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是笔者在1994年至2007年间陆续发表的一些关于古希腊史的文章，偶尔也涉及罗马史。这些文章并不全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多少都包含了笔者从事古希腊史教学研究的那么一点心得；也不全都能形成主题集中的专题，除了关于农业、土地所有制与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两组文章比较集中之外，其他几篇分别涉及不同问题。因此，结集而成的只能说是一部散论，而且“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这个标题也只是笼而统之的，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

不过，结集出版却迫使笔者不得不认真检讨自己的学术研究。关于农业、土地所有制与古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这组文章，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专题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些是进一步的阐发，有些不过是针对国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兴趣，从不同角度进行的阐述，不能说很有新意。当初笔者选择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其实是有特定的学术背景。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对希腊城邦的兴起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提出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如今被称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并进一步论述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最终促使城邦制度的形成。他的相关论述激发了古希腊史学界对城邦兴起这一问题的极大兴趣。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如法国学者德·波利尼阿克（François de Polignac）在1984年出版《希腊城邦的兴起：公元前8—前7世纪的宗教崇拜、空间与社会》一书，提出希腊人的宗教崇拜是围绕不同的宗教崇拜圣地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崇拜共同体。这个过程先于城邦的兴起，是促使城邦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 [1] 斯诺德格拉斯自己的学生扬·莫里斯（Ian Morris）在198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中 [2] ，则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论证说公元前8世纪墓葬的增加并不像斯诺德格拉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人口增长的证据，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的结果。城邦兴起之前，死后埋葬在正式墓地里的权利限于贵族阶级，但城邦兴起之后，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这一权利，从而导致了墓葬的增加。在他的解释模式里，墓葬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仪式化体现，反过来也强化特定社会结构，因而十分具有启发性。

但是在这诸多研究之中，学者们却没有关注城邦的土地制度基础这个问题。和城邦兴起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是否反映在经济生活领域？换言之，社会成员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否也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以便适应城邦新的社会结构，成为其稳固的基础？具体而言，在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支撑着城邦的社会结构？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正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希望能拓宽城邦兴起研究的视角。收入本书的相关文章，有的直接或间接回应了这一问题，有的则转向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试图论证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根本基础，进而提出，希腊（与罗马）城邦实质上是以自由农为主体的国家。当然笔者没有预料到，关于希腊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论述再次引发了古希腊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争论。在西方学术界，这一传统争论被冠之以“原始派”（primitivist）和“现代派”（modernist）之争，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的争论。实际上，当国内学术界还在纠缠于是农业还是工商业为主这个老问题的时候，西方学术界早已因为芬利（Moses Finley）基于韦伯和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理论对古代经济的分析而走出了“原始派”和“现代派”之争，迈进到所谓“实质主义派”（substantivist）和“形式主义派”（formalist）之争，亦即古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embedded）社会其他活动之中的，因而不能用现代概念加以分析，抑或是有着和现代经济类似的特征，可以用现代经济概念进行分析。笔者不能不承认，由于再次回到了希腊城邦是以农业还是工商业为特征的问题，而没有将讨论推进一层。在西方学术界，这个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谁也不会否认，尽管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可能较为发达，但城邦社会的根本仍然是农业。但在国内，它却仍是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仍然有人想当然地相信——至少在笔者看来如此——后世的中国和西方文明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应归因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根本性不同。因此，笔者的重申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不过，笔者希望有学者能够对古代经济研究的学术史做进一步的分析，至少让我们意识到，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古代希腊的经济特征。

收入文集的另一组文章，是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这是希腊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因为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与观念的极深渊源，它是西方学者争夺的一个主阵地。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从学生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其中《雅典民主政治初探》一文即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初成。《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一文最早的问题意识，也可追溯到笔者在这个阶段对希腊各地遗址的实地考察。当初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个遗址上最为显著的建筑和空间是神庙、市政广场、露天剧场、体育场，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宫殿、私宅大院之类？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笔者的头脑中，直到开始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后才逐渐形成本文的主题。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在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之间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但同样包含着对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偏见。西方学者囿于政治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在古希腊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之间建立起一个谱系，尽管早就有人指出了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巨大差异。国内一些深受西方精英主义观念影响、对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怀有好感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只有现代民主制才是真正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将古希腊民主简单地斥之为“少数人的民主”或“暴民政治”，是“短暂的”和“不稳固的”。近来国内学术界出现的另一个倾向，同样对古希腊民主政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部分坚守中国式精英主义的学者倾向于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政治资源，而将古希腊民主政治简单地斥之为“村镇民主”，因而否认其对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当代中国具有什么潜在的积极意义。由于这些种种倾向的存在，国内学术界鲜有人对以古典雅典为代表的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古代民主政治实践做比较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而且费解的事情。实际上只要略微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希腊文明最为辉煌的创造是在古典时代，而许多最重要的创造都是以民主雅典为中心的，就很难不注意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和影响。难道我们对此能够简单予以否定、而不去认真和深入探讨其历史意义吗？当然，这样的诘问并不能解决问题，笔者的这几篇小文也远未能触及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所有问题，更不用说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了。惟有期待学界同仁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和研究。

至于《同性恋与古希腊社会》一文，这里需要做个特别交代。学生时代囿于无知以及所接受的正统观念，笔者对于有关古希腊同性恋的论著一概排斥，讥为西方学者的无聊和毫无积极意义的智力浪费。工作以后，在从事教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同性恋实乃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于理解古希腊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征十分重要，始意识到作为研究者，为自己涉猎的领域设立禁区是多么片面。乃撰此文，作为自我检讨的一种方式。论文投给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遭到退稿，编辑委婉地解释说此类论文被认为不合时宜。幸得《世界历史》予以刊载，之后再也未听说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是不合时宜的了。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集里的文章几乎都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标准。一来文章的题目都太大、太宽泛，因而很难细致而深入地展开讨论。更为严重的也许是，对历史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论述或者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做法可能是很有风险的，易于导致扭曲的理解，甚至谬误。例如古希腊史的史料以雅典最丰，而对其他许多城邦和地区我们却所知甚少。如若不得不严重依赖雅典的史料，而得出关于希腊城邦的一般性结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上述风险，对此读者不可不察。对于青年学子来说，笔者的这种学术路径不仅不应是效仿的榜样，也许反而应是批评的对象。但笔者之所以采取了这种路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1990年代初在笔者开始从事古希腊史教学研究的时候，国内相关资料十分缺乏，比如几乎读不到古典学专业刊物，因此难以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更为专门的研究；其二是笔者觉得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不同，非常专门的研究不一定会引起同行兴趣并且激起进一步的讨论。因此，笔者有意放弃了按照西方学术标准从事研究的努力，转而针对国内学术界的问题意识，试图以学理探讨的方式，提出和表述一些对我们而言有意义、同时也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的问题，并不希冀给出权威性或者无懈可击的结论，而是期望引起更多的讨论。但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外学术的差异与鸿沟大大缩小。采取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接受的方式和路径进行研究，同时又不失我国学者特有的问题意识，也许不仅变得可能，而且也变得更为必要了。

对于收录本书的文章，笔者仅对一些明显的错误和不当表述做了最为必要的修改。为此要感谢带有批评眼光的诸位同行朋友和读者，包括一位未具名网友对《同性恋与古希腊社会》一文中有关柏拉图性倾向的武断猜测提出的批评。此外，笔者还在注释中增补了少量后来出现的研究文献。

笔者还要感谢当初负责编发这些文章的诸位编辑的青睐，但这本文集得以出版，要特别感谢本书的编辑岳秀坤先生，若非他的邀约和对笔者一再拖延表现出的巨大耐性，就没有这本集子。

这本小书付梓之时，已临近爱妻张洁和小女希言的生日。谨将本书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献给她们。

黄洋
2012年11月

[1] François de Polignac， La naissance de la cité grecque：cultes，espace et société viii-vii siècles avant J.-C.， Paris，Editions la Decouverte，1984；英文版标题为 Cults，Territory，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 Ian 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City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