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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现代化发生期以后，自五四文学革命起进入1917—1949年的30年迅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先导期内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民间继续大量存在，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随着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地被扬弃整合。这一时期内，大致可以以十年为期划分出三个明显的阶段：一、1917—1927年，以五四为代表的20年代文学；二、1928—1937年，人文主义文学与左翼革命文学并存的30年代文学；三、1937—1949年以全民族的抗战文学为开端以及承续、发展的多地域、多元化的40年代文学。
发生于1917年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开端。五四文学革命是清末民初20年来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准备的必然，承继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新民”、救国的近代文学改良精神，有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且有西方文学的译介（如林译小说）培养成形的对西方新的文学形式的接受心理。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并未能根除封建主义社会基础，内忧外患使国家和民族陷于垂危。袁世凯阴谋复辟封建帝制，社会上继续推行尊孔读经，旧文化思想仍严重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备感思想启蒙的迫切。他们利用晚清以来留学生译介的大量的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著作，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宝贵的思想资料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参照系，向民众宣扬灌输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比晚清维新派、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派更广泛的思想启蒙，由此而发展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有利于新文化的生长，如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明显发展，新兴阶级与进步思想同步壮大。
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为主要阵地，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又于1919年1月声言《新青年》同人“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恩斯（science，科学）两位先生”
。《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等各自著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胡适、周作人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新青年》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给人们提供思想武器，也赋予文学以精神核心。这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下，不仅壮大了声势，而且逐渐转换着自身的思想性质，其左翼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并演化为这一个十年末、下一个十年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
五四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必然地会转向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攻击，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成了一场文学革命运动。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从“八事”入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初步接触到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根本问题”。文章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2月，《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对国风、楚辞直到元曲、明清小说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实际意义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锋芒仅指向明之前后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义。他把文学革命当做“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同时，又认为“文学之为物”有“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这是对梁启超将文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工具论倾向的反拨。陈独秀把晚清以来的文学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得到了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响应。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并激烈地指斥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们俩见文学革命一时不能在思想禁锢的社会中产生广泛反响，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双簧信”，以引起社会的重视。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仿照旧文人的口吻，汇集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与言论，写成一封致《新青年》的信；刘半农根据王敬轩的信，逐一辩斥。此举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新文学摆出了与旧文学对峙的主战姿态。
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扩大，自4卷1号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主编；陈独秀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这几大刊物一起提倡白话文。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新文学的统一战线。新文学阵线内积极开展如何建设新文学的讨论，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此为文学革命的宗旨，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结合起来，其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肉”与“灵”的统一中去表现“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
；他在另一篇文章《平民文学》中进而提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又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
的创作准则。李大钊则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要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
一年里，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了长足的进展。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据统计达400种之多。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
对于怎样建设新诗、新小说、新戏剧，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也进行了探讨。关于新诗的理论文章有胡适的《谈新诗》，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周无的《诗的将来》；关于小说，有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此外，还有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的革新》，周作人的《美文》等。这些文章注重借鉴外国文学的创作经验，结合新文学的初步实践，对各种文体的革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展望其前途，促进着新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革命的实绩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创作。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新青年》4卷5号）。它把矛头指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包涵了巨大的思想革命的现代性内容；形式上的现代性体现则是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格式与手法。接着，《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等刊物上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新文学作品，小说有鲁迅的《孔乙己》、《药》，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诗歌有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匪徒颂》。这些作品中以刻画普通人的形象、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解放等新的主题，鲜明地区别于旧文学。胡适、沈尹默、刘半农进行了第一批白话新诗的尝试，有作品《鸽子》、《月夜》、《相隔一层纸》等（《新青年》4卷1号）。1918年5月的《新青年》4卷5号正式完全改用了白话。这一时期显示新文学创作实绩的报刊还有《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与京沪四大报纸副刊：北京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文学革命带来文学观念、内容、语言载体、形式各方面全面的革新与解放。文学观念上，文以载道、文笔不分、游戏消遣的传统观念被破除了，借鉴于西方的严肃的文学观念得到了确立。新文学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对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彻底否定改变了文学仿古的风气，表现人生的求真精神得到发扬，文学从审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接近于生活和人民。文学负有改良人生的使命与社会责任，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僵化的文言被摒除，白话由俚俗的边缘进入文人创作的中心，成为文学语言的正宗。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与手法，丰富着新文学的创作，新诗的创立、小说的革新、话剧的传入、美文的倡导，使文体得到了大解放与大丰富。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现代化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