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duration”到“绵延”概念的转换

“duration”译自法文词汇“（la）durée”，柏格森的思想第一次把这个日常词汇处理为一个哲学概念，尽管他没有为它设置一个标准的概念形式。“durée”用来指代区别于空间化时间的“真正的时间”（real time），他的第一本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正式将它提出并以此为主旨。事实上，如果忠于法文原名的话，这本书应被译为《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而这一名称无疑会令我们更切实地领会“durée”这个概念。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基本的规定性上来讨论柏格森“durée”的概念内涵。

第一，“durée”指涉生命主体意识内部的持续。柏格森认为：“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活下去的时候，当自我不肯把现有状态跟以往状态隔开的时候，我们意识状态的陆续出现就具有纯绵延的形式。” 在一种真实存在的意义上。“La durée”成为意识最为直接的事实，并且首先是作为这一事实被感知的。这里的“意识”指代自我（ego）主体性的全部内容：“在最简单的意识状态里，整个心灵可被反映出来。”（同上书，第66页）“意识”与“durée”之间的亲密依赖于“变化”这一心灵内在的本质：“呈现在我们意识中的绵延与运动，其真正本质在于它们总在川流不息（unceasingly being done）”（同上，第80页）。“实际上，我们是在一刻不停地变化着，而状态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变化。” 表示这一性质的词汇包括：变化（change），生成（becoming），连续（continuity），流动（flow），延长（prolong）等等。另外，还有“durée”的动词形式“endure”，这个词在法语和英语中具有相同形态，语义上也无甚区别，包括“持续”和“忍受”两个意义，后者在词源上直观地体现了“主体性”这一内涵。然而，非常重要的是：“endure”在法语中由“en”与“dure”构成。“en”本身是介词，用在无限定词或定冠词的名词前以表示时间、地点或范围方面的限制；这种功能使它成为构词方式中的前缀“en—”，表示“在其中”“从某处”“使成为”的意思 。这种附着在法语语言内部的思想内涵可以使我们增进对“durée”的理解，然而，这层含义一旦经过翻译行为的过滤也就无从得知了。英语中change、becoming一类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以模仿“endure”的这一功能来复原这种含义上的损失。

第二，“durée”所呈现的意识状态带有多样性（multiplicity）或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特征。“纯绵延尽管可以不是旁的而只是种种性质的陆续出现；这些变化互相渗透，互相溶化，没有清楚的轮廓，在彼此之间不倾向于发生外在关系，又跟数目丝毫无关：纯绵延只是纯粹的多样性。”（《时间与自由意志》，第70页）一方面，意识状态的相互溶化与自我主体的逐渐成长之间具有同一进程。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多样性构成了自我。另一方面，正如德勒兹（Gills Deleuze）所言：纯粹绵延提供的多样性是连续的、相互熔解的、有机的、异质的，而在更深的意义上，它强调的是类别上及性质间的相互差别（difference in kind），这种差别无论如何不能还原为数量上的差异。 ^[1] “意识的众多性，按照其原始的单纯状态来看，丝毫不同于那构成数目之无连续性的众多性……我们的意识只做了一种在性质上的辨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众多性而无数量。”（《时间与自由意志》，第82页）对这种多样性的理解常常混淆于对空间的观念，柏格森提出：“有一个实在的绵延；在其中，多样性的瞬间互相渗透，每个瞬间都可以跟一种同时存在于外界的状况联系起来，并且因为有了这番联系又都可以跟其他瞬间分隔得开。”（《时间与自由意志》，第74页）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是被“这时刻”“那时刻”的描述方式与外在空间中点的确定方式之间的相似所迷惑。事实上，“绵延里的间隔只存在于意识中，只是由于我们意识状态的互相渗透才存在的……绵延自身的间隔不能为科学所处理。……”（《时间与自由意志》，第78页）。基于这种多样性及异质性，“durée”概念承认了某种绝对的内在状态，这一状态从根本上杜绝了线性的空间化的认知方式，尽管“持续”或“连续”的字眼极易使人的认识误入这种方式之中，尤其是在后者失去了原生态的语境之后。

第三，“durée”作为自我构成的基本要素同时具有不可分割（indivisibility）的单一性（unity），在这一点上，与“intuition”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柏格森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件物体，而是一种进展；从其为自一点移至另一点的过渡而言，运动是一种心理上的综合，是一种心理的，因而不占空间的过程。……把一件物体分开是很可能的，但把一个动作分开则不成功。”（《时间与自由意志》，第74—75页）正是“自我”将意识状态的众多性与延续性统摄起来，而对于“自我”来说，这种统摄又可以简化为动作与心理上的“一”。因此，“durée”是囊括了“多样性”（multiplicity）与“单一性”（unity）的一种“综合”（synthesis） ^[2] 。“intuition”作为一种方法，经其自身简单而不可分割的纯一媒介的性质与这种“综合”相匹配：“通过一种简单而不可分割的直觉（a simple and indivisible intuition of mind），我们掌握了这个数的整体；既然这是关于一个整体的单一性，所以这单一性包含着众多性在内。”（《时间与自由意志》，第53页）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durée”的三个基本规定性相互联属地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可能对“durée”概念的内涵形成一定的了解，在下文考察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演变历程的时候，也才可以获得某种参照。

上述指出，当“durée”从法语投射到英文语境中成为“duration”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一些方面的语义缺失。具体来说，有的学者指出：尽管米歇尔英译本得到柏格森本人的亲自授权与修改，但还是无法避免如下误差：“duration”在英语中最为自然的用法是指一段充满了事件的可度量的时间；而法文词汇“durée”除了这层含义以外，还具有更完备的法文原意——它倾向于指涉途经了一段时间的事实与事件，而柏格森启用“durée”一词显然更强调这项只对法文语境具有效用的含义。 ^[3] 因为只有在这些含义之内，“durée”才可能更完全地将自身所意指的观念在多样性的意识状态中铺展开来。

当英语中的“duration”在自己的语境里无法唤起同样理解的时候，便造成了如下后果：“chang”“continuity”或“succession”对“endure”仅仅在“持续”“延续”“流动”的含义上予以保留，由于失去了“持续”过程中对实质内容的额外关注，这种保留很容易蜕变为对流程本身的注视。“continuity”这类词汇的英文本义一方面把“durée”曲解为框架式的线性结构，另一方面将我们对它的注视导向一种类似空间排列的方式上去。而这两点，恰恰是柏格森的某种警觉向我们的认知所揭示的错误所在，他认为意识内部的陆续出现决不能够等同于外在空间的线性位置排序。可见，语境的置换至少促成了我们对“durée”概念第一个基本规定性的忽视。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忽视经过了从英语到汉语语境的二次转换。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不断强调的那样，使得中国文化对柏格森“durée”概念的最初理解被顺理成章地纳入到由“进化论”所表征的线性时间意识当中。而这种时间意识，正是柏格森的理论明确反对的“空间化的时间”。英文词汇“duration”便是这种误读的生长点。并且，经由“语言—观念—思想”这个颇具现代意味的话语生成机制，这一生长点获得了良性的生存语境，从而使自身演化为一场对话语权的操纵与追逐。这种线性时间意识是近代以来西学对中国普遍观念造成的最直接也最为强权的扭转，在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行为开始之前，它构成了我们对“duration”概念的全部理解，同时作为“前见解”意欲支配此后的翻译文本。

然而，文化交流的实际语境是不断变化的，任何一次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成为传统的权威理解进行重构。张东荪将“duration”译成“绵延”之后，又对线性时间意识构成了某种威胁。

张东荪在《创化论·译言》当中提到过对“duration”翻译的一个重要想法：“Duration”日译为连续。今改为绵延。连续谓二物之相接属。绵延谓物之自延长。其差实甚。此所以不能不弃连续而取绵延也。”无疑，张东荪选用“绵延”一词主要是看中了其所关涉的“物之自延长”的深层含义，从而与“连续”所描绘的单纯线性状态区别开来。“绵延”确定了一个主体的存在，因此它更为接近“durée”在法文中的基本内涵。显然，在张东荪看来，“绵延”比“连续”在对柏格森思想的传达上说具有更为到位的建构作用。

在这里，我想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绵延”在古代汉语中的习惯用法：首先，对于“绵”字的解释为“延续；连续”，相关文献如下：《毂梁传·成公十四年》：“长毂王白乘，绵地千里。”范宁注曰：“绵，犹弥漫。”《文选·张衡<思玄赋>》：“潜服膺以永靖兮，绵日月而不衰。”旧注：“绵，连也”；唐代韩愈所著《衢州徐偃王庙碑》中写道：“秦傑以颠，徐由逊绵”；宋代王安石《上徐兵部书》有言：“暮春三月，登舟江南，并注绝湖，绵二千里……穷两乃抵家。”可见，“绵”字已含“自延”之意，而“绵延”二字也非张东荪生造词语，而是早已被运用于古典诗词的写作当中：南朝梁简文帝《七励》曾道：“中宿绵延，长廊周密”；又唐代诗人韦应物《登西南冈卜居遇雨》一诗中说：“污曲水分野，绵延稼盈畴”；更为晚近之实例乃明代沈鲸《双珠记·师徒传习》里面见到的类似用法：“道统绵延寄白头，光风霁月应蒙求。”

从以上对相关经典文献的整理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条关于“绵延”语义的基本信息：第一，这些古已有之的用法中的确贯穿了一种对同一主体的确定，无论是延续中的变化，还是转变内部的持续，这一主体都在其中起着将各个彼此相别的部分联结在一个有机整体内的作用，正是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张东荪选择“绵延”的理由可被验证是有效的；然而，第二个语义信息却向我们告之：所谓不变的统一的“同一主体”只是外部事物给予我们视觉的空间感受，与其说这个“主体”自身具有某种恒常的可把握的性质，不如承认这些景物的“绵延”状态是依赖于我们的知觉系统而确定的。无论是“绵地千里”，还是“绵延稼盈畴”，都是立足于空间感知而非自我意识的时间体验，而这种“空间感知”恰恰是柏格森所极力批驳的惯常认识。

钱钟书所著《管锥编》曾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时间体验，难落言论，故著语每假空间以示之，强将无广袤者说成有幅度，若‘往日’、‘来年’、‘前朝’、‘后夕’、‘远世’、‘近世’之类，莫非以空间概念用于时间关系，各国语文皆然” 。这个论断虽然已经在前提上预设了柏格森的“时间”理论，但重要的是他打破了“绵延”一词的界限、广泛地深入到他自己的阅读背景中，由此极大地拓宽了论据的范围，由《春秋左传》伊始，援引《楚辞》《说文》《文选》乃至历代诗赋诸条为证。如《左传·庄公六年》一例：“请杀楚子，邓侯勿评。”三甥曰：“亡好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脐”；《注》曰：“‘噬脐’文譬拈出‘早’与‘晚’，以距离之不可至拟时机之不能追，比远近于迟速，又足征心行与语言之相得共济焉。”

因为对时间的感受难以通过语言来表达，所以将表示空间的概念用于对时间的描述，钱钟书认为这种普遍现象是借助了语言的比喻及象征功能来克服所指对象的不可表述性。如果我们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在这种功能的内部蕴藏着一种可称之为“哲学隐喻”（Metaphor in Philosophy） 的认识方法。与其他的比喻不同，这种方法并不试图将某种为理性所不易觉察的相似性召唤出来，而是始终将其隐匿在语言的外表之下，如果能够促使认识对真正所指有所领会的话，那么这种领会也是从不依托于语言的。并且，这种隐喻不仅将所指事物藏匿起来，更重要的是，它将诉诸体验的自我意识的传达也引入到领悟之中。尽管事实证明，以空间喻时间的修辞手段普遍地存在于多种文化形态之中，但在某种意义上，不依赖于语言的领悟可以被看做中国传统认识方式的典型特征，而汉语本身在道家思想及后来的佛家理论的共同作用下，已被铸造成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中介，在思想传达的效用上，它几乎是透明的。

这段扼要的论述展示出在“duration”和“绵延”之间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在柏格森的思想当中，将时间空间化首先可以被指责为科学的或理性的思维方式在作祟，这是当时西方理性的真实处境，尼采曾将这种蔓延于19世纪的现象描述为：“十九世纪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科学方法对科学的胜利。”这是柏格森思想之所以划入“生命哲学”阵营中去的决定性因素。他对于自我意识状态之心理延续的绝对承认，是针对18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中的理性霸权而提出的。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一背景被粗劣地仿制，所以并不真正生效。在具体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依然依靠传统的认识方式来接纳或拒绝异邦的思想。因此，当“绵延”一词渐渐取代了《创化论》译本之前的各种译法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复杂而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进化论”东渐而输入的线性时间意识的一个接洽点，至少是线性时间意识作为“前见”极大地促成了一种理解上的“视域融合”，而这一“融合”则暗示着时间空间化的意识会再度干扰我们对柏格森所谓“真正时间”的认知；另一方面：“绵延”自身所秉承的汉语认识论传统（即“Philosophic Metaphor”）又在更深层的体验上消解了这种“前见”的干扰，因为无论怎样，这种认识论传统都具有更强的话语穿透力。

上文对“绵延”概念的个案分析着重从词汇所蕴含的语义角度入手，下面我们将深入到译文中去，考察一下具体的行文中是否尚有几处可供探讨。

首先，张东荪在译言中讲到“绵延”一词的独具匠心之处，被他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贯穿于全文。在译文的很多地方，他并没有将“duration”译为“绵延”，而是很随意地译作“延长”延续”“连绵”等等；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会将“continuity”“succession”等表示连续的普通词汇译为“绵延”。这种变动是经过深思的。在柏格森的原作中，虽然确定了“duration”作为核心概念的地位，但他从未对“duration”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并且，他经常用“continuity”之类描述“duration”某个基本规定性的词汇来指代“duration”本身；柏格森以文辞见长，《创化论》一书曾于192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哲学史上，获此殊荣的仅《创化论》与罗素《西方哲学史》两部），这种指代无疑使他的行文更富修辞上的吸引力，但对于哲学表达却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相比之下，张东荪的译本则始终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标准：凡是有关柏格森哲学内部的阐述，都明确地译为“绵延”，无论原作采用的是哪个具体词汇，此外，则交叉使用“连续”“延长”等词汇，哪怕柏格森在此处启用的是“duration”这个核心概念；加之译本比原作篇幅为少，很多冗长的论述或比喻都不同程度地被省略，结论又因译者之有意重复而愈发鲜明。故而，从译本的效果来看，“绵延”概念的规定性表述反而比原著更为清晰和有条理了。

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在张东荪的翻译中不可避免地起用了源于佛学的词汇。有趣的是，他在关键的地方曾着力避免这一做法：比如对于“consciousness不译意识而译心意或心”。因为“意识二字乃唯识论上之特别名词。不可乱用”（《创》P）。首先是关系到“duration”概念的第一个规定性，即自我意识的持续变化，这种变化被描述为：“I find，first of all，that I pass from state to state。”张东荪言简意赅地将此译作“我心无住”。这样既保留了“变化”这一要素，又强调了与意识主体的有机联系；其次，是关于第二个规定性，即意识状态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创化论》中有如下译法：“盖绵延之流动有二徽焉，一曰原质之无量数；二曰一切原质之互相涵摄。”对应原文是：“It implies at once the multiplicity of elements and the interprenetration of all by all。”可见，“无量数”置换了“multiplicity”，而“互相涵摄”则体现了意识多样态之间的转化与包容，并且，正是在这一点上，“绵延”概念的两个规定性彼此结合起来完成对整体概念的构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柏格森区分了两种认识系统：一种是把一条线看做无数“点”的集合，这种分割实际上是由注意力的集中以及抽象的思维能力所致，这便是将时间“空间化”的方式，柏格森在此认为芝诺飞矢不动的悖论成立的原因在于他将箭矢在第一个瞬间内部的状态确定为“静止”；另一种认识系统则指向他所倡言的依赖于内在感知的“绵延”状态，它是绝对不可分割的，科学理性的错误在于以前一种方式应用于对“绵延”状态的认知。因此，这两种认识方式之间易混淆之处便落实在是否对“点”有明确的意念。在柏格森的词汇中表示抽象之“点”的主要是“instant”和“moment”，当然还包括“present”这样的固定表达。柏格森描述道：“For our duration is not merely one instant replacing another;if it mere，there would never be anything but the present-no prolonging of the past into the actual，no evolution，no concrete duration.Duration is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past which gnaws into the future and which swells as it advances。”不难看出，柏格森极为谨慎地规避着上述方法论的混淆。张东荪译为：“所谓流动者。又非以一刹那代乎一刹那而前。迭为推演之谓也。设其如是。则只有现在。而无过去又展长。无所增进。唯更迭而已。然心之绵延。初非更迭。乃过去之扩张。增进无已耳。”

这段译文有两个可推敲之处。其一，“刹那”原本是从佛学引入的汉语词汇。“刹那”为梵语“Ksana”的译音，意谓须臾、念顷，即一个心念起动之间，单作“念”意为瞬间，为表时间之最小单位。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刹那”既是时间单位，又与“念”同义，而“念”（梵语Smrti或Smriti，巴利Sati）则被称为心所（心之作用）之名，即对所缘之事明白记忆而令忘失之精神作用，又作忆。佛学中有“念念”的说法，即刹那刹那，意谓极其短暂之时间，经典中常以念念一词，形容现象界生、住、异、灭之迁流变化。 因此，“刹那”一词的深层语义已经牵扯到自我意识的主体性问题，或者说，“刹那”建立了主体意识与量化时间单位之间的微妙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将意识对自身的感知方式投射到对外界认识之上的手段来达成的。此为佛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将其用于对“moment”的翻译，便与柏格森所驳斥的理性主义认识方式（即将时间空间化）产生了某种学理含义的冲突。但这一译法仍被广泛认同。

其二，是英文与汉语都无法避免的一个误读。在法语的语境当中，“durée”所表征的意识状态的多样性与单一性的统一，也就是性质不同的状态间的“互相涵摄”，不仅仅是依靠一个动词将“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描述和表达的，而是体现在深刻的语法背景当中。法语具有极其复杂而森严的时态系统，譬如在“过去时”中包括：最近过去时、复合过去时、直陈式未完成过去时、直陈式愈过去时、简单过去时五种形态；“将来时”则含有：简单将来时、过去将来时、先将来时及过去最近将来时——这些还是忽略语式因素之后的单纯时态体系。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柏格森对“绵延”概念的规定是否受到母语暗示的必然结果，但至少从中可以了解对时态的如此划分多大程度上激活了他与此相匹配的对时间的精确感知。只有在这样的语言中，“durée”的体验才可能被完全地传达。

在这里，我们惊叹于语言与思想之间的亲和力；同时也可以想见，英语及汉语的语境传统是怎样无可避免地使这种体验彻底失效的。

[1] Gilles Deleuze: Bergsonism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iam，Zone Books Urzone，Inc，1998，p.38.

[2] Bergsonism ，p.75.

[3] 参见 F.C.T.Moore， Bergson —— Thinking Backwar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58。 1diEdyBxUsU8LHg59UaZBTGG2PS5vLRGgYgCS4cCcYRSUKkMv85cUCwz7qLb1I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