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传统哲学却走着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路子。

我们细读中国传统思想典籍，在其中几乎找不到几何学或任何其他相关的代数学等的踪迹。其结果也就是，论证、说理不是我们传统哲学思想的特色。即便是《九章算术》这样的数学典籍也缺乏学理方面的明确、系统、充分的论证。这一点在明末时已为徐光启所意识到。他在利马窦的口授下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几卷。对于《几何原本》，他深表钦佩。翻译完之后，他写下一篇小短文，比较了《几何原本》与《九章算术》的异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来评价《九章算术》：“其义略同，其法全阙。”也就是说，在关于结论性的论说上，中国与古希腊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其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几何原本》对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有着详尽繁密而明确充分的论证。而《九章算术》却仅仅停留在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对于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结论的过程却未曾用过很多的心思，且也缺乏严密的推导过程。因此徐光启才说“其法全阙”。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论述问题时从来不留意论证的方法与过程。他们关注的只是原则性的结论。而且他们的兴趣也完全在以一种充满诗意的或散文式的文体申说人生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之类的问题和意义。

不但古代如此，现代中国哲学家亦如是此。

他们认为哲学就是人本哲学或生命哲学或人格哲学，因此这样的哲学显然是不能运用分析方法或其他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因此只能反诸人的生命本身，进入生命之内，于是都自觉而积极地提倡直觉方法。如熊十力就曾明确地主张哲学与科学各有不同的关注对象，所以应将它们区别开来。即便是早年在属于中国现代实在论哲学阵营的清华大学，冯友兰和张岱年也清楚地意识到，为了达到外在的实在，或达致最高的人生境界，仅仅使用分析方法或科学方法是难以奏效的。此种情形若用柏格森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分析的方法或科学的方法是围绕着物体在外面打转，这样的方法是绝对不能够使我们进入物体之内的。

我们尤须注意的是，在柏格森或受其影响的中国现代哲学中那些坚持直觉方法的思想家看来，分析方法的另一弊端在于，它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述所研究的对象。好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如果应用得当，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作品中主人翁的内心世界之中，与主人翁同命运、共呼吸。但是要注意的是，语言在此的作用也仅仅是工具的作用。一旦进入了主人翁的内心世界，我们也就不再需要语言或文字。任何语言只是起着一种桥梁作用，过了河就必须拆桥。如果此时还执著于语言，我们就不免在自己与主人翁的内心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围墙。

同样的道理，在科学思想体系中用语言来描绘外在实在的做法却也间隔了我们与外在事物的联系。为什么呢？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中随便择取任何一个事物，我们都会发现，它是圆的或方的，也同时是有几何图形的，是硬的或是软的，是有温度的等。更重要的是每一事物都具有众多物理和化学等方面的性质。如此等等。但如果选取任何一种语言来表达事物时却发生了我们往往忽视的性质上的根本改造。比如当我们用“重”这一语词来表述某一事物时，毋庸置疑，那个事物本身是重的，但用来描述这一事物的语词“重”本身却没有重量。而且当用“重”这一词语来描述事物时，我们已经完全忽略了事物其他的所有性质。我们也注意到，语词的运用必须是一个一个叠加的，且是一维性的。但是被描述的对象恰恰与此完全相反，它们是多维度的，是在某一时间空间内立体的存在。如此等等。人类的困境在于，我们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工具或手段或技术来描述和表达事实上存在的对象。

运用语言描述外在事物尚且会出现上述的种种困境。如果不得已而用科学方法和语言来研究人类的生命，那么我们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应该说，上述的分析方法和语言给哲学带来的问题并没有为中国哲学家们所明确地意识到。可以说，中国现代哲学的直觉论思想方法的相关问题绝大部分是从西方引进的。康德哲学关于智的直觉的理论，西方生命派哲学的代表柏格森的直觉理论等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

尤其是梁漱溟在其早年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运用柏格森的“直觉”来解读孔孟儒学思想，申说中国文化为什么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理由。应该说，国内最早介绍柏格森直觉思想的并不是梁漱溟，但自从运用直觉解读中国文化，梁漱溟即在当时的国内有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学者率先对科学及其方法的局限性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判，于是“科学破产”的说法在中国不胫而走。恰逢此时，批判科学方法与分析方法的柏格森思想势头正猛。这就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柏格森的著述也就持续地被译成中文而影响着国内的学术界。柏格森的直觉思想是中国现代直觉思想的主要源头。

当然，柏格森直觉思想在中国流传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法国，而是主要绕道美国而后转入中国。因为他的思想和著述首先被翻译成英文，在英文世界产生影响后，遂被中国学界重视。

1919年9月20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里开始了他著名的“五大讲演”。在杜威的“五大讲演”中，有一章名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分别介绍了詹姆士（WillianJames）、柏格森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生平与思想。作为讲演的修辞手段，杜威的介绍在这三个人的相互参照下进行，尤其强调了柏格森与詹姆士之间的相近之处。文章也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柏格森思想在西方人文传统和当时思想界的整体背景。

在杜威之后来中国讲学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曾在北京大学有过“五大讲演”。罗素是分析哲学的开创者和积极的提倡者。有趣的是，当罗素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提倡分析方法的时候，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及其方法也正处于鼎盛时期。在罗素看来，逻辑分析方法与直觉方法是对冤家，要大力弘扬逻辑分析方法就必须将直觉方法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在来中国讲学的前后，他在其文章、书籍中对于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及其方法有过极其严厉的批评。

其实，在杜威、罗素来华讲学前，就有中国学者著文介绍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及其方法。如1913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可以说是最早介绍柏格森思想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在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显然是微乎其微的。杜威与罗素则不同，因为他们来华前已经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他们来华讲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可以说，其影响持续地支配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的走向达四五年之久。有这样巨大影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居然将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列入三位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名单之中，这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无疑具有轰动的效应。

如下的一个思想史事实也使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及其方法迅速走红中国学界，这就是，柏格森的哲学具有东方的或中国式的思维特征。不能说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有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及其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早就有直觉思想的某些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学界有能力接受杜威和柏格森的思想。对于罗素哲学却有着别样的情景。中国人敬仰罗素及其思想、方法。且此种敬仰延续了好几十年。但罗素来华讲学时所讲的那些话题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听懂，更不要说普通的中国人了。就连杜威也自谦，他也不懂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论。他还紧接着补充道，即便在全世界真正能够弄懂罗素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也仅在20位以内。同样使我们感觉到极大遗憾的是，即便在现在的中国哲学界真正懂得逻辑分析方法和分析哲学的又有多少人呢？于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罗素的哲学思想是典型的西方的，而柏格森则不同，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关于直觉思想的论述既具有西方思想的色彩，也有与中国传统思想颇有相通之处。难怪，当罗素在中国讲学严厉批评柏格森直觉思想及其方法的时候，梁漱溟有点坐不住了，尽管他本人对罗素是很敬仰的。于是，他写了篇小短文要与罗素商榷。文章题为《对于罗素之不满》 。对于罗素之批评柏格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梁漱溟对罗素的批评当然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却清楚地反映出梁漱溟与柏格森直觉思想及其方法之间的默契与互通。其实，中国现代那些对于生命哲学思想有强烈兴趣者都会自觉地持守柏格森哲学思想的立场，而对罗素的分析方法颇不感冒。

通过两位英语世界著名哲学家的来华讲学，柏格森直觉思想迅速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走红。

当其时在美国的冯友兰也关注着柏格森的思想。1921年前后他就从英文学习和研究柏格森的直觉思想。方东美也在此段时间内接触到了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并表现出了极大的学术兴趣。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所做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柏格森直觉思想的。他后来所积极提倡的“人文途径”进路即源自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及其方法。 REbppfD6G7joZEQiwC2qty37aH67zT0PiXu6EpU3IA8E7nMweBf6QYprIqYV9G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