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化论》中译本的翻译

在对上文所强调之内容有了较为真切的体会之后，我们拟在此章着重分析张东荪的译著《创化论》。此译本于1918年在《时事新报》连载，1919年作为“尚志学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柏格森思想之中国传播史上，它是翻译柏格森整部著作的首例，因而可以作为这场话语实践的核心读本。在方法上，不同于上文的方式，这一章将以译文与原文的直观对照为分析的焦点，逐步演化为对翻译行为本身思想史意义上的考察。

在进入“duration”“intuition”的概念史陈述之前，有必要提出有关整个译本的三个前提：

首先，作为法国思想的研究，这个译本不是译自法文，而是译自英文，并佐以日文，张东荪在“译言”中指出：“此书原著本为法文。非予所谙习。故以美国密启尔氏所译之本为据。更旁以日人金子桂井二氏之译本为参证。” 这里的“美国密启尔氏”即为当时哈佛大学的阿瑟·米切尔博士（Arthur Mitchell PHD），他于1911年首次将 Evolution Créatrice 译成英文出版，事实上，此次翻译的首倡者是与柏格森在思想上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因此，这是得到了柏格森本人亲自认可的权威译本。本章所提到的原文即是阿瑟·米切尔的英译: Creative Evolution 。具体采用版本为Macmillan And Co，Limited所属1919年的第6版。下文涉及的英语章节，皆出于此。

其次，与前面提到的零散的翻译或评介文章的思想意向不同，在《创化论》首页的序言中有言：“以柏氏之说。能辅助中国哲学之乏论理性（现称逻辑）。与印度哲学之太消极性。而为东西洋思想接触之介。渐为东西洋文明贯通之渠。亦未可知也。继往来开。是在自我。”这一小段序言所体现的意旨可谓微言大义。第一，不再被一种急切要求移植西学语境的冲动所钳制，也没有“中学为体”那种守成式的文化心理。而是将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包括柏格森所代表的西方哲学作为三个不同质地的学理系统，试图在相互之间深刻的差异中建立某种交流的可能，并且这种交流的实现不再依赖翻译者对自身文化的天然敏感，而诉诸对传统的深层理解。第二，所谓“东西洋思想接触之介”“文明贯通之渠”，确立了这项翻译行为在“西学东渐”进程中切实的过渡性质，这种意义的赋予首先要求以一种超越于现实的眼光来思考“西学东渐”的整体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翻译行为对于自身在时空层面上的反思。

以上两点使《创化论》的翻译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而我们的语义分析也必然不可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复次，关于译文的“体裁”，张东荪坦言：“当吾从事之始。常有二志向焉。交战于心内。曰直译与义译之选择是已。初下笔时。趋重于直译。唯求其句法之相肖。迨及稿成。掩原书而读之。非但不辞。且费解矣。于是尽弃之。乃转为义译。义固达矣。以与原书比阅。终不免于出入。始知无法两全也。”对于这段话，我们姑且不触及根本上的解释学问题（以待后文详之），而只是单纯地提供汉译与英译之间的一个直观差异。王太庆在谈及这一差异的时候说：“……我只得到了张东荪先生翻译的《创化论》。这个译本使我对柏格森的思想甚感兴趣，仿佛知道了一点哲学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是促成我后来学哲学的原因之一。后来我又找到了这部书的英译本，是作者亲自过目修改的，内容比张译好些，这才使我对柏格森的哲学了解得更深一层。”

在张东荪那里，“义译”与“直译”的区别主要在于采用哪种语言的语法构造。由于最终定稿为“义译”，且与原书“不免于出入”，因此我们以汉英对照为分析模式便具有了一个以语言为核心的切入点。需要提出的是，这种对照并不是僵死的一一对应与还原，而是试图在关键语句或词汇上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原型。我们将立足于此，来考察“duration”与“intuition”的思想内涵是怎样在语义层面上进行规定的。 q6vyWk2O6LTHKSLPblEP8MYwakcFF1lKmWCx0oT0sXbn2LlA7c+ByW8Wt0eLpv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