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西女士的盛大聚会

中国女学堂起初虽由具有维新思想的男子发起，但所有校内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必须由女性承担的原则，却是一开始即已确定。因而，《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第一条“立学大意”便写明：

故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用妇女为之。

在“堂规”部分，也把“凡堂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列在首位，而不避辞费。如此反复言说，意在强调此学堂仍遵从礼教，“严别内外”。为此，在《章程》中还特别声明：“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男性外董事与办事人员，均须在与校内隔离的外院办公。 因其规定符合当时社会的主导观念，不难被创办同人一致接受。当然，其中蕴涵的培植女性自主自立的意识更为重要，只是这一点其时很少有人觉悟到。

既然已决定把妇女推到学校工作的第一线，而国人自办女学堂又确属开风气之先，不仅对于一向闭居家中的中国淑女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即使对于见闻颇广、已经有办理经正书院资历的经元善来说，也觉棘手与陌生。于是，经氏想出向西方人求教的主意，因其已有在中国办女校的经验。男子既被认定不能越俎代庖，具体事宜的商讨便有赖于中西女士的会谈。这本是顺理成章的想法，不料却也成为最早引起争议的话题。

第一次一品香集会时，经元善即当机立断提出此问题：

议此堂之设，章程第一条，堂中一切皆用妇女为之。拟此次叙议后，过旬日半月，订期邀集已书捐之命妇太太、姨太太、少太太暨小姐，假座清静幽雅之处，会叙一次。并添请西国各女塾教习、提调为外客，博采师法，择善而从，以便开手办理。

要各位女士抛头露面，集体聚会，其议论结果尚且要公开发表，如此做法，显然违背《曲礼》“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以及《内则》“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均出《礼记》）的古训。经元善也已顾虑及此，故曰：

但此叙未免稍背《曲礼》、《内则》之经，倘谨怀君子或畏人言，请归而谋诸妇，愿到者赐示奉送，不愿到者亦乞笺复。

此说果然不是多虑，当场便有严信厚加以反对，而从其所述“今日问各位皆不加可否”，可知赞成者实为少数。严氏的说法是：“请女客一节，鄙意从缓。若近日遽尔去请，大约不到者十居八九。或待学堂落成后，粗有规模，再请不迟。”但经元善是具体经办人，深悉此中难处。从办学实际考虑，他仍然坚持早做商议：

现在建造房屋，一切布置非向西女塾周谘博访不可，并要托其商请西女提调、教习。西塾亦不准男子入门，非女董接洽不可，何能待之落成以后？

由于所说道理实在，此事终成定议。

不过，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保证聚会的成功，经元善于一品香会后又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不仅催促有身份的正室夫人到场，而且希望来者多多益善。因而写信劝说严信厚，只为听说其如夫人“有如南北具美，不止一位”，期望“能派以替代”出席，或答应具名作邀请人。而一旦接奉严氏准信，不禁大喜，立即将其“再三商诸贤内助，不特俯允具柬立名，并允陪客必到”的消息广布，又趁机借题发挥，以正视听：

既欲创兴女学，岂能仅事藏修？势不得不将《内则》一篇神而明之，稍参活笔。此次邀叙女客，无非欢联众志，藉可聆教西国通才女士崇论宏议，亦是难得之遇合。既不强以助捐，又无他事烦渎，且假座双清别墅幽畅之地，雇用巡捕司阍，不准闯入一男客，仍不逾大德之限。凡诸贤淑，何惮而不惠然肯来？况沪上公馆主妇出来观剧揽辔、游目骋怀者，比比皆是。独于此中西雅集而反矫情矜持，诚有索解人而不得矣。

尽管说得委婉，突破礼教的严格制限一层意思已是呼之欲出。社会生活既已改变，女性既然必须参与社会事务，传统经说便不再能范围其言行。无论当时的人们是否明确认识到其间的关联，都无碍于事实的存在。

除以变通的方式解说经义、为妇女的外出集议寻找理论依据，此外，对来自反对与西方人会商的一派意见，经元善也以为不值一驳，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由郑观应转述的“不必多请洋人会议”之说，表面的理由是“现在经费不多，尚未能大举，恐贻笑外人”，经元善也只以“一往无前，不避艰险”, “成否利钝，诚非区区之愚所能逆料，不知将来能不贻笑于外人否”答之，并策略地抬出“深明西法”的上海道台蔡钧，以示上行下效。

其实，发议之后，经元善即在主动与林乐知联系，请其推荐合适人选。若论经氏与林乐知的交往，起码从1893年便已开始。那年10月，经元善因举办经正书院，而在《万国公报》57册发表《拟设经正书塾缘起》及课规、章程等。林乐知则于设立中西书院后，又在1891年创建中西女塾。求助其人，对经元善来说正是合情合理。据林乐知在广学会刊物《万国公报》所撰《助兴女学》一文云，经君“商诸本会同人，冀集思而广益，复属开列泰西寓沪诸女士之足以匡扶女学者，择日邀集味莼园” 。而林乐知对此事也确实热心，11月25日，距首次聚议不过十天，经元善已写信告知严信厚：“一品叙后，林君乐知开来西儒女客廿余位，皆允必到。”经氏并以“西人如此兴彩，吾中人岂可冷台而不和之”，为“请女客之不能再迟者”的一条重要理由。

并且，西方人士对中国女学堂的看重，更以提前约请的方式毕露无遗。英国律师担文（W. V. Drummond）的夫人，于11月22日便“先设茶筵答请中华女客” 。11月30日，西班牙总领事夫人也继起邀约。《助兴女学》一文述其事曰：

是日也，天气晴暖，中西女士各二十余人，毕集于虹口西领事署，华筵甫张，妙论徐发。……并闻是日席间，肴核既撤，西班牙领事夫人举觞属客，且言：侧闻女学之兴，不觉喜溢眉宇。中国某夫人对曰：我辈虽怀此意，深惭孤陋寡闻，所愿各国贤媛同匡不逮。西夫人曰：苟有所知，无不明告。且愿代贵国诸姑伯姊遍谒泰西女博士，请协力以成此举也。

而第二日，中国女学堂的女董事、提调、教习15人便第一次聚在一起，于经元善家中，“会商公请驻沪中西官绅女客”之事，此即第三次筹备会议 ，也可以视为对前一日宴会的回应。西人的先行动作，实已迫使经元善必须将中西女士大会的计划尽早付诸实行。

鉴于首次叙议时，有人提出请女客之处，“一品香似不相宜，地太热闹而杂” ，经元善便一直在为寻找合适的会场大费周章。“吾华男女向有阃内外之限，请女客须择清静轩爽之地”既为既定方针，要同时满足宽敞而不喧闹两个条件，在当年的上海其实也不容易。何况，档次规格亦要讲究，毕竟需顾及国人的体面，又应使西洋人能够适应。而上文提及的双清别墅（即徐园），已是修正过的方案，最初乃“先往钱业公所及钱江会馆”，但这些处所均以“非人地相宜，惬心贵当”而放弃。最终是由味莼园（即张园）主人张鸿禄主动来函，“愿以安垲第全座捐免园租”，供中国女学堂请客之用；另“照西人茶会跳舞例，亦用巡捕两名，周流巡察，不准游客从檐外经过，并允内主人匡勷陪宾，照料一切”。同人踏勘的结果，也以为“式式均臻妥善” ；事后证明，“在一所中国游乐园的大饭店里，以英国风格招待的宴会” ，使西方客人十分满意，因而可谓皆大欢喜。

宴集之前，经元善也做了充分宣传，报纸于此又派上用场。因“安垲第可请女客三百位”，为使上海关心女学之事的女士得以闻风而动，尽量赴会，经氏特意于开宴前三日，在读者最多的《申报》与《新闻报》上刊登《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新闻报》先一日披露于新闻版，《申报》则在广告栏中连续两天推出。启事中言明：“惟此次请客，有具柬往邀而坚辞者，有失于备帖而愿来者，难免挂一漏万。同人公议，此系宇内大公之局，并非承乏者一己私宴，凡诸贤淑均是客、均是主也。”并宣称，已“敬请道宪（按：指蔡钧）与有司官太太亲莅，率诸命妇以陪外宾，用昭中西辑睦、教化大同之谊，不可谓非坤道难得之雅集”。如此盛会，自不应错失良机。为示“大公”之义，主办者“用特登报布告，凡吾华寓沪官绅士商名门良家太太、姨太太、小姐，未曾具柬而欲恭逢其盛者，均可一律光临”。只需将姓名、公馆地址送至上海电报局，当即奉送请帖，预约截止日期为宴请前一日午刻。 经过这番铺陈，女士们即便是在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状态下开会，而其会集仍通过日报，成为公众瞩目的事件。

或许真是“好事多磨”，聚会前一天，忽然“雨丝风片，竟日阴霾”，使得东道主担心天公不作美，“各闺秀有因雨改期之疑，致阻鱼轩”。于是又于宴集当日，在《新闻报》登报声明“风雨不更”，并说明，“安垲第车辙可以一径到门，下舆入室，不虞淋漓之患”。布告者显然相信西人自会遵守信约，针对的只是中方人士，深恐泥途延误，因而要求将中客到场的时间，从原定的两点提前至一点半。 幸好只是一场虚惊，第二日“天朗气清”，正好欢叙，使经元善大为欣喜，不禁赞美“天人交感”。

1897年12月6日的确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包括西班牙、瑞典两国领事夫人在内的中西女士总共121人（另有一名幼儿），出席了在张园安垲第举行的盛大宴会。此即中国女学堂的第四次筹备会议。中方主人先做准备，三点钟，西方客人准时光临，一并入席。来客几乎包罗了当时上海最活跃的西方女性，如创立天足会的英国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中西女塾的校长美国海淑德女士（Miss Laura A. Haygood）等。虽然由于蔡钧夫人的请而不到 ，或许影响了一批官太太未来助兴，使得外国女客人数多过主人，为65位 ；但此集联谊中外，且数达百人以上，正如《点石斋画报》所云：“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参加者称之为“旷典”，实非过誉。 尤其值得敬佩的是与会中国女士的勇气，她们不仅要第一次在招待洋人的大会上充当主人，而且还要接受并不习惯的西餐的挑战：“据观察，在这次招待会上，当一些中国女士们笨拙地对付刀叉的时候，其中也有几位象外国人一样熟练地使用它们。” 来自李提摩太夫人的报告尽管是从肯定的角度谈论，我们却还是能够体会其中的甘苦。而这些勇敢的女性从容地应付了局面，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使命。

宴集的目的，在《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中开宗明义，即已揭出：

本学堂邀请诸女客，专为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风气之先，并非如优婆夷等设筵以图香积也。

讨论学堂如何办理自是此会的主要内容。而整个程序也安排得有条不紊：“先将学堂章程翻译洋文，遍送西国诸女客阅看”；随后，负责中文教学的华提调沈瑛与协助其办学的侄媳、沈敦和（曾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夫人章兰，将事先草拟的《内办章程》七则送请中西女士公鉴，并将校舍建筑草图一并传观。而饮馔过半时，西方女客又“缮具英、法、华文谢词各一纸，同声道谢”，女学堂各位提调、董事则“请大众随时见教”。临近散会，立德夫人起立发言，称：“今日会中外一家，诚为欢畅。中国欲创此未有之举，如欲我等众西妇女襄办一切，当效微劳，且不敢稍存私意。” 五点宴毕，“安垲第已火树银花，璀璨一室矣”。根据报道，从始至终，大会气氛融洽，结果极为圆满。不只在场者有“众善交征，共襄旷举” 的印象，连当日未能出席的女性，单凭传说，也能作诗咏赞：“艳闻盛会尽英才，宝马香车络绎来。难得中西诸姊妹，成城众志绝疑猜。”

这次史无前例的中西女士大会，其意义并不在于当场征集到多少有价值的建议或几多捐款，而在于首开风气。邀请西方女士支持并参与以国人为主体的教育事业，是晚清取法西方、创兴女学的捷径。主办者以大会的方式，显示了开放的胸襟与高超的眼光，为此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李提摩太夫人即认为，此会为跨越中外妇女隔绝的鸿沟迈出了第一步 。同时，中西一心的形象，也强化了女子受教育乃通行各国、势不可挡的舆论导向，有利于女子教育在全国的推展。而其突破礼教的规范，更是意义深远。保守的《申报》倒很敏感，于会后不久即发表《男女平权说》，开篇便大谈男女之辨：

《周易·家人之卦》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古之圣王，制作礼乐，以范围人伦，俾尊卑有等，长幼有序，贵贱有别，厘然秩然，不使稍有紊乱。而于男女之间，尤处处间之以礼。

于是反对开女学，认为“抑阴扶阳，亦天地自然之理”。文章作者的心思，显然是怕中国妇女与西洋女性接触后，也感染其时正在英、美等国兴起的女权思潮，深恐“公使之辑睦邦交，议员之品评国政，学校之培护人才”，如此“国家最为紧要之事”，也允许女子参与。因而要求“重复古制，俾民间庶媛稍识礼义之大防，而仍不废酒食之议、桑麻之勤”。 其立论虽则荒谬，却颇有预见性。而做正面阐说者亦不乏其人。即使如《游戏报》这类消闲小报，在这一关系大局的事件上，也能识大体，以异乎寻常的庄重笔调，盛赞中西女士大会：

独是吾华妇女向有阃内外之限，今一旦破除成见，讲求女学，师范西法，以开风气之先，中国维新之机，其在斯乎？

而聚会中出现的一则花絮，吸收京都同德堂药店主人孙瑞（敬和）之“私妇”彭靓娟（寄云）女士为学堂内董事，便颇具代表性。《点石斋画报》称彭氏的出场为此会“最奇者” ，即表明其破格之处。办理洋务多年的经元善，以举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才的气魄，不拘泥于礼法，才能成功地组织了这次中外女士大集会，并为中国女性独立任事、承担应尽的社会职责开了先声。中国女学堂的提调、教习们，也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出身士绅阶层的职业女性。 fEUb7N9BQR2rxfPT0fuafVhQKxVv28NXPTqYzirkz1Z7wUcBpCRFl4Lhwf9zTl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