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无论是人物、流派还是专题，中国现代哲学研究均已达到相当水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如，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历来就是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重头戏，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关于新儒家思想的研究成果，几乎是目不暇接，时有新著出现，数量颇为壮观。又如，西方哲学在中国发生过或大或小影响的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化论、实在论、现象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基督教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等近二十年来也都有不少研究专著出版，研究也相当深入。如此等等。
但是，使我们感到颇为遗憾的却是，关于中国现代哲学中的直觉论却很少有人专门做过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有的研究著作虽有涉及，却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一研究现状与直觉论在中国现代哲学曾发生过的重要作用和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是不相称的。其实，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哲学家虽然重视辩证法、分析方法、归纳方法，但是由于他们与生俱来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更钟情于直觉的方法，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所强调的悟或体悟或体验等毕竟与现代意义上的直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颇为复杂的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为了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现代价值曾经高举起直觉论的大旗，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走的就是直觉主义的思想方法路径，直觉论要高于西方的理智或分析的方法。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倡，直觉论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不少年轻人响应着梁漱溟的话语，竭力倡导这一很难解读的直觉论。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几年之后，梁漱溟本人也不再谈及直觉论这一他本人曾经热衷的话题。
后来的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的末尾也清楚地指出，分析的方法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正底方法”只能带领我们走到哲学殿堂的大门口，而要达到哲学的顶点或最高境界却似乎只有借助于“负的方法”。而熊十力建构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法就是直觉的方法，而自觉地排斥所谓的科学的方法。贺麟等人则试图将直觉方法与辩证法、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建构哲学方法论系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等则进一步认为，唯有直觉的方法能够引导我们进入道德理想的境界。可见，加强中国现代哲学的直觉论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入、系统地推进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使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走上新的高度。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此处所谓的直觉方法在中国现代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称谓。梁漱溟高扬直觉或直觉方法，后来改用理性。当然他所说的理性与西方哲学所谓的理性截然不同，却与他早期的直觉颇有不少相同之处。冯友兰将与分析的方法或正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称之为负的方法。而在熊十力的思想深处是排斥科学的或分析的方法的，因他想要真正把握的是内在的“真的自己”，所以他的方法可称之为“真的自己的觉悟”。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所谓的“真的自己的觉悟”的途径主要的仍然是直觉或直觉方法。又比如唐君毅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此种直觉方法也有着不同的称谓，这就是他所谓的“超越的反省法”。方东美早年就曾对柏格森的直觉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后来的哲学思想研究惯用的途径主要也是与科学途径不同的所谓的“人文途径”。当然，像牟宗三等哲学家却是直接用“智的直觉”来申说自己的哲学思想方法的。虽然上述的称谓很是不同，但我们不能否认的则是，这些不同称谓的指向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直觉或直觉方法。
就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而言，直至今日，如分析方法、归纳方法、辩证法等，都还带有强烈的自然科学色彩，上述种种研究方法在当今的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内仍然是支配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其作用真是无可估量。舍弃了这些方法，好像谁也无法从事学术研究。
当然，谁也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方法确实具有巨大的优点。但是理性却明确而清晰地告诉我们，任何方法在具有其不可否认的优点之外，也必然带有本身不可避免的缺陷或不足。那么上述的这些方法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缺陷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使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方法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都不得不借助于语言、概念或语词对研究对象做外在的、形式的、零打碎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越系统、越深入，也就越具有形式化的特点，于是离实际存在的事物也越远。也是在这样的方法作用下，对象与研究对象的主体打成两橛。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研究方法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体的某些属性，但我们却不可能通过它们真实而全面地达到或直接进入被研究的对象。
尤其是以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人内在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和信仰世界时，我们会觉得自己简直是在盲人摸象。所以19世纪中期以来，以心理学、生物学、人文学科等学科为背景的哲学家试图抛弃上述的研究方法，而提倡直觉方法，认为此种方法能够引领我们直接走入研究对象的内部，对对象做全面、深入、系统、直接的体悟或直接认取。尤其是要进入形而上学所追求的那种最高境界并进一步借以实现自己道德理想的研究者，就必须诉诸这里所讲的所谓的直觉或直觉方法。或者可以更进一步说，直觉本身在此已不止是一种方法，而就是一最高的道德境界。就中国现代哲学而论，有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如贺麟就积极提倡这样的看法。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到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些哲学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以理智的分析的方法为主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的方法显然与此不同，所以梁漱溟等人认为如果中国传统思想有自己的方法的话，此种方法应该就是直觉方法。受梁漱溟的影响，此后的熊十力、冯友兰、贺麟、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都积极地提倡此种直觉或直觉方法。其他如张君劢、钱穆等人也十分重视直觉或直觉方法。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直觉方法不是万能的，直觉必须与科学的或分析的方法结合才能在思想、哲学的研究领域内发挥积极的作用。加强对中国现代哲学直觉论的研究有益于我们促进直觉方法论逐步得到提升，也有益于我们进一步运用此种方法推进生命哲学的研究，促进道德学科的发展，以期在人生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加强中国现代哲学直觉论研究还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推进中、西、印文化和哲学的比较研究。因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直觉理论从其来源上说，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也有西方康德，尤其是柏格森直觉思想的巨大影响。当然印度的唯识学也对其有过影响。如梁漱溟的直觉方法或思想就是柏格森、唯识学和儒家等诸家思想方法的融合。熊十力的直觉方法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方法和唯识学方法的自觉综合。所以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直觉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理清直觉思想的来龙去脉，从中比较研究中、西、印直觉论的异同。
要真正看清楚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中关于直觉的种种论述，我们首先就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不得不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古代哲学思想，尤其是古希腊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做一番大概的对比。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出中西哲学思想传统走的路向是很不同的。这样的对比也能使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中直觉或直觉方法的来源、自身的特征及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