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直觉论研究最新章节_胡军著

五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过，西方哲学，无论是古希腊的，还是近现代的，都具有强烈的科学背景，他们的哲学思想都与几何学、数学等紧密相连。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却不一样，与科学思想根本毫无瓜葛。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西方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广泛的运用。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思想家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科学的分析方法的弊端。显然科学分析方法绝对不是哲学思考的唯一方法。提倡直觉方法的思想家正是意识到了科学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于是奋起高扬直觉方法，以弥补科学分析方法的不足。可以说，科学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的尖锐对峙既有利于科学分析方法的进步，也有利于直觉方法长足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缺乏这样的学术背景，所以我们没有自觉的科学分析方法理论，也同样没有强烈的直觉方法的意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古人虽没有强烈的直觉方法意识，但我们却具有类似的直觉方法的要素。正是在这样独特的文化思想传统中诞生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们似乎对直觉思想及其方法更为钟情，对西方独有的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却时时处处表现出格格不入的情绪。他们中很少有人对科学方法和分析方法有强烈的兴趣，而对直觉方法有持久而浓厚兴趣的却大有人在，本书所研究的对象都对直觉方法情有独钟，都在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将最崇高的位置留给了直觉。而少数几位对科学方法、分析方法曾经有极大兴趣的，也最终转向了直觉或直觉方法。如冯友兰后期指出，要到达他所谓的最高的人生境界即天地境界必须借助于所谓的“负的方法”。同样，曾经研习过数理逻辑的牟宗三也坚定地持守这样的思想立场，即只有直觉才是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坚实的理论基石。只有这样的形而上学才能最终开出所谓的民主与科学的外王。这样的看法尽管不免一厢情愿，但却清楚地表现出他本人对于直觉及其方法的执著与持守。

我们在此必须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现代哲学家看到直觉论与其他种种哲学方法的差异是正确的，但却过分强调了直觉方法的排他性，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明显具有这样的倾向。如梁漱溟早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单挑出直觉来解读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而纵论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思想史的处理态度与方法，都不免流于偏颇。有的哲学家看到了不同哲学方法之间的不同，试图将各种哲学方法综合融会在一个系统内，但明显的是，这样的常识是值得赞赏的，但其处理的方法却很值得商榷。

中国现代哲学家在讨论研究直觉方法的时候，都未曾对什么是直觉方法这一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的问题，提供清晰而明确的解说。这本就在情理之中，因为直觉或直觉方法本来就是针对着分析方法的，如果将直觉或直觉方法讲得头头是道，清楚明白，那就好像不是直觉方法，而转而成了分析的方法了。所以，直觉本身难以给出清楚的解析。能够给出明确而清晰解析的已经不是直觉了。但是只要细读他们关于直觉的论说，我们可以大致将他们关于直觉或直觉方法的思想归结为如下七点。

第一，所谓直觉是一种向内处理和研究人的精神生活或生命的取向、态度或途径。细看中国现代哲学家们，不能说全部，但绝大多数讨论的就是生命哲学或精神生活。在他们看来，要处理生命、精神等问题，唯一可用的态度只能是他们所谓的体悟、感悟。若用我们现在的话讲，这就是直觉。

第二，对于生命的把握或认知不能采取将其看做外在对象的认知进路。这样的认知进路隔绝了主体与客体，完全与当下的生命不搭界。还需注意的是，我们更不能借助于其他种种非生命的手段，如言语或分析的话语系统，而必须让自己直接地进入生命本身。这就是所谓的“一闻言下，顿见真如佛性”。也正是在这样的思维状态下，我们细读中国传统典籍，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儒释道三家对于言语文字并不看重。《论语》中就有“子欲无言”“天何言哉！天地行焉，万物生焉！”等。道家更是强调此点。佛家中的禅宗干脆不立文字，当下认取。此类趋向，用现代的话语说就是直觉。在他们看来，唯有依靠着直觉而不必借助第三者为媒介才能直接进入生命状态本身之中。

第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命概念，任何个体生命都是一整体。这样的生命截然不同于用语言、概念或其他类似手段把捉到的生命，因为它们是不能分割的，所以我们不能运用科学或分析的方法对之做零打碎敲的分析或破裂的处理，而只能对之做整体的把握或领悟。

第四，此种把握不是静态的、死的，如科学的分析方法所运用的语言、概念那样静态的或死的，而是动态的，是流动的。就是在这样流动、动态的过程中一个灵动的生命进入另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之中，这是生命与生命动态的融合。

第五，此种把握绝对不是借助于语言、语词、概念只做形式的无内容的把握，而是对生命内容的深切体悟与直接切入。因为任何语词都具有普遍的性格，而生命却是具体的当下的特殊的存在。为语词把捉住的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生命，而是抽象掉了生动的具体的个性的一般，是死去了的东西。语言或概念过滤掉了的正是生命本身。我们不要轻信通过语言观照到的生命。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已经偷偷变换了对象的本质。

第六，此种把握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或艰苦的摸索或百般的计较才有可能。比如看戏时的入戏要求我们不能分神，不能三心二意，而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欣赏名画时的入画，情景融为一体、泯灭主客；听音乐或演唱某一曲目时，听者或演唱者必须对作品有着深入的理解，要能够入乎其内，让听者或演唱者进入曲目之中；

第七，在某些中国现代哲学家看来，直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境界。如贺麟就反复申说直觉的这一性质。他将直觉区分为前理智的直觉和后理智的直觉。他认为，后理智的直觉主要已不是一种方法，而更是一种境界。而且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们看来，依靠分析的方法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在他们看来，真正能够帮我们进入这样的最高境界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直觉或“负的方法”或“真底自己的觉悟”。冯友兰早期坚持以分析的方法或正的方法来使中国哲学现代化，但在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时幡然醒悟，分析方法只能将我们领到哲学殿堂的大门口，要真正登堂入室还得有另一种叫做直觉的方法或负的方法。

上述的七点概括可以使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哲学家关于直觉及其方法的精髓。

在此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现代哲学家关于直觉及其方法的思想有着不同的思想来源，他们对直觉及其方法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我们所论述的某一位哲学家的直觉及其方法不一定完全具备上述的七点，有可能只具备其中的某几点。因为上述七点是整体上对于中国现代直觉论的综括，很有可能不适合某一位或某几位思想家。

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的是，中国现代哲学家，特别是新儒家的代表，他们的直觉思想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还未能成功地将直觉方法与演绎、归纳、分析等科学方法结合融会起来。他们的哲学观仍然偏重于心性之学，对于外在实在的研究不重视，在方法论上也就容易轻视分析、演绎、归纳诸种科学方法，而偏重直觉及其方法。他们虽然怀抱从内圣开出外王的崇高的治学目标，但是由于此种原因，他们的治学目标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人生境界或道德理想确实很难从纯粹的科学分析方法达致。但是如果不重视科学分析方法，而完全将直觉及其方法抬高到一个不合适的地位，其结果就是既很难达到内圣的境界，更开不出外王业绩，如果这里所谓的外王是指科学与民主的话。在我看来，科学、民主、法治、学理等均是理性化的果实。从本质上看，现代化就是理性在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落实。粗粗翻看一下西方科学技术史，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所谓的科学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个是古希腊形而上的、抽象的、明确的、经过确证的理论系统，再一个就是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精确的、可控的实验技术。这两者在16世纪的欧洲结合而形成了科学。我们可以认清，这两个要素都需要高度发展了的理性。不幸的是，这两个要素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内不具备，而新儒家各位也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知从何着手来开出外王。所以，其结果免不了两头落空。

当然，理性本身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甚或弊病。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理性也曾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但是反过来看，我们同样也发现，没有一种思想方法是绝对完美的，是没有局限或弊病的。正因为理性的方法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才诱发了柏格森等哲学家积极提倡所谓的直觉及其方法。这两种方法应该是互补的。我们的看法是，正是科学分析的方法诱导了直觉的方法。同样，直觉的方法也在补充着科学分析的方法。

中国古代思想不重视思想的论证或推导，当然也就根本没有论证、推导必须具有的方法论系统。这一思想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影响就是中国现代哲学不得不引进西方哲学的各种方法论。由于中国现代哲学家关于直觉及其方法、关于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他们的哲学方法论就必然没有西方的哲学和科学的方法论背景。他们因此也就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两种方法论之间真正应该具有的互补关系，而只看到了这两种方法之间的排斥关系。正是由于这一重要的原因，他们也不能正确地处理好其间的关系，而过度倚重了直觉及其方法。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现代的直觉论和直觉主义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直觉的方法与科学的或分析的方法之间既有着不同或相互排斥的关系，也有着互补的关系。科学的或分析的系统方法论需要直觉来补充。同理，直觉方法也需要科学的或分析的方法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