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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整体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总结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就需要与研究俄民族文化特征相结合，而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历史及其受到的客观影响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在以下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现象和内涵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文化力量作用之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发展对国家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特点正是在这一文化与政治的博弈中形成的。
影响俄罗斯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下述几种。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因为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而这种发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中进行的。因此，要了解俄罗斯文化，就不能不研究俄罗斯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因为“俄罗斯人的发展之地是决定其文化和历史性质的因素”
，特定的自然条件会相应地产生特定的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宗教礼仪、习俗、神话等社会生活方式，直至产生特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管理结构，自然也会形成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正如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Я.Бердяев）所说：“俄罗斯精神的景观与俄罗斯土地是一致的。”
如果用几个形容词概括孕育了俄罗斯民族思想和文化的自然条件，最主要的应该是“广袤的平原”“浩瀚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赐予为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使他们形成了“心灵的温柔和谦卑，思维的捉摸不定和战战兢兢，心平气和的宁静和沉重的垂头丧气，追求精神的梦幻，趋向禁欲主义和创作的空灵性”
。古罗斯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和精神土壤上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
俄罗斯人是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东斯拉夫人，也就是后来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祖先，在公元6世纪以前还处于原始氏族制度阶段，他们以一些分散的部落和若干个大的部落联盟为组织生活形式，居住范围广及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广大区域。接受基督教文化之前的古罗斯以多神教为主要社会精神文化载体，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使古罗斯人内心产生了对自然力极大的畏惧感，并逐渐转化成为了一种屈卑在下的敬畏——这是多神教在古罗斯社会形成的心理基础。多神教的信仰及风俗在东斯拉夫人民间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直至基督教的传入。随着国家政治的发展，古罗斯人对自然、土地的敬畏和崇拜之情最终“移植”到了逐渐强大起来的公国和大公身上。正是因为自然条件对俄罗斯民族生存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才使得他们在结束原始生活状态、开始进入有组织、有阶层的社会生活时，对管理、驾驭自己的个人或机构产生了类似对大地母亲般的崇拜和依赖，同时对其全心信赖，愿意为其服务和牺牲。当然，这种民族情感的寄托与后来俄罗斯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
特定的自然条件也决定了罗斯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村社就是典型的代表。俄社会历史学家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曾指出，俄国的农业村社是形成俄罗斯极权主义的主要支柱。
俄罗斯民族通过特有的村社生活方式养成了集体主义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东正教思想中的“聚合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上层权力的依赖思想。村社既是一个农业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它用初级的民主管理方式自行解决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日常生活问题；既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深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生产关系组成形式，也反映了这个民族传统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思想，具有社会二重性质。村社是国家进行统治管理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也是农民民主自治的社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村社文化传统影响下，俄罗斯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社会生活法则，并将其继承延续至后来的国家生活当中。“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农民的家长，公社的社长和具有无限权力的沙皇，三者的有机联系正好体现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坚实基础。”
从俄罗斯民族古老的村社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还能够对那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所了解，这种以俄罗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态无疑也对俄罗斯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村社传统的直接受众是俄罗斯的农民阶层，但是其他社会阶层——哥萨克、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同样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总之，罗斯的“村社理想包含了两个特殊的方面，并在后来成为集体主义—专制主义这对矛盾理念的基础，而且也造就了社会趋于一种一致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矛盾、使之发生逆转并形成对其调解的力量”
。
如果说多神教是古罗斯人基于客观自然条件自发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信仰，那么接受基督教则是俄罗斯民族被动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但正因为有多神教文化心理的存在，基督教的思想能够很快为俄罗斯人所接受，并在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正教文化，同时对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斯多神教的信仰被只信一神的基督教所代替是以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并使罗斯臣民受洗为开端的。在这之前，罗斯人就因与拜占庭贸易和政治上的往来而对基督教有所了解，一些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也接触并熟悉了基督教。伊凡雷帝曾骄傲地表示，我们在基督教建立之初就接受了它。基督教东部教会从公元862起开始派教士团在斯拉夫人中传教，并积极建立教会和培养神职人员，这为基督教在9世纪时大规模传入罗斯创造了条件。10世纪末的罗斯国家亟待一种能为大公统治权力和国家统一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新信仰来代替原有的分散的多神教。“皈依基督教是出于不断发展的阶级社会的迫切需要。在原始村社制度条件下出现的老的多神教已不能为国内形成的统治阶级服务，必须采用新宗教来神化阶级统治和国家权力。”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基于对基督教和其他一些宗教的认知，经过权衡比较，最后选定为自己的国家引进基督教。他利用帮助拜占庭帝国解决内乱的契机，首先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于公元988年宣布基督教为基辅罗斯公国的国教。弗拉基米尔用强制的手段让全体臣民改信基督教，他下令拆掉多神教的神庙，烧毁多神教的神像，派军队强迫人们到第聂伯河接受洗礼。这就是对俄罗斯后世影响深远，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
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封建国家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和巩固，大公的权力得到保障和加强，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文字和书面文化的普遍传播和迅速发展使罗斯落后的文化面貌得到改善，先进的文化和艺术使蒙昧的民族受到启蒙，国家文化事业方方面面的发展开始起步并小有成就；共同的信仰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基督教的传入密切了罗斯与西欧各国的联系，封闭导致的落后被开放带来的繁荣所代替。总之，接受基督教使罗斯拉近了与当时世界先进文明的距离，得到接触和学习西方哲学、社会和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一千多年发展成就的机会。从那时起，东正教就在俄罗斯传播开来，并“与俄罗斯民族自身的宗教性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传统”
，同时也为日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定下了主要基调。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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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基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拜占庭文化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早在接受基督教洗礼之前，罗斯就已经受到了拜占庭文化的荫泽。斯拉夫民族是受拜占庭文化影响最大的民族，以拜占庭—斯拉夫文明著称，其中最早接受拜占庭基督教和文化的是斯拉夫人中的摩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拜占庭为斯拉夫人带来的不仅是东正教的信仰，还有由拜占庭人自己创造的文字，这奠定了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基础，开始了斯拉夫人文明化的进程，并且将斯拉夫民族引入了以拜占庭文明为代表的地中海文化格局之中。“拜占庭文化在东欧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使斯拉夫人世界得到文化启蒙，加速了斯拉夫人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世界，奠定了近现代欧洲文化区域的基本格局。”
拜占庭对俄罗斯民族各方面发展的影响尤显突出和重要，虽然拜占庭文化不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最初来源和唯一外部因素，但它却是罗斯遭蒙古入侵前最重要的文化来源，所以缺少对拜占庭文明的认知，就不可能正确地了解俄罗斯的历史。
拜占庭文化因其载体拜占庭帝国没有被日尔曼部族所攻陷，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因而具有显著的传统特征（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但古希腊罗马以后，以拜占庭文化为代表的中世纪宗教文化使原来自由、纯粹的古典风韵在一定程度上被古板、教条的正教传统规范所代替，以东正教精神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占了上风。拜占庭帝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它吸收了早期基督教和古代西亚及远东民族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建立于以理性化的自然主义为特点的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兼容并蓄以非理性化的神秘主义为特征的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这是拜占庭文化的二重性——一方面“只信奉可感觉的有血有肉的圣像”
，另一方面“则倾向于信奉上帝的超验形象”
。拜占庭文化还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即对其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开化启蒙的作用。拜占庭借基督教文化对俄罗斯民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即是一例。
基督教进入罗斯社会是拜占庭帝国对俄罗斯实施影响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俄罗斯民族发展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内核的确立乃至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宗教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成为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变化的内在推力。“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价值标准，也是一种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督教的传入将带有浓厚东正教色彩的拜占庭文化带到了罗斯，影响波及与宗教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学、艺术、民俗、建筑、教育等各个文化领域。斯拉夫文字的创立和推广是拜占庭文明在罗斯传播的基础，由希腊人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发明的文字体系为罗斯民间地方传统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使书面文学得以在广大普通百姓中流传，它同时也激发了罗斯人民的民族意识，为罗斯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建立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和包含思想同一性的民族国家成为可能。文字的创立首先并直接带动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而在艺术等其他领域，罗斯对拜占庭文化的吸收则是在多神教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兼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罗斯融合希腊样式与传统多神教风格的多头十字圆顶的教堂建筑。总之，以东正教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拜占庭文明在改变俄罗斯民风的同时，也受到同化，成为了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随着时代更迭和时间累积，形成了以东正教思想为核心的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
除了文化上的贡献，拜占庭经宗教之道给予俄罗斯国家政治上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种影响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产生作用的是教会，范围波及国家建制、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想等一些相关领域。“信仰的统一促进了东斯拉夫各部落的团结，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意识开始萌发。拜占庭基督教的传入对于罗斯的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受到拜占庭基督教文化的推动，也是经由宗教文化交流的途径，俄罗斯及整个东部欧洲地区对采用具鲜明特色的欧洲社会的结构形式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拜占庭帝国引领的东正教世界的社会关系尤其受到重视。
历史上拜占庭与罗斯联系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基督教在基辅罗斯直至整个俄罗斯确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拜占庭带给罗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尤其是它的宗教文化思想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影响、改变了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也正因为此，罗斯人和斯拉夫人成为了欧洲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了文化上的飞越，从而帮助俄国大大缩短了与西欧国家之间的文化差距——这是拜占庭文化对罗斯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拜占庭文化自身所带有的东方亚洲特性，它的保守性等东方文化因素与罗斯本身的一些特点相互吻合，促成了罗斯发展的东方化倾向。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拜占庭的影响内在地破坏了俄罗斯的思想并使其成为具有保守传统的思想”，
同时也帮助封建君主的专制权力不断得到加强，因为“创立拜占庭文化的各民族都是亚洲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他们在拜占庭文化聚合体中渗进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弗拉基米尔引进基督教的初衷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纯粹是为了引入一种宗教，但事实上，“基督教从开始进入罗斯起就具有特殊地位，统治者视之为治国的精神支柱和主要工具，加上拜占庭政教结合传统的影响，罗斯基督教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影响国家全局。”
基督教思想被统治者利用而成为禁锢人们精神的工具，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结合宗教和政治意义的“君权神授”思想和救世主义理想。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俄国农民的宗教生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信仰特征。俄国乡间将东正教信仰融入了日常劳作和生活中，劳动被神圣化，修士的禁欲生活也被理想化。俄国农民的宗教信仰也与村社生活紧密相连，东正教“聚合性”的理念更加深了俄罗斯人头脑中集体主义的观念。此外，俄国民间的东正教信仰还与“好沙皇”的观念相联系，沙皇被赋予了同上帝一样的特性。俄国民间曾经流传诸如“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上帝知道，沙皇也知道”等谚语，可见专制政权借助宗教的力量获得了合法性，并将下层臣民的生活和思想牢牢控制于手中，就连农民暴动也都不敢打反对沙皇的旗号。由于受到东正教出世思想的影响和专制统治的压迫，俄罗斯人还形成了救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想意识。受“第三罗马”思想的影响，俄罗斯民族具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为拯救整个人类是自己的任务，这就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救世思想。这种民族自我意识中的独特性和使命感在后来发生革命的俄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转型期的俄罗斯也存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关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君权神授”思想和救世主义理想，我们在后续章节中还会进行深入解析。
罗斯受洗后不久，基督教的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由于在历史文化传统、对教义的理解和对基督教最高领导权及势力范围的争夺方面存在分歧，最终于1054年彻底决裂，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教会。东方教会因标榜其“正统性”而称为“东正教”或“正教”。与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相比，俄国东正教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正统性；浓厚的苦修主义和神秘主义；圣像崇拜；教权依附于王权。这些特点不仅源于拜占庭教会原有的特质，更加入了俄罗斯本土自然环境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加深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性，使俄罗斯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受到全面影响，国家的政治文化更是如此。
在罗斯被基督教化的过程中，教权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经过几番争斗和调整，最终确立了教权臣服于政权的局面。“罗斯教会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教会不受王权支配；但在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与王权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君主政权。”
“官方的国家的东正教总是从宗教上论证和巩固君主独裁专制政体和国家的强大力量。”
在人们心目中，“基督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并且被想象成与世俗政权相类似的东西。”
可以说，东正教教会在俄国君主专制统治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它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都主教区逐渐独立为东正教新的世界中心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东正教俄罗斯化的过程。其间，政权与教权的关系几经波折，东正教教会既受到统治政权的保护扶植，也因为过于嚣张而为政权所抑制，最终成为屈从于王权、为统治者服务的一个部门，这也使得东正教影响下的俄罗斯国家政治文化彻底区别于拉丁罗马教会势力范围内的西方文明。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不但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神土壤，同时也是俄国君主专制统治制度的民族文化心理支持来源，还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萌芽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基辅罗斯在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不幸又遭到了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罗斯大地在受到蒙古铁骑蹂躏的同时，还被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影响，社会文化生活和国家政治都因此发生了变化：东北罗斯各城市的“谓彻”
被彻底清除，蒙古汗、罗斯大公和教会联合起来统治人民，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利益同盟，共同施加强权。
从1240年基辅罗斯陷落开始，鞑靼蒙古人对罗斯的统治持续了二百四十年，俄罗斯学者通常把这段历史定性为“鞑靼蒙古人的桎梏”。诚然，鞑靼蒙古的入侵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悲剧，它使刚刚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罗斯迅速脱离了欧洲大家庭，经济和文化事业受到重损，文明进程停滞不前。但对于当时已经处于内乱的罗斯来说，鞑靼蒙古人的入侵又好似一剂强心针，催醒了忙于内讧的罗斯各公国，唤醒了俄罗斯民族的团结意识，还催生了莫斯科的重要历史地位，最终使罗斯走向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凝聚了民族自我意识。
鞑靼蒙古的入侵使罗斯最终分成了东北罗斯和西南罗斯两部分，并走上了不同的文化发展之路。但是，正是因为受到这种来自东方的政治统治，罗斯、尤其是东北罗斯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极大改变，民族心理中潜在的东方因素被激发，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在罗斯原有的封建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蒙古人给罗斯带来了东方的驿站制度、户口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和行政组织，罗斯社会原有的附庸亲兵关系被蒙古社会的臣民关系所取代，罗斯王公们也极力将这种关系推广至公国的地方显贵和服役贵族中去，这使罗斯国家从此走上了发展君主专制制度的道路。罗斯人的生活习俗、服装、语言、建筑等也发生了变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汇合从国家政治到人民生活逐步渗透，形成了独具俄罗斯特色的政治文化。如果说接受基督教使罗斯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曙光，那么鞑靼蒙古入侵则使罗斯重新陷入黑暗，并被西欧国家远远抛在后面，迫使此后的俄罗斯国家只能沿着“追赶发展”的道路前进。“而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社会，就只能是沙皇专制的、农奴制强制的‘动员型发展’社会。”
从这一点来说，蒙古人的统治在多方面决定了俄国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趋向和特点。
前面提到，基督教影响下的救世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特点中的重要内容。这里将其中主要的一个理论——“第三罗马”理念拎出单论，主要是要强调莫斯科公国崛起的过程以及俄罗斯民族在抵御外敌、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认同。
在鞑靼蒙古对罗斯进行统治的同时，来自瑞典和日耳曼的威胁也从罗斯西部渗入，使罗斯大地处于分裂状态。与外来侵略斗争的过程，就是俄罗斯民族积累集体共同记忆的过程。外来的压力促进了内部的团结，增强了民族成员想努力保持国家和民族完整性的集体意识。同时，入侵者带来的外来文化也与本地文化相结合，丰富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内容，成为新的认同对象，从而使民族认同意识在对比差异发展中进一步增强。这是一种自我生存的需要，更是民族国家发展成熟的标志。
在外来入侵者对罗斯大地四面围攻的时候，莫斯科公国在一众小公国中脱颖而出，除了占尽天时地利，还具备了统一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宗教实力，最终从一个坐落于奥卡河支流上的小公国“转变为罗斯东北部的地理中心和政治中心”和“大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中心”
。从善于与蒙古统治者周旋、精明圆滑的伊凡·卡里达，到大败蒙古军队于库里科沃的“顿河王”季米特里大公；从自称“全罗斯君主”的伊凡三世，到完成统一罗斯领土大业的瓦西里三世，再到俄国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从14、15世纪开始逐渐统一东北罗斯各公国，到1480年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在乌格拉河彻底击败蒙古军队；从罗斯东正教会从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到1589年莫斯科都主教获得牧首称号——莫斯科公国崛起、强大的过程就是俄罗斯民族国家统一和建立的过程。在理清内部秩序、摆脱外来统治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逐渐成熟，就像俄国历史学家谢·普拉东诺夫（С.Ф.Платонов）所说：“俄罗斯民族首先意识到自己的统一，后来很快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或许，因他们将自己的政治成就看得过高，于是，开始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
“第三罗马”理念的诞生与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膨胀不无关系。
莫斯科对全罗斯进行政治上统一的过程，也是专制思想家们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统一工作的过程。他们主要就莫斯科是否能作为罗斯国家合理、合法的继承人，是否有能力、有权力管理统治俄罗斯国家的问题进行阐释和说明，辩证莫斯科君主权力和地位的权威性。政论及历史小说作品理出了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王公—莫斯科王公这样的政治权力传递顺序，并由此断言莫斯科王公接管的就是全俄罗斯性质的政权，而且宣称莫斯科的权力继承还在延续，接下来就是要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权力的继承人。传奇性历史小说《关于弗拉基米尔历代王公的传说》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小说将罗斯王公、基辅王公和莫斯科王公说成是宇宙的主宰，其中的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大公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莫诺马赫那里取得了象征王权的王冠、披肩、金链等赠品和一份文告，以此实行统治。其后的罗斯大公也都继承象征王位的王冠并持有不可动摇的权力。“关于罗斯王公继承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王位的传说，以及关于从拜占庭帝国首都获得王权标志的传说，其目的都在于要从意识形态上为莫斯科大公作为‘全罗斯’主人实行独裁的意愿及其获得的主权寻找论据。”
《皇帝谱系》则从历史角度阐明了罗斯各地在政治上的联合以及专制沙皇对国家进行统一领导的意义，作者将罗斯历史上每个公国都比作是罗斯国家发展史中的一个“阶梯”。这样的阐释，强调了罗斯历史上所有专制君主的功绩，表明莫斯科王公应该继承这样富有成就的专制权力，延续这样的权力“阶梯”。《谱系》还再次申明了莫斯科王公继承拜占庭帝王皇位和权力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围绕王权继承进行的政论包装，目的都是为了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为莫斯科王公王权的唯一合法性寻找宗法及历史上的理论依据，也为随后“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作了舆论准备。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总教会随东罗马帝国的陷落而一起覆灭，“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理念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普斯科夫伊列阿扎罗夫修道院的院长菲洛费伊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中首次提到“第三罗马”的思想，阐述了莫斯科作为罗马和拜占庭继承者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从意识形态上为俄罗斯传承已成旧日辉煌的罗马帝国寻找理论根据。这个理念出自中世纪的教会思想，认为人的生命和民族的生存都是上帝赋予的权力，是由神权所决定和保证的。神将世界历史的使命赋予三个由上帝选定的人民建立的世界性王国，它们之间会实现历史的更替。前两个帝国，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都因为背叛东正教而衰落，莫斯科代表的罗斯国家要接替掌管上帝任命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世界性国家，即“第三罗马”。罗斯国家是东正教信仰的唯一支柱，要做的就是光复被践踏的东正教的信仰和事业。菲洛费伊在自己的理论中依据《圣经》，从神学思想的角度论述莫斯科继承被前两个罗马（古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遗废的东正教事业的根据，说明所谓上帝认选的“世界性国家”的接替性。菲洛费伊还论证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对东正教及整个世界所负有的历史性责任和使命，以及罗斯大公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中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同时也强调了莫斯科在俄罗斯民族事业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结合莫斯科的作用和俄罗斯“世界性国家”的地位，“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理念由此诞生。
作为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独立的罗斯教会的宗教中心，莫斯科集聚了各方面的力量，莫斯科大公成为俄罗斯国家唯一的君主，集各种统治权力于一身。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也产生了代表帝国权力和威严的双头鹰国徽；几代帝王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伟业，不断加强手中集世俗政治和宗教精神于一体的权力；这里更见证了为俄罗斯打开西化之门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壮举，以及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经历的几百年风雨。莫斯科成为政权和教权结合的“圣地”，用“第三罗马”的感召力量，带领俄罗斯民族走上自我发展之路。
至此，受到自身自然生存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基督教、拜占庭文化及蒙古东方化的影响，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已经基本形成，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和“第三罗马”救世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因素被固定下来。进入彼得一世改革后现代化阶段的俄罗斯国家，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大，民族传统政治文化被充分利用和发扬，使其更符合民族国家发展扩张的需要。当然，伴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政治文化也发生变化，新旧因素交织、竞争和同化的现象不时出现。
彼得一世以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在东正教思想和蒙古统治的影响下发展自己亚洲成分居多的斯拉夫文化。彼得的西化改革开启了俄罗斯民族的现代化大幕，传统民族文化受到了西欧文明的冲击。自此，俄罗斯不仅走上了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快车道，也融入了世界文明进化的格局之中。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虽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新旧因素交杂，但其东方特性依然明显。西化改革并没有改变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等政治文化特征，反而因为绝对君主制的最终确立和西化大门的打开，使得“第三罗马”的救世思想逐渐演化为了更为外向型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17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中世纪结束，俄国文化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化的世俗气质开始逐渐冲淡宗教的束缚，新的观念和新的道德、美学标准开始形成。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借由波兰、波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入俄国，一直较为封闭的俄国社会开始接触来自西方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生活新意和别致风尚的追求还深入到了俄国的宫廷生活中。尽管如此，俄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势力依旧坚不可摧，以教会为代表的保守阶层仇视、抵制一切新生事物，但初露端倪的新气象足以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提供了必要前提。17、18世纪还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经历考验的时期。经历了绝对君主制的最终确立、宗教分裂、权力缺失和战争的俄罗斯亟需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继续发展之路，此时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俄国文化如何发展成为当时民族思想的重要内容。
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是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也是学界争议颇多的研究课题。能够肯定的是，彼得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强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他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国家地缘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为争取出海口就要进行战争，要取得霸权就要加强军队建设。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彼得领导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由国家扶持发展大型工业，同时实现军事力量现代化。彼得时期还提出了贵族必须为国家服务的要求，官阶制度更为完善，效仿欧洲建立的新的行政区划、国家机构和司法体制保证了政令实施的畅通，将教权完全置于政权控制之下也体现了君主权威的排他性。但是，彼得改革的目标只限于强国，并未进步到富民的地步，国家的强大是以加强剥削、压迫人民的专制制度为保障条件的，因而也就注定了它的反动性和不彻底性。另外，无论是对东正教教会，还是针对文化教育领域进行的改革，命令的执行者都是世俗国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政权的精神统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彼得将俄罗斯人寄托精神世界的教会置于世俗政权统治之下，就是将人们对天国的精神寄予转移到了直接面对的君主政权上，以此加强君主的威严和国家的权重。
彼得于1721年加冕成为皇帝，俄罗斯成为绝对君主制的帝国。通过西化改革，彼得不仅成功地将俄罗斯发展成欧洲强国，还使俄国迅速摆脱了愚昧、落后的文化面貌，西渐的风气改变的不仅仅是贵族上层，俄罗斯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因为外来文化、出版技术等领域的开放进步发生了变化。但是，彼得统治的封建专制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思想也一直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彼得改革的最大成果不在于使俄罗斯内部社会结构和关系发生了多大变化，而在于强制利用外力使国家快速“转轨”，走上欧化的“快车道”，“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实现其针对外部世界的军事政治利益——这也是莫斯科公国时期“第三罗马”思想的再次体现，证明俄罗斯政治文化中个人利益的渺小，国家权益的强大。
彼得通过实施效仿西方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不但将俄国推上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更深层次的结果在于“成功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久已压抑的民族自尊感和自强意识，在较短时间内动员全体俄罗斯人摒弃自身的陈腐习俗和落后意识，投身于追赶世界潮流的运动中去”
，开启了俄罗斯启蒙时代的新纪元。也正是这次改革，将俄罗斯地缘上客观存在的东—西矛盾推到了政治和文化层面，使其尖锐化。改革成果不仅催生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十二月党人的共和方案、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俄罗斯革命的几个阶段
，还使得此后俄罗斯民族思想中充满了对自己交织着肯定和否定的思考，民族自我认同的挣扎也从工业文明占主导的18世纪一直延续到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将俄罗斯从古罗斯的传统文化阶段引向了世俗化的19世纪新文化时代，这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将世俗文化与宗教信仰分离开来，增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彼得的改革造就了新的语言、新的服饰、新的习俗……“促成了全部‘符号体系’的果决的更换”
；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经过强化专制制度和文化世俗化的改革，“俄罗斯文明特有的从16世纪末就开始的国家中心主义最终作为世俗文化中占了上风”
，社会生活的国家化倾向加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东方性质得以凸显。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一”和几个“二”来形容和总结彼得一世的改革成果：“一”——彼得成功统一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帝国内部的凝聚力得到加强，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手中；“二”——西化改革使俄国社会分为几个对立两级：上层贵族和底层民众进一步脱离，以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斗争为表象的东西文化矛盾加剧，俄罗斯文化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凸显并进一步深化。同时，彼得改革强制性、激进性的特点在后来俄罗斯国家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也多次被重复。
对于彼得的改革措施，当时俄国社会上层的许多人都表示支持。这些人和彼得一样，都认识到了俄国封闭落后带来的弊端，看到了西欧国家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他们支持的是那些不改变本国政治和民族文化基础的改革，主张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和习俗，而应该结合俄国的民族特点，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外来事物进行改造。实际操作中，彼得一世将来自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更多地应用在了军事、科技和教育领域，并未触及国家基本的政治体系。与西欧国家的密切联系虽然推动了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但也并未触动民族文化的内核。从这点上来讲，“彼得一世的改革加强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树立了民族自信心，使人们对祖国产生了更强烈的感情，激发了人们必须进一步努力发展本国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思想”。
由彼得改革引发的俄罗斯启蒙运动一直持续到叶卡捷琳娜的“黄金时代”，后者推行“开明专制”政策，主张自上而下地改革已经过时的封建制度，这实际上是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叶卡捷琳娜时期，贵族的义务被解除，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和自由，其中一部分“多余的人”成为了俄国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
如果要对18世纪俄罗斯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做一整体评价，必须把握其双重性。对于当时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帝国来说，西方自由思想和先进技术的引入无疑会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为所有领域的自我发展创造良好、多元氛围的同时，也帮助俄国更快、更容易地融入西方社会，尽早摆脱愚昧落后、固步自封的中世纪禁锢——从这一点来说，启蒙运动充满了创造力，是俄国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但是，对于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自我认同思想来说，这场启蒙运动无疑又具有另一种力量：从内部来说，它进一步加深了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的固有矛盾，加剧了俄罗斯文化上层（精英文化）和下层（全民文化）的分裂，使俄罗斯文化内分为两极，在本身具有的二元基因和不断的外来压力下矛盾逐渐升级，衍生出各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模式，甚至发生了文化错位（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分不清自己的和外国的标准）
；从外部来说，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情感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承受来自外界的考验，形成一种张力，有时显得脆弱，但有时也爆发出强大的对抗性，演变成外向的民族主义和帝国情结。
本节对影响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形成的主要历史做了回顾。可以看到，在民族历史文化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文化不断吸收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的民族特色，逐渐形成可以左右社会生活心态的强大力量。俄罗斯民族土生土长的自然地理条件、接受的东正教思想和蒙古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了以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专制主义为特点的政治文化心理。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也逐步发展起来，虽然后来经历了彼得改革和启蒙思想的冲击，但其中的传统东方因素并没有泯灭，反而在东西方文化矛盾冲突的夹缝中形成了民族主义情结浓厚的新时期政治文化心理。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将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本性和后天吸取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体现在对待国家政治的态度上，成就了一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神话、宗教、文学、艺术、语言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前者在政治力量的庇护下保存、发展、演变，反过来又会对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政治文化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的根本原因。
在对俄罗斯民族发展历史进行回顾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文化和政治并不是相互平行的两条发展线，而是不断相互作用、互有交集的两个领域。换言之，总结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也可以从中发现俄罗斯民族文明的特征。将文化和政治两方面因素结合考虑不但可以顾及全局，更可以使我们获得与历史发展规律相吻合的答案。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文明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人民集体主义的心态、个人不大的经济自由范围和社会服从于国家。
这一对俄罗斯文化整体的评价显然更具政治特征，或者说，政治文化牵动了一国总体的文化命脉。
可以说，在西化改革之前，接受基督教和蒙古入侵是影响俄罗斯传统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这也为俄罗斯确立了以专制主义、集体主义和救世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基因。或者可以说，多神教和村社文化主宰的古代俄罗斯文化在接受了外来因素（拜占庭基督教、蒙古东方专制）影响后，其东方特性更加明显。随着早期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这种东方特质的文化开始被专制政权所利用和发扬，文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而政治也开始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俄罗斯国家的政治文化也由此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总的来说，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表现为国家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这种国家主义文化以东正教思想意识为支柱，以俄国农民的集体主义心态和‘好沙皇’思想为基础，长期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为目的……不管是改革，还是动乱，甚至革命，最后的结局总是国家主义文化及其思想意识的加强”
。俄罗斯文明还因兼具东西方两种因素而呈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正如恰达耶夫所言：“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会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
这一文化属性并不与前述国家主义的特征相矛盾。与其说东—西矛盾是俄罗斯文化的内在冲突，毋宁说这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矛盾性，才使得俄罗斯要不断地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和发展方向，同时积极通过发展和扩张来寻找民族国家的认同目标。
无论是对俄罗斯民族整体文化定性，还是总结在其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文化特点，东正教和专制国家都是不可忽略的两个重要因素。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被传入罗斯，促进了君主专制这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两者在其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磨合，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最终形成了以权威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特点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俄罗斯当代政治文化无疑会延续这样的传统，当代政治领导者的国家理念也无法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响。
[1] C.Dawson. Dynamics ofWorld History. N.Y.,1956.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