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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一个显著的区别似乎在于，中国哲学重视的始终是人本身的生命或精神，而绝少关注外部自然的研究。即便是受过西方哲学长期影响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他们哲学思想的意趣也绝大部分地投放在人生哲学上。不信的话，你细看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著述，就会了然他们的哲学思想共同关注的焦点都在人生哲学和人生境界。
其实，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关注的重点固然在自然万物，但苏格拉底却将他的眼光投向了人自身，用他的话说就是“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说，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哲学也将重点放在了人生哲学的研究上，《柏拉图对话集》中有着丰富的关于“美德是知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德”等围绕社会、人生问题的讨论。
翻看关于古希腊的文化史、科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古希腊哲学家大都也是几何学家，都有着很好的科学背景。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本身就是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都是著名的几何学家。这样的学术的或科学的背景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尤其是他们的哲学方法论。这就是说，他们讨论哲学问题时首先注重的就是几何学方法。传说柏拉图学园的门口就挂着这样的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内”。科学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古希腊学者酷爱几何学。
按其本性来说，几何学主要就是一门论证的艺术。几何学固然看重结论，但更重视的却是得出结论的过程或推导、论证的过程。比如说，“三角形的内角之和是180°”。我们要得出这一结论就应该求证，且这个求证的过程必须充分、明确、系统。所以，我们细看《柏拉图对话集》中几乎所有的对话都有这样的特色:1. 强调的是论证的过程而不是结论，而且这样的过程如果是完全而详尽的话，那么也就逻辑地包含着结论，所以结论也就不是很重要了;2. 讨论的问题要明确，要清楚，重视的是“”一，而不是“多”。这里所说的“一”和“多”的理念也源自几何学的方法，因为几何学所说的点或圆等永远是理想的点或圆，它们就是“一”。而经验世界中的点或圆永远就是“多”，它们分有的是几何学上的点或圆，如此等等;3. 因为重视的是推导过程或论证过程，而甚少涉及终极性的答案，所以大部分对话的结论都是模糊不清的，是开放性的，而从不提供终极性的真理性的结论;4. 但是对话的推导过程却是明白的，清楚的，并且是充分的。我们极想获得的结论就蕴涵在思想的论辩或推导的过程中。5. 思想必须跟着论证走，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哲学史上有的哲学家的思想屡有变化，前后颇不一致，比如罗素。但我们也同样看到，罗素对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视与贯彻却始终是一致的。
上述的几何学方法强调的是清楚、明确、系统的论证。而此种清楚、明确、系统的论证也必须借助于同样清楚、明确、系统的语言来表述、分析或论证。思想的明确、清晰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
当然，古希腊哲学思想中也同样不乏神秘主义色彩。但清晰、明确的思想与神秘思想可以并存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系统中。他们尽其所能，极力追求明确、清晰的思想，凡是能够讲清楚的，他们绝不含糊。由于首先能够得到清晰、明确的论证或表述的是自然万物，所以自然科学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关于社会发展、演变的思想虽然远不及自然万物那样明确和精密，但是人的理性的成熟和发展，却也构造出了不少揭示社会性质和结构分析的理论。于是，社会科学紧随着自然科学之后不断成长和成熟起来。以数学模式来精确地处理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便是显著的例证。人文学科也同样在理性的关注之下慢慢地培育发展起来，心理学、人格学、情感学等学科也在不断地繁衍滋长。同理，在西方，即便是信仰的上帝，同时也可以是认知的上帝、知识的上帝。中世纪的教父们努力地把希腊的“知”与希伯来的“信”统合起来，以为信仰奠定学理性的基础，从而借助于学术发扬出信仰真理的力量。托马斯·阿奎那就试图将对上帝的信仰建筑在理性知识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论证。如他从事物的运动、因果关系、可能性与必然性、完善性和目的性等方面对上帝的存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理性论证。虽然他提出的五种论证在哲学理论上充满着种种的困难，有的论证在今天看来甚至是荒谬的，但有一点却是非常清楚的，即他在积极地运用理性的思辨来为上帝的存在寻找理性知识的根据。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的贡献，就在于使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信仰在引导人类的生命，而理性则为信仰提供知识基础。
成熟而健康的信仰不是任意妄为，而是有着理性知识基础的。
上面的简单回顾，就令我们看出，西方文化走着一条充分理性化的道路，哲学家和其他研究领域内的思想家都在积极地提倡和努力运用理性来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于是，我们看到，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种类繁多的学科和教科书绝大多数都出自西方思想家之手。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也有着不同于理性的分析方法的思想家。如柏格森对于直觉的不遗余力的提倡。但是，柏格森本人的困境在于，他本人在阐述直觉及其方法论的时候，也不得不利用清晰的语言来告诉我们直觉及其方法论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它与科学的或分析的方法之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上的差异。当柏格森如此思考的时候，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也是贴着理性思考的边缘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