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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既是全球瞩目的社会文化事件，也是人类社会最典型的媒介事件，从问世起，便一直受到世界范围内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有个形象的说法，奥运会的舞台上有两个梦想的舞者，一个是运动员，另一个就是媒体人。如果说奥运赛场内的精彩在于各国运动员竞技实力的激烈较量，那么奥运赛场外的精彩则在于各路媒体报道能力的全面施展。
2012年伦敦奥运会吸引了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800名注册记者、15000名电视转播人员以及5000至6000名非注册记者前往采访报道，其数量是运动员人数的两倍，成为名副其实的“记者奥运会”。
在经历过四年前北京奥运会的主场“作战”之后，国内各大媒体对万里之外的伦敦同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纸媒、通讯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纷纷派出精锐队伍，力求在媒体大战中占得先机。《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以及全国各地的众多媒体派出数百人的精干力量前往伦敦；新华社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单独授权，组成包括110余人的报道团队赴现场采访；中央电视台则派出450余人的采编和技术保障队伍……不同形态的媒体立足自身特色，广泛利用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全景式、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伦敦奥运会的风貌。
伴随着中国传媒生态的深刻变化和媒体竞争的深入发展，新闻大战成为伦敦奥运会期间我国传媒领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更好地争夺受众的注意力这块“蛋糕”进而赢得更大的商业成功，是国内媒体在奥运报道活动中大显身手的不竭动力，这也意味着国内媒体上呈现出的“奥运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赛场”。
总之，中国媒体为公众搭建起了关注奥运、参与奥运的平台，在伦敦奥运会的媒体大战中经受了历练，也经受了考验。与以往相比，应对更加有度，收放更加自如，体现出更为成熟的专业素养。但在此期间，一些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方式也引发了质疑，如面对周俊在女子举重53公斤级决赛中交“白卷”、于洋/王晓理在羽毛球女双比赛中因消极比赛被取消参赛资格、吴景彪在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因输给朝鲜选手而连称“有愧于祖国，有愧于中国举重队”、刘翔在男子110米栏预赛中因伤未能完成比赛等复杂局面时，媒体报道和评论的方式引起了较大争议。对于这些争议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重大媒介事件的性质和社会影响加以反思。
本期访谈选取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传媒领域最具有争议性的若干现象加以讨论。这些现象或已经触发了学界的一些“经久不衰”的争论，或带来了新的问题。通过讨论，我们期望在学界和业界之间形成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争鸣。
本期的四位访谈对象是：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陈 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田朝晖，新华通讯社资深记者、《新华每日电讯》总编室主任
一、国内媒体对“全民偶像”刘翔的报道从最开始的“悲情论”过渡到了另一个极端的“阴谋论”，请问您如何评价媒体针对此事件报道态度和方式的变化？
2012年8月7日下午17点45分，央视体育解说员杨健抽泣着说：“刘翔用一种我们也许能够预想到的最残酷的方式结束了伦敦的比赛。”全民偶像刘翔的伦敦之行画上了句号。
随后，各大媒体迅速做出反应。新浪将微博输入框中的默认标签由“刘翔加油”变成“刘翔摔倒”；五大商业门户首页顶端也已全是他的名字。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也为这位没得到金牌的选手打破惯例，播出他单腿蹦过终点的过程……“悲情英雄”这四个字随后出现在8月8日出版的中国很多奥运特刊上，吻别栏架的瞬间被放大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扬子晚报》等报纸的头版。
而“誉满天下”的另一端，就是关于刘翔摔倒的各种质疑甚至批判。《新文化报》把刘翔摔倒后透过栏架看着对手扬长而去的眼神放至最大尺寸，然后向所有人问了一句：“你能给他宽容的微笑吗？”
8月7日晚上，“阴谋论”的论调在各大媒体上“全面开花”，国家、商家、大家，举国体制、商业利益、民粹主义，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找到罪魁祸首。当然，最方便瞄准的目标永远是当事人———不少媒体将质疑完全指向了刘翔个人。网络媒体也“紧跟形势”———腾讯判断“举国体制”和各种利益混杂在一起的局面造成了刘翔伤情不透明，进而导致人们难以接受。
陈昌凤 ：在这类有争议的话题上，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应对明显不足。我们对突发性的话题、危机的应对能力，对未策划过的话题的报道明显乏力。
无论是“悲情论”还是“阴谋论”，都是媒体的炒作，拿名人当话题来吸引眼球。“悲情论”是媒体想煽情；“阴谋论”是媒体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陈绚 ：第一，无论是“悲情论”还是“阴谋论”，都是媒体的炒作，拿名人当话题来吸引眼球。包括中央电视台专派一名体育记者（冬日娜，这个记者似乎出名了）跟随报道刘翔也是炒作。“悲情论”是媒体想煽情；“阴谋论”是媒体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对媒体的这种做法宽容一。，点可以说是“媒体有自己的选择，有权利这么做”。严格一点说，是新闻报道缺乏理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报道对象不厚道，缺乏善意，缺乏尊重，是职业道德缺失。
第二，怎么说刘翔也跑了近十年，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田径训练或比赛，伤病随时都可能发生。媒体替观众发出“上个月的法国田径锦标赛上不是还好好的”这样的疑问，是不理性，也是不人道的，这样的新闻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谁会认为在数十亿观众面前以这样的结局收场是自己期望的？如果能跑谁愿意这样？刘翔如果可以选择，他一定会选择和上次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一样，不出场参赛。但事实上，他无法自己做出选择。网民说的有些话，媒体是不可以说的，诸如有报酬的比赛就参加，就没有伤痛了，替国家比赛就如何如何了……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新闻专业素养的表现。如果媒介认为制度不合理，可以推动改革国家的体育管理制度。但只要刘翔没有违纪违法违德，对他提出高调要求的评论就是非理性的。
第三，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尽管弱于普通人，但他们也是有名誉权、隐私权的。现在中国有些媒体打着“让受众了解”“满足公众合理需求”的幌子进行报道，但其言词是涉嫌侵犯报道对象权利的，应该引以为戒。媒介应有自律意识、道德底线和起码的良知。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受众想知道公众人物的信息，媒介只能是尽量满足这一需求，但受众不拥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个政治概念，只限于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如要求政务信息公开、要求政府官员公开收入等等。
媒体的罪过是常常将人们引向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对此次奥运会的报道，特别是对于刘翔的报道，有过度之处，不仅篇幅过度，而且情绪过度。
王润泽 ：记得西方有位人士曾说过，媒体的罪过是常常将人们引向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对此次奥运会的报道，我也看到有的媒体忽略了最值得报道的东西，而将观众引向歧途。特别是对于刘翔的报道，有过度之处，不仅篇幅过度，而且情绪过度。媒体对此事关注之强烈、报道篇幅之大，实在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开始的时候，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扭捏作态，矫情万分，让人耻笑。如果说刘翔和其背后的利益团体表现有问题，那么媒体的表现更令人质疑。最悲哀的是，中国媒体表现出的是只有一个大脑一，种想法一，种情绪一，个表情！刘翔的金牌真的如此重要吗？丧失了它，说句难听的话，有的媒体表现得如丧考妣！到底是刘翔的问题大，还是媒体的问题大？金牌如果被赋予了太多的附加值，就不正常一。部分媒体利用金牌的附加值，营造了一种让人感觉很羞耻的自我表演的氛围一，自哀自怜，自说自话，无病呻吟。当国内民众（当然也包括另外些媒体人）通过微博等自媒体对此事进行深入分析和深刻怀疑后，媒体又一边倒地竖起“阴谋论”的大旗。转眼间，所有相关者都受到怀疑与指责。从中，只能看出媒体的冷漠无情，翻手云覆手雨，反正怎么都有新闻，都能卖版面；缺乏的就是独立的思考、有个性的评论，甚至是冷静的沉默。
田朝晖 ：在“刘翔摔倒”这一事件上，媒体的摇摆不定也体现了媒体的立场不坚定，受到多种观念和因素的左右。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刘翔事件发生后，上海一家报纸先是称赞，随后又讽刺。媒体不知不觉中成为微博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的立场。
二、“金牌”是国内媒体奥运报道中最热门的话题，媒体在周俊和吴景彪失金事件中呈现出的“金牌至上”的报道倾向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对此，您如何评价？
2012年7月29日，中国女举遭遇了奥运史上惊人的一败———在女子53公斤级举重B组赛场上，以“黑马”姿态出战的周俊三举全部失败，没有成绩，黯然结束了自己这次“意外”的奥运之旅。随后，媒体的批评，乃至嘲讽，接踵而至。
在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景彪发挥失常，负于创造奇迹的朝鲜选手，最终获得银牌。赛后，在央视的采访镜头前，吴景彪失声痛哭，鞠躬致歉，直至蹲在地上掩面而泣：“我有愧于祖国，我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对不起大家！”
根据报道，“在吴景彪的老家福建省南平市炉下镇朱山头村，他的父亲吴火金和母亲陈冬英在电视机前见证了吴景彪的失利，他们身旁的十几名记者感觉吴景彪夺金无望后，刹那间撇下两位老人离去。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许多网友表示：‘冠军虽美，也请对失利者多一分关爱。’”
面对冷漠的媒体报道，民众一片哗然，很多报纸遭到来自微博、贴吧和论坛网友的潮水般的斥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都市时报》总编辑周智琛率先在特刊封面上专门发表了一封致歉信。在道歉信的后面，这家云南报纸在题为“无缘金牌，景彪为锦标垂泪”的央视赛后采访截图上批评同行：“父母遭媒体冷落”。
陈绚 ：看了中国媒体对周俊、吴景彪的报道后很难过。这些记者、编辑的所作所为让公众清楚地看到什么样的人是“势利小人”！在这些报道中，“金牌”的多寡、有无已经不重要，对“金牌”是否至上的看法也不重要，这样的采访行为和报道本身就是中国媒体的耻辱。
做这样的采访报道的记者、编辑可以有“金牌至上”的想法，这是他们自由选择价值观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能对一名运动员及其亲人如此无礼。
运动员能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这本身就是荣誉，这些媒介从业者在无情和无耻地践踏着这些荣誉。
如果说商业集团利用奥运会进行营销，眼中只有金牌，普通民众为了娱乐而关注金牌，某些主管部门为了政绩而追求金牌，都有合理之处、情有可原的话，媒体追求金牌的行为，就实在不够成熟。
王润泽 ：媒体在奥运会期间的表现，还是反映了很多问题。如果说商业集团利用奥运会进行营销，眼中只有金牌，普通民众为了娱乐而关注金牌，某些主管部门为了政绩而追求金牌，都有合理之处、情有可原的话，媒体追求金牌的行为，就实在不够成熟，并且忘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功能。
在奥运会期间，我国有的媒体表现出业务不成熟、心态不成熟。在对新闻的选择和判断上，只有一个标准———金牌，报道和评论中也只有金牌，或者围绕金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等。在对奥运会的报道中，凸显出国人对奥运奖牌的过分重视，过分强调，很难看到一个自信而宽容的大国的风范；难道连体育我们都玩不起？奥运会拿奖牌固然重要，但奖牌如果仅仅是奖牌，是运动员个人的荣耀，无法代表其背后国民体育事业的强大和整体水平的提升，那么奖牌就是功利主义的产物。有的媒体敢对丢了奖牌的运动员破口大骂，上纲上线，完全丧失了一家新闻媒体应有的道德，表现出来的情绪就是浮躁、极端、尖刻、小气，真的是输不起！
田朝晖 ：其实，在媒体报道的“女举事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媒体的“金牌至上”的报道理念，“专业解读”的匮乏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遇到突发新闻，你想听专业人士的看法，还是相信非专业人士的判断？答案不言自明。对某则新闻做出专业判断，是对媒体最基本的要求。但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答案。
中国女举小将周俊遭遇0分，让中国传统夺金项目遭遇重大失利。一些媒体很愤怒，不问缘由甚至不明真相，就开始嘲讽周俊。事实上，这些媒体并不了解女举的背景、缺少专业知识，但它们需要给出自己的判断，表达自己的观点，于是，闹出了“非专业”的笑话。
事后，嘲讽周俊的媒体公开道歉，但这并没有改变“非专业判断”和“专业判断”并行的现实。大量非专业评论员参与到这场闹剧中来，而且非常活跃。中国“派出”了规模最为庞大的记者团，可遇到突发新闻，比如刘翔跌倒、羽毛球消极比赛，给出判断进而影响受众判断的，既有前方的专业记者和编辑，也有后方的“非专业”评论员，甚至后者的影响力更大。
三、国内媒体在奥运报道中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加入政治因素，这集中体现在孙杨和朴泰桓比赛中的“口水战”和“国旗事件”中。您如何看待奥运报道中卷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在孙杨和朴泰桓比赛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中、韩媒体即围绕游泳项目开始了一场“口水战”，甚至有媒体故意“挑拨”，制造事端。一些中国媒体“误译”“讹传”援引自韩国的报道，引起网民的围观和愤慨，在网民中营造了一种民族自尊受辱的情境，鼓动起民族主义情绪。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比赛中，中国游泳名将孙杨与韩国“夙敌”朴泰桓以1分44秒93的相同成绩并列获得亚军，不过在赛后颁奖仪式上，并列为亚军的中、韩两国国旗却一下一上。7月31日传来官方解释：“按国际奥委会规定，如遇奖牌并列情况，在颁奖仪式上两名运动员代表的国家或地区的旗帜需并列平挂；如果空间不够，可以上下悬挂，挂旗的顺序依照运动员姓氏的字母顺序。朴泰桓的首字母为P，孙杨为S，故韩国旗帜在上方。”各大媒体纷纷对此发表观点。
陈昌凤 ：体育与政治难以分割，而在中国，体育更是有被泛政治化的倾向。“国旗事件”，按照奥运章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已经公布过），不是一个违规事件，如果网民或媒体能理性地去了解相关知识、听进专业声音，该事件不至于被放大如此。专业性的缺失，不只出现在网民中，也表现在被网民牵着鼻子走的媒体方面。媒体如何坚持和坚守专业性，需要慎重思考。
陈绚 ：本人以为“国旗事件”是非官方行为，至少行为人没有想过故意贬低中国人。当然，英国的奥运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确有欠缺之处，我们也看到这次奥运会的错漏不少。本人相信工作人员关于“平衡”的解释。
王润泽 ：对于这些报道，我能想到的对媒体的评价有以下几种：
褒奖论：中国媒体反应迅速，议论全面、到位，弘扬了国威，也弘扬了中国的正气，显示了中国积极发展的态势和大国风范。这种“看主流”的评论老生常谈，不利于媒体进步和促进国人思考，所以本人不赞成。
中庸论：媒体在奥运报道中，有全面、到位的分析和评论，给国人和读者以海量的信息和丰富的情感解读，但我们也要看到媒体在某些问题上不冷静、不客观、比较偏颇的论调。这种评论采用“圆滑”的辩证法，两边都说说，等于没说，所以这种评论也略过不谈。
贬低论：媒体过度炒作，煽动国人情绪，有损于媒体的社会责任等等。这种评论还值得反思一下。习近平总书记不是说，经验要总结，教训更应该总结吗？反思媒体在奥运期间的言论的不妥之处，对促进媒体进步很有必要。
体育是专业领域，对体育事件做出判断，只有逻辑思维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不然是很危险的。
田朝晖 ：我从一个评论员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国内媒体的评论员可能更关注和熟悉时政、财经、社会、教育问题，而不是体育。但在奥运会期间，他们凭借手中的平台优势，用自己的判断影响着更多的受众。本来是纯体育事件，却往往被解读出政治意味，或者被拔高为社会问题。媒体评论员喜欢使用一个句式———“××的归××，××的归××”，但在奥运会期间，体育的并没有归体育，而是被赋予了各种内涵，做出了各种解读，以至于出现误读，闹出笑话。
孙杨和朴泰桓并列亚军，颁奖升国旗时，旗子一上一下。媒体把旗子的高低问题拔高为民族问题，认为背后有阴谋，这是很多评论员的习惯思维。如果换个领域，也许这就是正确的解读。但是，体育是专业领域，对体育事件做出判断，只有逻辑思维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不然是很危险的。事后，阴谋论被证明是误解。旗子上下摆放，只是一种惯例而已。
奥运会期间，这样的误读并不鲜见。当中国媒体嘲笑伦敦奥运会频频乌龙时，其实也应该自我反思一下：我们的媒体的乌龙也不少啊！
四、您如何看待国内媒体面对国际事件中的不公和偏见时“挨打就必须还手”的态度和做法？中国媒体该如何面对这些可能存在的不公和偏见？
2012年7月30日，在女子400米游泳项目中，17岁的叶诗文打破世界纪录夺金，“最后50米比男子冠军还快”。英国媒体BBC、《卫报》《每日电讯报》等均提出400米混合泳冠军叶诗文“可能服用禁药”的质疑。
7月31日晚间，从伦敦传来“叶诗文通过权威药检”的消息，伦敦奥林匹克协会主席莫尼汉勋爵在央视镜头前声称：“我们知道世界反兴奋剂协会的地位，而协会已经确认了叶诗文是清白的，故事到此为止吧。”
但媒体对此事的强烈关注与愤慨却并未停止。
8月1日上午，在传回叶诗文又获200米混合泳金牌之后，新浪体育推荐现场见闻《外国记者逼叶诗文回答是否服药，回击：绝对没有》；腾讯也坚持把《外媒新招质疑叶诗文：伦敦禁药检测仪不先进》放在新闻首页头条。各大媒体纷纷针对此事表达愤慨之情。
而8月6日中国体操运动员陈一冰憾失金牌更加深了这种对“偏见”的推测。《都市快报》把陈一冰狠狠亲吻吊环的瞬间放大，为这位退役老将献上一首《吻别》———“竞技场上有三种人：冠军、输家和赢家，陈一冰曾经做过第一种人，昨天他是最后那一种人，带着骄傲离开，赛场之外，拥抱新的生活”；《扬子晚报》说，“全世界喊冤，一冰很大度”。
在国际事件中，确实存在着国际主流媒体普遍的对中国的质疑态度，这与偏见有关，与中国的自身形象有关，也与中国的传播力有一定关系———但这只是标，不是本，本质上的问题是中国亟待加强国力，增加信誉。
陈昌凤 ：在国际事件中，确实存在着国际主流媒体普遍的对中国的质疑态度，这与偏见有关，与中国的自身形象有关，也与中国的传播力有一定关系———但这只是标，不是本，本质上的问题是中国亟待加强国力，增加信誉。
关于中国游泳冠军被质疑的报道，我们除了批判西方的偏见之外，需要考虑的有以下两点：第一，记者是守门人，倾向于质疑。伦敦奥运会结束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奥运报道者、相关负责人参加的研讨会上，有两位记者明确地说：在北京奥运会和其他比赛中，他们采访超过风速的赛手，也会质疑他是否服用了兴奋剂，其中有一位采访的时候就真的问过。记者这样去采访是一种职责。第二，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试图用历史资料、科研现状来分析，甚至推论，确实带有观点先导的倾向，但为何另一些报道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传播技巧方面，他们用了哪些手段？存在哪些专业伦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在一味批判的时候，缺少有力的分析。
陈绚 ：面对不公和偏见，中国人和中国媒体当然应该抗争。中国媒体在叶诗文、陈一冰的事件上进行抗议和揭露的报道值得肯定。
王润泽 ：我们对媒体社会功能的认知，是包含有对中国文化内涵的考量的。媒体通过对新闻的选择、写作和评论来表现自己的气质和个性，具有不同气质和个性的媒体综合起来，共同表现了中国国民的气质和个性。但是，在对伦敦奥运会的报道中，我们却很难看到一个自信而宽容的大国之风范。
五、您如何看待媒体所报道的国羽“消极比赛”事件及其引发的争议？
2012年8月2日晨间，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首页上，头条待遇不属于“焦刘洋破纪录夺冠”或者“雷少爷的剑”，而是“国羽头号女双假打被取消奥运资格”。
从8月1日中午开始，于洋和王晓理还能不能继续比赛就已经成为焦点话题，各门户网站将题为《世界羽联指控中韩印尼8名选手消极比赛》的报道放在奥运专题头条。根据新华社的描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于洋/王晓理以14∶21和11∶21爆冷不敌韩国组合郑景银/金荷娜，由于双方在场上失误频频，击球不是出界就是下网，比赛时温布利体育馆内嘘声四起。赛后于洋表示：‘我们是第一次和她们打，加上明天就淘汰赛，我们小组已经出线，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体力和精力面对明天的淘汰赛，没必要再拼了。’”
事实上，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杨明“输球又输人，丢人丢到家了”的斥责在8月1日上午第一时间就被网络编辑抓取，加上“新华社狠批”的背景注释，展示在心系伦敦的国人面前，并配以评论《25000人喝彩vs。一地嘘声，您当如何选择》《消极比赛必遭到谴责，奥运精神不容违背》。
第二天，国羽“消极比赛”招致媒体骂声一片。
《成都商报》把血红的“耻辱”二字写得斗大，置于被处理成黑色的裁判警告现场的图片上，并配发了同样来自新华社的怒斥：《中国队该醒悟了！》；《齐鲁晚报》甚至敦促“请给国人一声道歉”；《晶报》《新快报》也将此事上升到了道德的高度；《华西都市报》用近乎整个头版引用那句“输球又输人”的痛斥，宣布《全世界都看见了这场丑闻》；一只被污损的羽毛球静静地躺在《潇湘晨报》的封面上，编辑概括此事为《羽人不淑》，逼问“多少块金牌能拼成一块遮羞布”。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媒体在道德考问之余又开始“反思”“丢脸”事件的“幕后黑手”。面对对于真相的探寻，媒体齐刷刷地将目光转到了羽毛球总教练李永波身上。
运动员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利益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或道德理念，所以不必苛责。我们更应该监督和谴责的是那些操纵和利用运动员、滥用国家体育经费谋取私利的人。
陈绚 ：为了让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尽可能多地拿奖牌，对某场比赛“消极”而为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其他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相信多数也会选择“奖牌最大化或最多化”。但作为教练、领队、运动员，应该认识到“消极”对待比赛这种做法不是光彩的事，做起来时应稍加掩饰（这不是虚伪，是认识、观念在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中国的这两位运动员或加上外国的两位，在做这种不该做的事情时表现得过于“理直气壮”了，甚至还有些“不耐烦”。什么事情都有个“度”，罚或不罚的边界就在于这个看不见，但能感受到的“度”上。
至于后来扯出的李永波的事情，包括他二十年来统领“国羽”的所作所为，那表明中国体育制度太需要改革了。改革的目标就是在拿奖牌的同时也要强调贯彻“体育精神”，不要只靠“金牌驱动”和“利益驱动”。
说到“利益驱动”，其实在上面所提到的刘翔等事件中都潜藏着这个问题。按道理讲，运动员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取利益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或道德理念，所以不必苛责。我们更应该监督和谴责的是那些操纵和利用运动员、滥用国家体育经费谋取私利的人。
六、纵观上述媒介现象，很多都是来源于网络并通过网络得以扩散的，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本届奥运会的舆论构成中发挥了强大的引导作用。关于社交媒体对奥运报道的影响，您如何评价？
伦敦奥运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微博奥运会”，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传播现象。它意味着奥运的去权力化，甚至于去专业化———虽然金牌至上论仍然起作用，但是奥运成了大众的话题、成了大众认为的自己的奥运，它已经不再是体育专业的专利了。
陈昌凤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次奥运会在中国有点儿“民主奥运”“全民体育”的感觉，因为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随意地谈论各种话题。中国有数亿人通过自媒体在传播、评论，民众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奥运中。由此，体育正成为全民运动。这主要得益于微博以及各种终端的应用（多平台传播）。甚至于CNN都把中国的weibo当成一个话题来报道，让大家不要去说什么twitter，中国就是用weibo。伦敦奥运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微博奥运会”，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传播现象。它意味着奥运的去权力化，甚至于去专业化———虽然金牌至上论仍然起作用，但是奥运成了大众的话题、成了大众认为的自己的奥运，它已经不再是体育专业的专利了。当然，微博也带来了复杂的舆论生态，网络暴力不可小觑。有国家级媒体记者因为评论了国羽，其微博被网民攻击、辱骂，以至于不得不停掉。
在史上首届“微博奥运会”中，中国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新倾向：一是主流媒体和媒体人，开始重视占据微博这个平台，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导网络舆论的能力；二是非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几大门户网站的气势非常强大。
田朝晖 ：奥运会期间，微博不只是新闻源，也是观点来源。那边刘翔倒地，这边无数条评论已经发布。在事件发生后极短的时间内，微博已完成选题策划、观点酝酿、观点讨论、观点统一的过程。而微博上的观点，尤其是占上风的观点、受拥护的观点，往往会在第二天成为传统媒体的主流观点。微博就像传统媒体的编前会（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活跃微博用户恰恰来自传统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传统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判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受众在微博上分享观点，然后到传统媒体上去找共鸣。从功能上讲，网络和微博更像是媒体，它们设置话题，给出观点；而传统媒体更像是听众和记录者，对微博上的观点给出“是”或“否”的评价。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传统媒体成为微博的回音壁；另一方面，媒体声音趋同，失去了各自的立场和特色。这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