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世纪末到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二十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文学现代化发生的先导和基础，才有了五四后30年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
20世纪初年，清王朝覆灭，民国初年政坛剧烈动荡，文化领域尚未出现革命性变化，但是，戊戌变法以至辛亥革命前后，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激烈的撞击中，中国社会的震荡日益激烈，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启动了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遏止。在政治领域，激烈的社会革命取代了温和的维新，推翻了王朝的世俗政治权力正在寻求建构自己的合法性，现代民族国家在强权与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走上独立的长途；在经济领域，沿海的城市在西方世界殖民过程中依靠输入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移植的过程中形成；在社会领域，一方面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传统社会的秩序衰落，新的社会集团与阶层日渐成形；在文化领域，现代进程首先表现为现代文化的生产机制逐步建立，具有现代思想的新型知识阶层逐渐长成并进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型知识阶层利用文学作为政治改良、社会变革工具的功利主义意识，和以文学为人生的探索、表现，保持文学独立审美价值的纯文学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歧异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内在张力。文学创作在传统基础上酝酿着重大的改良与革新。
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当然是19—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运动与变革。这是最本质的。但是，什么是推动与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
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的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不断发展、嬗变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与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一次一次地发现与认识自我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自我如何协调、平衡、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的过程。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观念的演变的历史：我们是什么？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应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来指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共产党宣言》同样指出，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人类的目标。
人类对自我的发现与认识，也决定了文学的发展。
古人对“人”的发现与认识，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上古人怀着对自然的恐惧、神秘、崇拜与憧憬，形成了上古时代原始朴素的“天人合一”观，上古神话就反映了上古人对自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憧憬、恐惧与探索。儒家理念以仁为本，“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以人性与伦理道德的谐调关系为主体，构建仁、义、礼、智、信等人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以封建宗法观念为基础的传统的理性人文主义。老庄主张“无知无欲”、“适性逍遥”，以“虚静恬淡”为道德之至。佛家主张人生本质乃痛苦、解脱、修行，主张“本无”、“无常”、“性空”，禅宗主张“心性本净”、“万法尽在自心中”。有儒家人学观，就有古代千年繁若星汉的言志抒情之作；有老庄“适性逍遥”、“虚静恬淡”论，就有陶渊明、王维、苏轼、马致远等人的清新脱俗；有禅宗“心性”、“禅悟”说，才有以诗谈禅、以禅趣入诗，才有“妙悟”、“顿悟”、“性灵”、“神韵”说。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明代中叶新的社会发展因素涌动，市民阶层诞生，于是有对“人”的新的发现。新的人学观质疑、挑战程朱理学，有“天理人欲之辨”。王阳明创心学，提出“心，即是天理”，“良知是尔家的准则”，“致良知”，回到自己的本心。王艮标立心学左派，“人性之体，即是天性之体”，“身与道原是一体”。李贽独创“童心”说，“人道即是天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萌动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末的中国反叛的个性主义思潮，激发出中、晚明新的文学观念的发展，各种新的长篇叙事性文体创作的勃兴。从吴中才子唐伯虎、祝允明的疏狂脱略，徐文长的狂放不羁、为情而作，到公安、竟陵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金圣叹独标“才子书”、力赞《西厢记》为“天地妙文”，从汤显祖尊情抑理的《牡丹亭》、冯梦龙等以“情教”代“礼教”的“三言”和“二拍”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对人性、人情、人欲、人格的刻画，以及诸多人情、言情、艳情小说的问世，到晚明晚清闲适、人情、香艳小品，乃至沈复《浮生六记》等等，都反映了对“人”的新发现与文学创作中新的“人”的观念的活跃、涌动。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裂变，梁启超倡“新民”说。所谓“新民”，就是新的“人”的观念。这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呼唤。梁启超的“新民”说剥落了封建君主、宗法家族的囚束，属于国家，属于社会，称为“国民”。所以近代新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尤其注重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
五四文学倡扬个人的旗帜，胡适宣传“易卜生个性主义”，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五四对“人”的个性主义的发现，被学者称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的观念具有20世纪文化的现代性。在这一“人”的理念基础上产生了五四文学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有《狂人日记》对“人”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有《阿Q正传》对旧“人”的反思，有《沉沦》中人性的表现，有《女神》青春的放歌，有新月派的人性抒发。
“文学是人学。”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是又一意义上的对人的发现。各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决定于创作主体从何角度发现人、思考人。看重人的社会性、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就形成现实主义；着眼于人的心灵情感的，则倾向于浪漫主义；而认定人的心灵真实、潜意识的深刻性的，就走向现代主义。这些都包含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深刻性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百年发展史上，尤见如此。
文学史，就是在创作主体、创作对象（文学形象）、接受主体（阅读与批评）的三个层面上，实践与表现着对“人”的不断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由文学如何实践与表现这一不断演变着的“人”的观念，而构成着，丰富着，发展着。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人”的声音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交融的历史。
1928年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这是继五四发现人的个人性、社会性再向另一端推进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观念一贯看重人的社会性，看重社会群体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使受西方个性主义思想影响的五四新文化与“人”的观念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个性主义人学观，五四人学观始终与人的社会性相结合。因此，关注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为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的不幸命运与被压迫地位呼喊，这曾是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一关注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出发，很容易在一部分持激进思想方法的人士中产生阶级论。在有不同阶层的人存在的社会中，人必然有其阶级性。这是左翼文学对人的新发现，也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天地。左翼文学进而以人的阶级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对峙人情，否定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革命文学派的“人”的观念与话语。当然，三四十年代还有茅盾着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文学，有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路翎等各具特点地承传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有老舍、钱锺书等强调人的文化属性的人的观念。而第三种“人”的观念，就是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人”的观念：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综观“文革”前17年文学，是多种“人”的观念、“人”的话语在对抗、冲突、交奏。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君临文坛，阶级的、革命的人的观念与话语成为主流观念，也是“十七年”文坛唯一的关于人的话语。连续不断的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实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与话语的否定。这时期，乃有《我们夫妻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豆》、《美丽》、《在悬崖上》、《小巷深处》，有电影戏剧《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第四种剧本”、《茶馆》、《关汉卿》等作品，不绝如缕地发出人性的轻微声音。这声音是轻微的，但也是顽强的。即使在《百合花》、《青春之歌》、《三家巷》这些革命小说中，“人”的声音也若隐若现。《青春之歌》以追求个性主义的林道静终于走上革命道路，否定了五四个性主义道路。但是作家以女性的笔触细致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与婚姻问题上的选择，使这部在实质上重返30年代“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富有人情味与人性美。
在经历了“文革”将文学中的人性赶尽杀绝、以“革命性”和阶级性抹杀人性的描写后，新时期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沿革，正是以对“人”的逐步再发现，对五四的“人”的观念的逐步再寻找，而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
这种变化又是同外来文化所给予的强烈刺激分不开的。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一个新颖奇异、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化景观展示在中国人面前。自此，中国文化、文学乃至民族心理所发生的巨大裂变，都纠结着外来文化的刺激。西方文化刺激着中国人不断发现“人”，启发着20世纪中国文学如何表现“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高潮中，从希腊文学到19世纪文学的众多作家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最具影响的有四位代表性人物。易卜生在五四高潮时期被《新青年》隆重推出。但是戏剧家的易卜生在中国主要是被作为思想家接受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连同他的《玩偶之家》对于夫权家庭的批判、对于妇女平等自由权利的呼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倡扬个性主义的旗帜。卢梭是又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忏悔录》从1928年至1945年间竟有张竟生、章独、汪丙琨、凌心勃、沈起予、陈新等六种中译本问世。这位启蒙主义思想家袒露自己本来面目的真诚与勇气，激动了许多中国人。“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卑鄙、邪恶、善良、宽容、高尚，我都如实说出来了。……全能的天主啊！把无数的众生召唤到我身边来吧，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吧。……但愿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怀着同样的真诚，敢于在您的宝座前坦露他的内心，然后再看一看，哪一个敢于对你说：‘我比这个人更好。’”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巴金的小说中都有卢梭式的自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中国道德裹挟下的人性是暴风雨般的闪击，使伪道学者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尼采，曾在一些激进的文化人中产生共鸣。他那攻击一切偶像的精神与张扬超我，吻合了五四彻底反传统的精神。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也曾在五四小说创作中引起反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茅盾、曹禺、沈从文等人刻画性爱与人物心理都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理论。这四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对于五四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从四个层次揭示了“人”的内涵。易卜生主义以理性的个人主义，使个人的自由、自尊、人格、人权在理性主义的辉耀下显现出耀眼的价值。启蒙主义者卢梭以理性主义思想呈现人性的正负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人性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揭示，使人的真实自我获得了理性主义的确证。尼采把人的自我张扬到极致，并且颂扬了个人对传统社会的叛逆精神。弗洛伊德则揭穿人的深层意识，那在个人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性欲。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五四文学、五四文学观就是建构于这一新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上。鲁迅十分敏感地把握到文学的这一内核，他在五四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明确发出“真的人”的呼喊。
无疑地，新时期文学是对“人”的观念的寻找与恢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体现了这种“人”的观念的寻找、恢复与深入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呼应的，是西方文学的又一次深刻的影响。西方数世纪文学在新时期短短十多年中几乎都曾被介绍进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贝克特、萨特这四位是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上帝死了”、“力比多”、“人的荒诞性”、“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观念渗透在最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易卜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等所提倡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已为中国文坛所熟知与普遍接受，而在20年代仅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尼采、弗洛伊德，在80年代再度进入中国时掀起了一阵广泛而经久的热潮。詹姆斯提出的人的意识流理论，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都展示了人的深层意识的空间，这是人类对自我的一次新发现。以卡夫卡、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文学，揭示了人的生存的荒诞性，这是人类对自我处境、人与社会关系的又一次哲学的探询与发现。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美学的异彩都是汲取了这些异域的养料，共同地体现了对“人”的发现与重塑。当然，80年代上半期文学中对“人”的所谓寻找，仅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恢复和再发现，是将被扼制与摧毁了的“人”的观念、“人”的形象重塑，它在观念上对五四文学并无特别的发展。曾轰动一时的80年代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开始，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存在主义热”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人的异化、人与社会对立、个人自我的尊严、当代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这些存在主义思想渗透在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90年代中国文学耀眼的现象——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先锋文学，其哲学观念无不深藏着存在主义。整个90年代或许并未产生足以代表这一文学时代的经典杰作，但是90年代文学所体现出的对“人”的新发现，“人”的观念的新发展，却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