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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是一项最为典型也最为艰难的诠释活动：“在对某一本文进行翻译的时候，不管翻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件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像为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纯粹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Nachibildung），而这种再创造乃受到对本文内容的理解所指导，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同样不可怀疑的是，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Auslegung），而不只是重现（Mitvollzug）。”
基于这种诠释学的本质要求，翻译者必须具备将一个词汇从一个语境移植到另一个语境内的时候保留其在原语境中意义的能力，并使这一意义被生活于该语境中的阅读者所领会。这便是所谓“再创造”的一个天然限度。对中国传统非概念性的领会方式来说，这种意义的保留还应包括“言外之意”（即“未说出”的话语所包含的意义）在内。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推敲一下胡适的翻译。我们暂且忽略法英语言之间的翻译误差，仅以杜威对“duration”“real time”的理解为起点，可以确定“duration”的三个特性：持续、创新、作为人的内在经验的一个属性。胡适认为与中国哲学中的“久”字颇为相近，事实上，“久”只在“持续”这一特征上对原意予以了保留，但通过我们的阅读行为无法将这三个特性在中文的语境内全部激活，因为“持续”或许尚可，“创新”似无从谈起，“人的内心经验”更是与之相去甚远。
因此，“久”字的选用并没有穷尽“翻译”作为一种“理解”的应有之义，对“duration”的译法最终确定在后文我们所要详述的张东荪的“绵延”一词上。但胡适的遭遇确使我们的理解欲望及能力超越出了由“进化”所设定的语言方面的认识论界限。
另一个可推敲之处在于胡适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久”仅为单字，用来“不甚方便”。这看似“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关涉着言语构造对理解的初始化问题。上文提到，胡适的译文采用的是“白话文”即“口语”的语体形态。中国近现代以来形成的“白话文”是在古代原有的白话文基础上加入“欧化”因素形成的。一部翻译史同时也是中国语文的变迁史。“real time”与“久”在胡适那里语义颇近，但形态不合。因为“real time”在原文中属于包含修饰语的复合词，相对于以单音语为主的汉语来说，它就是一个复音词。翻译行为作为一种理解，具有一种单向性，这种单向性确立了一个受动的文化角色。对于“real time”这样一个生硬而静态的“复音”事实，汉语无疑自然地进入这种受动角色当中。从汉语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漫长过程使汉语由单音语的语言变为现在我们日常所用的复音词的语言，语言学家王力认为这是“欧化”过程对中国语法最大的影响。
胡适的译文使我们触及问题的关键。在第二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翻译行为及言语构造与话语机制及思想传播的相互关联。
“直觉”概念的相关材料要以刚才我们一带而过的钱智修的第二篇文章《布格逊哲学之批评》为首。上文提到，这一篇的主旨集中在“直觉”而不是“进化”上，下为详述。
文章首先确定了柏格森思想的核心：“最切余意之一点，柏氏之著作，在一明白之概念焉，即精神或意识，对于物质之超越性。其《创造进化论》（
The Creative Evolution
），所叙述者，皆此精神。”这句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建立在“对于物质之超越性”意义上的“精神或意识”，这个论断以概念的方式树立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相互消长的关系。下文的论述逐步强化了这种关系：“布格逊者，则欲探精神之真相与造化之秘藏者之友也，造化之秘藏当以智的直观探索之，而不能由名学及科学性理解探索之。”“直观”是对“intuition”的最初翻译，这个翻译来自对日本词汇的参照。
“精神”与“直观”的关系则是：“所谓精神者，则真正之同情或直观也。”进而，这篇文章又提出：“科学之所有事，在固定之概念，美术（现称‘艺术’）之所有事，在流动之概念也。……彼所以得人生问题之秘筌者，不在智力的解剖，而在智力的同情，彼之方法为直观。……谓凡属超越性真理，皆由直观而来，即真理之超越夫吾人之理性及经验者是已。”最后，“盖生活之物理状态，虽可用科学解释，而心理状态则不然”
。
围绕着“intuition”这个概念，我们至少应该从钱智修的转译中区别开两套术语：其一，精神（意识）——生活之内容——美术——心理状态——流动；其二，物质——科学——生活之物理状态——理性——固定，与这两套术语相对应的方法即为“直观”与“名学（即“逻辑”）。两套术语成为后来“科玄之战”的前奏，同时又承接着由中西文化之间的相对位置所形成的“二元”思维模式。因为“直观”在这里被定义为探寻造化真谛与人生问题的方法，所以这一思维模式最终被固定在认识论的实践层面上。通过“语言—思想—观念”的话语导向体系，这种二元的认识论并没有深入到辩证逻辑的内核中去，而是滞留在二元对立的外在形态之上。但这种滞留一方面蕴含着传统的方式（关于此点下文有详述），另一方面又将认识功能局限在自身当中，因而，在行文过程中，“直观”这一概念从“智的直观”的限定表述中被剥离出来，直接导致“智（intelligent）的直觉”与“理解”“科学”“理性”这套术语内在关联的中断。这种中断反过来又强化了绝对“二元”的认识方式。并且，文章的始段交待了如下的社会思想背景：“（布格逊）当世哲学之泰斗也，斯所提倡学说，词锋锐利于救治物质文明之流酷，鼓励人类之向上心足称万金良药。”这里显然包含着对当时中国相对于西方之整体处境这一问题在学理上的回应。中国近代以降任何一个思想的社会性反弹首先都要诉诸这个背景。
1918年2月15日的《新青年》杂志刊登刘叔雅的译文《柏格森之哲学》，译自柏格森1903年的文章《形而上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这篇短文写在《创化论》之前，是《时间与自由意志》的思想在哲学方法论上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柏格森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刘叔雅认为“此篇为其杰作……为研究其说之津梁”。因此“爰取其英文本译为华言”。并且在文章最后的“译者按”中补充道：“柏格森之学，世所称为‘直觉哲学’者也，而斯篇于‘直觉’主义，说之最详。……学者读此节，当于柏氏之方法论（methodology）思过半矣。”从这样一个出发点来看，这篇译文将是一篇有着严谨且较为准确的学理判断的翻译作品。如果以原文（英文）相对照，这篇的确不同于钱智修和梁漱溟的文章，无论词汇的选取还是语法结构的安排都更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内容。
此外，刘叔雅在译文的“题记”部分还表达了这次翻译行为的另一个初衷。他这样描述柏格森在当今西方学界的地位：“声誉日隆，宇内治哲学者仰之如斗星。讲学英、美诸大学，士之归之，如水就下。”除“《创造进化论》一书，尤为学者所宝，盖不朽之作”以外，尚有“其他著述，每一篇出，诸国竟相传译”。在这种状况下，他认为“吾国学子鲜有知其名者，可哀也”。这种对西方语境的移植的冲动与“西学东渐”进程在五四之前这一阶段的时效性相应合。正如陈平原所言：“从甲午惨败的反省，到五四运动的崛起，中国西化步伐之疾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时贤眼中，‘西学’就是‘新知’，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即在于传播并借鉴‘西学’。”
然而，这种“移植”实质上是要着力改变“吾国鲜有知其名者”的现状，其意图与其说是输入西方文化，不如说是使中国成为对柏格森的著作“竟相传译”的“诸国”中的一员，“移植”体现的是对西方话语的向往与模仿及对中国文化处境的自我期待。
现在我们回到刘叔雅这篇文章对“直觉”（intuition）的关注上来。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翻译，这一篇所译的内容并不涵盖英译原文“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的全部章节，它仅仅是前面的导言部分。
文章首先区别了认识事物的两种途径：“于认识，分相舜之二法焉：其一，为由外观之；其他，则由内观之也。前者有赖于吾人之观察点与自表现之符号，后者则二者皆置不用。前者得相对之知识而止，后者则常能跻绝对之境也。”之后，以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原文译文之关系两例说明“相对”（relative）、“绝对”（absolute）的差异所在：“叙述也，历史也，分析也，皆但能示我以相对而已。欲得绝对，唯有与此书中人物合而为一耳。”“故由内观之，绝对者，一至单简之物耳。然由外观之。易辞以言，即就其与他物之关系观之。”
这里，“相对”与“绝对”
的区别无疑通过我们认识的持续作用融入到上文对于两套不同认识论术语的双重机制里面，这种“融合”同时加强了“二元”术语机制的功能，它将更为轻易地反馈于我们的认识方式。“直觉”（intuition）概念的提出基于此种方式。
“由是观之，余者皆可以分析而明。绝对，则以求之直觉。……直觉者，一种智灵之同感（sympathie intellectuelle）之谓也。吾人藉此得置身物体之中，而达一种不可方比，不可名状之境焉。”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刘叔雅这篇短文的发表时间与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连载《创化论》译文的时间大体相当，他们把“intuition”译为“直觉”，而不同于钱智修“直观”的译法，但由于它们都是在与“分析”方法相对立的意义上被定义的，因此在汉语的理解系统内，这两个词汇彼此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而在钱智修的文章中被省略掉的限制成分，即“智”的直觉，在刘叔雅的译文中以“智灵之同感”的表达追加上去。如果对照英译原文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其中并不存在“智灵”或诸如此类的形容词来对“直觉”或“同感”进行限定：“We call intuition here the sympathy by which one is transported into the interior of an object in order to coincide with what there is unique and consequently inexpressible in it.” [1] 即“智灵之同感”，是越过英译直接从法文“sympathie intellectuelle”援引过来的。可见，刘叔雅这篇译文的写作始终贯穿着一种感人至深的学术规范意识，这种意识通常可以拯救我们的认识于偏执的危险。在“直觉”（intuition）的概念史上，“智性的”（intelletual）这一重要的语义限定成分往往被当作文学上的修辞，在许多翻译、转译的细微环节上它被简单而粗暴地处理掉了，这一做法使得“直觉”概念的表述越来越顺理成章地依附于“非理性”和“理性”的二元论术语机制，直至我们仅仅在“非理性”的意义上提及“直觉”和柏格森的思想。刘叔雅的规范意识因此就显得极为可贵了。尽管他可能最终无法根本扭转这种曲解的倾向。
另外，同胡适一样，刘叔雅在翻译过程中同样触及解释学在文化对话领域的根本问题。他在“直觉”一词的后面加注道：“intuition，直觉二字，不甚妥当，按其欧文本义，与程正叔所谓‘德性之知’无殊。程子云：‘见闻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此与柏格森之直觉哲学吻合。”
在程伊川那里，相对于“见闻之知”而言的“德性之知”，乃是“穷理——格物——致知”这套修养工夫理论中“知”所指涉的全部含义，不同于“物交物”而产生的经验知识。对于“理”“物”的关系，伊川认为“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因此“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格物”的过程则体现为一种漫长的修炼：“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德性之知”指的便是这种“脱然自身贯通”的固有的心灵能力。
可见，“intuition”之所以被刘叔雅看做与小程所谓“‘德性之知’无殊”，是因为这两者都是以方法论的面貌出现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的，尽管小程的学说整体仍落实在价值层面。无论是“不假见闻”的“向内之知”，还是“由内观之”而抵达的“绝对之境”，二者都表达了一种强调心灵功能的方法论诉求。而这样的诉求是汉语“直觉”的语义内涵所无法驾驭的。
既然刘叔雅认为以“直觉”二字来译intuition，“不甚妥当”，但依然启用这一译法。原因之一是因为从钱智修的“直观”到张东荪的“直觉”已经在“语言—思想—观念”的话语范式中取得了一个强势的定位，深入到知识群体大部分人的认识机制中，任何有异议的新的诠释都必须主动寻求与固有的已占强势的词汇（即建构人进一步认识的“前见解”）在语义上的接洽点，而这种接洽则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对固有语词最低限度的认同。
最后，对于intuition是否可以和“德性之知”在内涵上达成一致这个问题，首先是刘叔雅的个人见解。在梁漱溟或胡适那里，我们见到过性质相类的个人化理解。这种理解依赖于每一个具体的解释者基于同一个传统文化资源所做出的最快捷的感应，并非来自对不同思想的理性考察。柏格森的“直觉哲学”与“德性之知”的语义同构可以成立的前提，是将它们从各自所从属的理论系统中剥离出来。对于柏格森来说，程颐“德性之知”背后的“万物一理”的形而上背景显然是失效的。因此翻译行为在根本上要回归到文化的理解问题上去。
我们所要面对的最后一条文献来自杜威的讲演：“柏格森以为本体界并不高，并不难懂。本体界就是继续创造活动永远更新的‘真的时间’。人只要内省，不要因事实的需要，用知识把他遮断了，自然能到‘真的时间’的。柏格森从这个本体、现象两界的区别上引到知识论的两个重要观念，一个是‘智识（Intellect）’一个是‘直觉（Intuition）’。……柏格森看不起智识，而主张直觉，以为人只要内省的程度到了，自然会有直觉，知道本体是继续不断的创造的。”
这段文字确定了以下两点：其一，是将“真的时间”（即“duration”）与“直觉”（Intuition）分别锁定在本体论与知识论两个层面上，并由此建立了这样的关联：前者成为后者的本体依据，而后者则是对前者进行全面认知的唯一途径。这一点，在以前的介绍文章中从未如此明确过。而从总体来看，这层关联对阐发柏格森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因为“duration”和“intuition”的关联，即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联，是在对继续不断的“内心经验”的肯定与承认中达成的，所以这层关联的建立对“duration”和“intuition”的概念形态会逐步构成瓦解。
其二，因为它们分别从属于现象界和本体界。刚刚被刘叔雅的译文重新提及的理性与intuition的内在联系被彻底斩断，提倡直觉，摒弃理性的二元认识框架再一次被强化。并且这一次强化的力度将会更大。被消解之后的重构其实会更为轻易地根植于人的认知范式当中。在中国近现代“直觉”概念的接受史上，这种框架在话语实践中被整修得异常坚固。
[1] Henri Bergso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选自 A study in metaphysics : the creative mind ， p.161 translated by Mabdle L Andison，by Lihlefield ADAMS S Co，1965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