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一时期能代表时代主流特征而包容着复杂性的小说，以柳青《创业史》、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为代表。
柳青（1916—1978），陕西省吴堡县人，原名刘蕴华，青少年时期即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晋西、太行山区八路军中工作。1947年完成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完成《铜墙铁壁》。在50年代长期参与当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写作《创业史》做准备。《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计划中的《创业史》要写四部，1960年出版第一部单行本，“文革”后改完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柳青即不幸去世。
《创业史》以陕西渭河平原下堡乡的蛤蟆滩作为表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地域背景。小说第一部通过活跃借贷、买稻种和分稻种、进山割竹子、新法栽稻等事件，逻辑严密地组织起错综的矛盾线索。《创业史》艺术地呈现出农村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对立面设置为三股力量：一是以富裕中农郭世富为代表——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二是反动富农姚世杰——暗藏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背后施展阴谋破坏合作社）；三是郭振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青年农民、共产党员梁生宝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带领高增福等贫雇农走“共同富裕”道路。蛤蟆滩“三大能人”包括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村长郭振山，他们反对互助合作，维护私有制，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与梁生宝构成了对立阵线；老一代梁三老汉徘徊、摇摆，处于这两条阵线之间。在《创业史》中，阶级分析是柳青处理人际关系的主导性思路，但柳青没有把阶级分析简单化，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对农民生活与心理的体验及艺术想象有机地组织到这一逻辑思路中，写出了其中的复杂性、错综性。人们当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一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
[1]
。尽管《创业史》所反映的时代已成历史，但作家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厚功力与在那个时代从事艺术创作的艰难的苦心，仍令我们“也不能不为它的凝重的风格与深厚的内涵，为它传达出来的历史的严峻感，它的对于中国农民的挚爱与忧思，它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土地的忠诚与眷恋，它的脚踏实地的坚实，它的掘地三尺的深入开挖，它的人物刻画的力度以及它在艺术上的惨淡经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透纸背而感动，而叫绝，而发出会心的微笑与深长的叹息”
。
《创业史》在叙述这复杂的外部矛盾与人物内心时，显示了特有的叙事艺术手段对感性材料的驾驭能力。他对人物心理流程的状写精细入微，入木三分。他又巧妙自然地将自己的情感，对事件的政治评价，对人生的认识，对人物的剖析，化为情感的抒写与哲理化的议论，将政治倾向性融合于叙述与抒情议论之中，使小说的内蕴获得政治哲理的升华。叙述者的用语诙谐、幽默，随时介入故事，揭示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动机。
《创业史》塑造了好几个具有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新人梁生宝的形象，在当时被多数评论者认为是《创业史》成就的主要标志。有人把他与阿Q的典型性相并提
。其实，他与时代的关系更多地相似于俄国文学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理想化的“新人”。但也有人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梁三老汉“是很高的典型人物”；
严家炎则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
[2]
梁斌（1914—1997，河北蠡县人，原名梁维周）的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中占重要地位。它由三部长篇构成：第一部《红旗谱》（1957，写“反割头税”与保定二师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写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写抗战烽烟四起）。
《红旗谱》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诗。小说开始于老一辈农民朱老巩、严老祥阻止恶霸地主冯兰池的自发斗争。反抗失败后，后辈朱老忠、严志和历经25年沧桑，重返故土，继续与冯家抗争。整部小说气势宏伟，结构庞大，情节跌宕起伏，冲突尖锐复杂，粗线勾勒与精细的心理、细节刻画相结合，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独特，北方农村的风俗画、风景画、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在艺术上对《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有相当多的传承。《红旗谱》的文学史价值在于，显示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家怎样将个人的经验自觉地置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制之下，融入并主动地建构一时代的文学。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和冯兰池的尖锐冲突持续了几代人：从朱老巩、严老祥到第二代朱老忠、严志和，再到第三代江涛、大贵们，对立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冯兰池、冯贵堂父子。这个阶级对立的历史过程证明“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英雄人物朱老忠在小说中占据中心地位。走南闯北的江湖见识让他能谋善断，摆脱了农民的狭隘的思维，他的豪侠、仗义、不屈不挠、“出水才见两腿泥”的坚定斗争精神，他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知识和对共产党人的认识，使得他从一般的农民中超拔出来，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
[3]
。
曾在4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高干大》的欧阳山（1908—2000），生于湖北荆州，原名杨凤歧，30年代参加左联，在本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如《前途似锦》、《在软席卧车里》等，以其题材与写法的独特性受到关注。他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三家巷》不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上做文章，而是以省港罢工、北伐战争为背景，写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小说写了住在一条巷子里，分别是手工业者、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周、何、陈三家。主人公周炳是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他多愁善感，缠绵于爱情，对革命充满浪漫主义幻想，在革命受挫时又悲观消极，但他能不断地反省自己，逐步觉醒。欧阳山把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物来处理，“既没有把他当作英雄，更没有把他当作理想，既谈不到歌颂，有时还有些非议，但作者是同意他继续革命，把整个改造过程走完的”
。
《红岩》参与革命叙述的方式和题材都有其独特性。它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地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和革命者在狱中遭受敌人迫害的故事。它不像其他小说那样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红岩》中要么是革命者，要么是压迫革命者的反革命，要么就是甫志高那样的叛徒。作品通过对江姐、许云峰等革命烈士形象的塑造，让人们了解什么是革命者的坚贞气节、崇高人格，以及他们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与热情背后的理想，教育青少年如何爱惜与维护无产阶级革命道德理想的尊严。小说在当年对读者形成巨大的革命道德的感召力（出版两年的时间内印数达400万册，是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除此而外，其地下斗争的方式也富于传奇性（华子良、狱中的地道等），华蓥山上游击队领导双枪老太婆女侠般的形象也很特殊，在武侠小说绝迹以后，这些因素对当年的青少年是一种新鲜的艺术诱惑。
姚雪垠在5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李自成》第1卷（上、下），1963年出版，第2卷1976年出版，全书5卷，到1999年出齐。小说写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它在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动力的框架中，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进行呼应与对话。《李自成》第1卷写崇祯11年的明代历史，其时外有清军逼近，内有李自成造反，皇室动摇，天下激荡。第2卷写李自成兵败潼关以后，入商洛山，再突围进河南，下洛阳，破开封，由低潮转高涨的气势。叙述者对古代社会矛盾关系的把握与书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与现代革命史的叙述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叙述的过程却非同一般。
小说第1卷的成就值得肯定。其叙述视野的开阔，结构的宏伟浩大，人物塑造的成功，都是当时一般小说难以比并的。对民族、国家、阶级、宫廷内外、起义军、官军内部的重重矛盾纠葛，叙述得既纷纭复杂，又清晰有序。小说塑造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李自成、高夫人、刘宗敏、郝摇旗、张献忠、李岩、洪承畴、崇祯皇帝等。
《李自成》在历史小说的文类创造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它有相当深入的历史研究作为小说叙述的根基，从典章制度到民情风俗都符合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它又用丰富的想象复活了生意浓郁的历史画面，上至宫廷，下到民间，从城市生活到山野草莽，无不具有活力。但是从第2卷以后，叙述主体越来越受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浸润，对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的叙述，大有以今鉴古的意味。革命历史叙事的整体风貌无疑影响了姚雪垠的古代历史小说的创作。
杨沫（1914—1995，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湘阴，原名杨成业）作为青年知识分子，1936年参加革命，建国发表过文学作品。《青春之歌》在1958年出版后成为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一年半时间内售出130万册，产生了重要影响。1959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上、下集）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片，风靡全国，还被翻译介绍到东南亚，也大受欢迎。《青春之歌》以林道静的人生轨道为主线，富有层次地呈现了她的成长道路，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告别“旧我”的复杂心路历程，塑造了一个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社会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叙事时段重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是自然的叙述线索，内容侧重点的转移是“恋爱——革命”。第一个情节是由家庭而成为独立个人：叛逆出走，遇挫绝望，与救助自己的知识分子余永泽自由结合。第二个情节是在社会革命风云和事变中，由个人融入革命集体。在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下，林道静接触了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受到阶级启蒙教育，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且与平庸、自私的余永泽决裂，成长为革命者。
《青春之歌》是一部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小说情节的重点在描写林道静告别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旧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不断改造的过程。小说也勾勒了其他几个青年知识者形象，有追名逐利、庸俗卑琐的余永泽，有徘徊犹疑、终究觉醒的王晓燕，有纵欲虚荣、沉沦堕落的白莉萍，有丧失脊梁、背叛革命的戴愉，分别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各种历史类型。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的存在无不与林道静有关，他们是主人公形象与人生道路的陪衬与反衬。
《青春之歌》出版后，杨沫受到了一些指责：“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林道静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她“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她吸纳意见，1960年修改、删除了小说中一些对小资产阶级感情的描写，强化了主人公与工农相结合、领导学生运动的内容。
这部小说的情节框架与人物关系及其演变体现了当时主流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设计与要求，但是它依稀保留着五四风韵，有自叙传的色彩。杨沫糅合了个人经验来描写林道静，使这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成为女主人公女性心理的“自我表现”，对个人情感、心理的抒写大都细致真切。杨沫从女性心理体验出发，把小说中的女性作为女人来描写，体验她们的心灵与感情，这些描写使《青春之歌》充满人情味与抒情美。
[1]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有论者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课题。文学作品表现这样的时代课题是不会因为所描写的具体事件成为过去而失掉其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张炯：《新中国文学史》，第156—157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严家炎：《〈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严家炎又认为：“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梁生宝的形象，“虽也不乏若干生动描写，显得可敬可爱，但却总令人有墨穷气短、精神状态刻画嫌浅，欲显高大而反使之平面的感觉。”《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3]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当时评论认为：“朱老忠这一典型，不仅是一个普通贫雇农的典型，更主要的他是一个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他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只有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在有了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的时代里，作为富有反抗性的农民的朱老忠，才能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才能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走向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朱老忠这个典型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他体现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精神。”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195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