人的共识。尽管经元善以为“学生就馆，车辙可通，路并不远”，学校亦采住宿制
，但终以交通不便，而来者有限。何况，经元善们的美意，学生家长未必能够领会。加以增加住宿开支，也非人情所愿。经氏最后也只好俯就现实，在城内另设分塾；到1899年，更由于经费困难，而“公议将总塾停业”
。
1900年，经元善因通电反对为废除光绪做准备的另立皇储之举，遭清廷通缉，被迫逃亡香港、澳门，中国女学堂失去主办人，勉力维持到中秋后，只得关闭。但恰如两年后经元善回顾前事，借佛教“一粒粟种遍大千世界”的箴言做出的自豪描述：
沪上初倡女学，是下第一粒粟之萌芽；迩闻八闽两粤继起叠兴，是栽种一握稻子时代矣。
由其最先发明的“中西合璧”的理想，也在此后遍布各省的女校中得到了更完善的体现，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终于从上海起步，推向了全国。就此而言，中国女学堂虽败犹荣。
[1]
《三等公学总章程》（1896年），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7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