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江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绘制出的一幅既令人冲动又使人讶异，既田园牧歌又危机重重的社会图景。用这段话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也很贴切。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媒介事件为社会变迁所建构，并在气候、土壤与水分适宜的条件下，推动或阻滞社会变迁。我们或目睹，或亲历的许多媒介事件，都为我们观察和阐释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之变迁提供了可贵的素材。

首先，传播新技术对媒介内容的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9年8月，主流商业网站新浪网推出“微博”平台，将中国全面带入社交媒体时代。此前，已有饭否、叽歪等先行者试水。至2013年上半年，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已达5。36亿。不过，不同于其美国对应物Twitter（诞生于2006年3月），新浪微博在相似的技术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传播策略。在观念冲突剧烈、社会变革频仍的语境下，微博被赋予了大大超出“社交工具”这一角色的责任与使命———它不仅是打破传统媒体信息生产霸权的急先锋，更成了知识分子启蒙大众与草根群体恣情狂欢的舆论场。由是，社交媒体之于当代中国，便有了别样的政治意涵。

社交媒体不但改变着用户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在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传播格局。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过去三五年里经历的变故实可以用“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如果说Web1。0对于传统媒体生产机制的冲击尚停留在信息时效与接收平台的革新这一层面，那么Web2。0带来的，就是从内容，到观念，再到整个生产机制的震荡。

传统报业因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而面临的经营危机由来已久，如今只能全面拥抱新媒体而别无选择。在现行体制的庇佑下，尽管不会有批量报纸因亏损而倒闭，但西方若干大报大刊的命运已令国内同行感受到了冬天。市场化报纸自不待言，就连《人民日报》这样的意识形态航母，也因善用微博而备受瞩目，乃至受称赞。一贯自诩“第一媒介”的电视，也不得不放下不可一世的姿态，去寻求传统生产机制内的出路。比起报纸，中国电视从业者做出了更加令人尊敬的努力，这体现为基于国际版权贸易引进模式的真人秀节目的崛起（参见本书第三篇《电视真人秀的新时代———聆听<中国好声音>中的各种“声音”》），以及针对受众收视新习惯做出的全方位调整（参见本书第六篇《链条的再造与传动———解析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模式》）。电视媒体立足于自身独特的内容生产机制，以为观众提供有别于网络视频的奇观化、精细化视听体验为突破危机的立足点，并巧妙利用社交媒体的“话题酵母”功能，使大量年轻人重新成为电视节目的观众。

除此之外，借助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社会舆论的构成方式也呈现出诸多与以往相异的特点。在全球瞩目的媒介事件中（参见本书第一篇《体育报道的激情与乱象———聚焦2012伦敦奥运会热点事件中的媒体景观》），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中（参见本书第七篇《社交媒体时代的灾难信息传播———解析四川芦山“4·20”地震中的媒介传播现象》），社交媒体都对观察者和阐释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就传统意义上的受众而言，新技术赋予其传播者的身份，信息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倾向；就传统媒体语境下的内容生产者而言，独特的“传者”地位不复存在，传统媒体从信息到渠道，都浸润着显著的焦虑感；就信息流通的控制者而言，如何在既有的法律与规范的框架内确保舆论的扩散在总体上发挥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成了既令人头疼，又充满挑战的新课题。

由社交媒体带来的媒介内容生产领域的变革，仍在继续。新的现象层出不穷，亟待学术界用新的理论和模型加以解释。在汪洋恣肆的信息流动和瞬息万变的舆论激变中，对热点事件的忠实记录和即时阐释，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

其次，传媒业广泛参与和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 传媒对政治改革的参与，既源于中国体制下传媒作为执政党喉舌的机构性质，也部分归因于社交媒体的勃兴开拓出的新传播空间。中央级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均在“十八大”前后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动向。其中，有语态上的调整（参见本书第二篇《观众因何而兴奋———聚焦央视“你幸福吗”系列报道》），也有形态上的改进（参见本书第五篇《媒体变革与社会变革———探析中央媒体改版现象》）。

中国传媒业既然有官方血统，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民众寄予超越一般信息中介机构的期望。主流媒体的一切变化，无论多么微小，总会被观察者加以全方位（有时甚至是过度）的阐释。细枝末节如“你幸福吗……我姓曾”的神回复，形态改变如民生新闻与负面报道比例的提升，哪怕只是主持人面孔与播报方式的调整，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这一状况，既揭示出主流媒体内部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动力与潜力，也让执政者看到民众对于政治变革的由衷关切。

世易时移，大众传媒已不再被执政党作为政治动员的首要工具，而更趋向于回归传播媒介本体。但主流媒体的种种改变，让我们再一次深切体会到政治传播与传播的政治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性。中国传媒业应当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作出积极的贡献。西方学者如S。N。Eisenstadt和K。A。Wittfogel等曾指出，中国过去两千年中，从未发生过“全部的”“原级的社会的”（primary societal）及“永久的”变迁，而只有过“适应性的”“次级的社会的”（secondary societal）及“循环的”变迁。 尽管有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断刺激，但中国社会的变迁一直是，也只能是对儒家文化治下的“自足性平衡状态”的渐进式调整。主流媒体的变化，无论多么微小，都承载着中国社会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有可能打破现状的诸多潜能，实是不容忽视的时代细节。

最后，传播伦理面临新的挑战。 伦理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议题，却又始终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人人都能唱出些应如何、不应如何的道德高调，可面临错综复杂的媒介环境和海量“粉丝”的诱惑时，却又往往把一切美德抛诸脑后。

伦理之所以变得愈发重要，在于伦理已不仅仅是少数媒体从业者的问题，而成为新的媒介环境下所有人的问题。社交媒体开启了“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传播过程中的一切伦理危机，也就成为传媒专业人士与大众的共谋。专业主义（参见本书第四篇《专业性与潜规则———以媒体对中美两起校园伤害事件的报道为例》）、媒介审判（参见本书第八篇《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审判和舆论审判———以复旦学生中毒案为例》）和网络狂欢（参见本书第九篇《道德批判与网络狂欢———探析丁锦昊“到此一游”事件的网络反应与媒体报道》），成了热门词汇，也有了超越道德规范本身的社会意蕴。在道德话语泛滥的当代中国，对道德本身的生发与讨论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便有了相当的紧迫性———在道德话语的背后，应当有更加牢固的理性精神和制度环境为根基，若缺了这个，道德话语就会演变为无远弗届的精神暴力。

总之，本书秉持理性与进步性的原则，旨在于“现代化”的框架内，对当下的种种传媒现象加以观察、记录和阐释。金耀基先生将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要素，归结为四个方面：一为民族的崇古心理，二为知识分子不健全的心态，三为民众普遍认知的不足，四为旧势力的反抗。 而我们的工作，正是围绕上述四个要素展开。正因民族有崇古心理，我们才要忠实地呈现流动的“当下”；正因知识分子时有偏执，我们才要提供可做充分争鸣的论坛；正因民众普遍认知不足，我们才要加强学界、业界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正因旧势力惯于反抗，我们才要去孜孜不倦地勾勒乌托邦，即使它很遥远。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一直滞后于传媒业界的发展。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须建立在传媒学者与传媒从业者对活生生的传媒事件的观察与阐释的基础之上。本书便旨在搭建一个阐释的平台。一方面，我们对重大媒介事件进行及时的记录，供后人回顾参阅；另一方面，我们以大量扎实的访谈，呈现资深学者与媒体从业者最直接的思考与批评。而这本《记录与透视》，只是一个虽粗粝，却不乏真诚的开端。以之为平台，本书的两位主编并《新闻界》编辑部全体成员期望于传媒业与社会进步的宏大事业之间，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4年6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 jIbMBdF1GeNqebDthpEUxRmMFHKcCwdfOmMCVSyoDjb2vz/RsOvBC/cOn9WO7L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