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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国家治理与国家转型这两对概念，构成了本书主要的概念体系。
我们谈国家理念，需要先清楚什么是国家。国家作为政治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我国古籍中早就出现过“国家”的概念，古代的“國”字中已经包含了土地（“一”）、人口（“口”）、武力（“戈”）、王权（“王”）等国家的若干要素。秦汉以前，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的封地称为“家”，而天子的统治区域则被称为“天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国”与“天下”通用，可见其中自然地域与政治统治权力方面的双重含义。
也有古人说，“故论其本始，国家不过以为战争之一手段，无战争固无国家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卑高以成上下位，有君即有臣，有臣即有民。民积民成国，国积国成天下。”
在西方，古希腊的“国家”指当时的城邦（polis），而在古罗马，“国家”又是当时盛行的共和国（republive），即一城中的公众。1513年，意大利人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一书中用拉丁文status指称国家，后来英国人斯塔基又以英文state指称国家，从此国家的政治学概念被固定下来，包含土地、人民、政府、统治等要素。关于国家的构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强调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四个要素，西方政治学则认为国家是由领土、人民、主权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
总的来说，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定义主要包括以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为代表的社会共同体说；以伊壁鸠鲁、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国家契约说；强调国家统治性质的国家统治说和以国家可见特征进行界定的国家要素说，但这些定义都没有解释国家的本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政治的核心内容，而“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其实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明确了国家的本质，但也具有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国家认识的不断更新，国家的阶级属性也在逐渐被淡化。德国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将国家定义为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通常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的性质、作用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内部结构进行过论述，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出系统的国家理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回归国家”的热潮，这是“对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成功所做出的一种反应”
，而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密里本德（RalphMiliband）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之间的辩论则为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抛弃了对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暴力工具的决定论看法，转而对国家所具有的自主性力量进行系统分析，并把国家权力纳入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量。因此，在现阶段，“国家的定义应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对社会实行统治的机关；国家是人口、领土、主权三者的综合体。”
而且，“国家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是具有合法管理权力的特殊政治组织”
，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联系。社会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而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属于社会的政治领域，但国家不能代替社会的其他领域。国家与社会之间因为相对力量强弱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关系模式，“强国家—弱社会”即为其中一种，这也是转型国家比较典型的政治系统结构特点。
普京国家理念既继承了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特点，也表现了俄社会转型期的特征，主要体现为：1. 普京执政以“新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等强调国家权威的方式著称，国家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国家的能力建设是普京执政思想的核心理念；2. 普京与叶利钦的政权交接是以改变后者执政时期国家力量衰败为主要特征的，这一转换以国家重回俄罗斯政治系统中心为成功标志，也是区分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节点；3. 在进行中俄社会转型比较和中俄关系构建问题研究时，国家也是核心理念，这主要与中俄传统文化中都有国家崇拜和集体主义的因素有关，因此涉及中俄问题的研究不能忽略国家在传统政治文化、当代政治制度变迁和国家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将国家理念宽泛地理解为一种政治思想，那么这个概念无疑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而我们考察这种思想也不可能孤立进行，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这就是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包含在文化这一大的概念当中的。
“文化”（culture）是从拉丁文演化而来的，拉丁文cultura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等义项。英国文化学家泰勒（E.B.Tylor）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出了最早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文化在我国古代的含义主要指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中国最早把“文”和“化”两个字联系起来的是《易经》，提出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主张，其意思是用儒家的诗书礼乐来教化天下，使社会变得文明而有秩序。
文化是深存于历史过程中并被历史所传承的人们的观念形态、精神产品和生活方式。广义的文化包括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心理特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认知能力，以及能反映人们观念差异和变化的一切物化产品，是将人类“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
狭义文化则专指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排除了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上述泰勒对文化的定义即属于狭义范畴。《现代汉语词典》定义的文化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这也属狭义文化。
由于文化的历史属性，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都因其历史面貌的不同而各具特性。政治文化不但反映了这种国家历史遗产的差异性，还体现了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方面的个性。在政治学看来，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不仅决定了他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态度，而且决定了他们行为的方向和方式。也就是说，政治行为的深层次动因是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专门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代表作。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政治文化才被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提出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56年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比较政治体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在以后的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SidneyVerba）应用行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系统研究和分析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国民的政治态度，并于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 The Civic Culture ）。该书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源于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伴随战后革命而兴起，是对传统研究过于注重政府、机构、法律、制度等理性因素的一种反应和变革。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向政治体系中人们的行为过渡，而人类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引导，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被他定义为导向（orientation）。阿尔蒙德指出：“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种特定导向中，我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并将之称为‘政治文化’。” [1] 他认为，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包括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等。
对于政治文化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界定。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概念较为狭义，特指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感知、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形成，会影响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有些学者将政治文化视为政治系统的深层次结构，认为政治文化是深藏于政治显性秩序之下的隐性秩序，而政治行为是其外部表现，政治制度则是它的固定形态，政治理论是它的理性升华。我国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广义理解政治文化，认为它包含了政治心理、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其所处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相对于政治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政治文化相当于政治体系中的“软件”，是指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也“是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因此，政治文化具有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征，比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更能准确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对一个政治体系的深入考察往往要接触到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观念形态，政治文化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awareness）、政治价值观念（values）、政治信仰（beliefs）、政治情感（feelings）、政治态度（attitudes）等形式表现出来。政治文化还是一个民族整体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民族性——这也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属性。正因为如此，政治文化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民族政治倾向和心理。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文化得到与民族文化中其他组成因素一样的继承和沿袭，也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稳定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比较政治的研究当中，将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理念与制度、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结合起来，更有助于研究政治结构和行为与人们所持的政治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心理因素的交互作用，从而理解某种制度在一国的适用性。政治文化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发展的研究。由于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特点，它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形式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用一种与之相符的政治文化支撑这样的制度；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制度的外表和形式难以具有生命力，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不能长久维持。也就是说，不同的价值观制约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单纯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上接受和模仿，缺少文化层面上创造性的转换和融合，一国的现代化或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本书要研究的虽然是俄罗斯执政者的国家理念，但是作为民族和社会的一分子，普京不可能不受到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和本国政治发展历史的影响，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也必定属于民族政治文化的范畴，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同时必须接受社会各阶层的评判和考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也就构成了当代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整体景观。
经过上面对国家、国家理念和政治文化概念的解释，可以这样理解，本书《普京的国家理念与俄罗斯转型》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作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和国家建设的领导者，普京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受到怎样的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其思想形成前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如何，产生怎样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对俄罗斯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在传统政治文化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在对待国家态度、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精神上的共性使得两国在转型进程中具备一些相同的特点和问题，而在与西方文化关系和宗教性上的差异又导致两国选择了渐进和激进两种不同的转型模式。在转型深化阶段，在面对一些相同的社会矛盾的同时，中俄还都需要提升国家“软实力”，这要求正视并合理利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因素，结合自身社会内部特点来构建符合实际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社会内部和国家整体认同，推进转型向更深、更高层次发展。当然，在转型期，政治文化的变迁会受到制度改革的影响。
制度（institution）是新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制度”一词从拉丁语动词instituere（创立或建立）派生而来，表明一种已确定的活动形式或结构的结合。传统的制度分析主要集中于对政党、议会和法庭制度等的研究，主要关注正式的制度。新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开始从规则转向观念、资本、规制等“非正式制度”。在对国家转型的研究中，制度和体制是经常被混用的概念，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对体制和制度的理解具有一致性。制度是指“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
，而体制的定义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体制的广义理解与制度的定义相近，都是指国家权力体系的组织和运行方式；而对体制的狭义理解则是指为保障国家能力施行而对各种机构进行职权划分的原则和具体划分的状况。在本书对国家转型的研究中，制度和体制是被区分开来的概念，特别是在对中俄转型的比较研究中需要明确：中国和俄罗斯在转型进程中存在基本制度不变和变的区别，中国的改革主要是体制上的，是对具体制度和运行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当从国家控制能力和国家理念角度来理解体制和转型问题时，更需要明确：体制是社会性的，既包括法律、规章等有形规则，也包括传统、习俗等无形规则；而且，体制只有与国情背景联系起来研究才具有实际意义。在体制转型和国家控制方面，无形的规则也即非正式制度成为中俄这两个大国调节和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
在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研究中，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hnCommons）首先提出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
，新制度主义者则一致认为，政治制度是“游戏的规则”。诺斯深入研究了制度理论，其中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诺斯制度理论的三大基石。1981年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又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是人所发明设计的对人们相互交往的约束。它们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及自我限定的行为准则）和它们的强制性所构成。”
诺思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正式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有意识的契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一般性契约。非正式制度是指从未被人有意识地设计过的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其中意识形态居核心地位。根据制度的功能性定义，有学者认为相对独立发挥作用的观念也是构成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机制是指一国贯彻正式制度的体制安排。一个社会的制度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交往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可以说，历史制度主义所界定的制度包含两个层次：既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也包括机构之间、社会集团之间以及机构和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书对普京国家理念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究同时关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非正式制度，这种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但却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制度形式是民族国家在代际更迭过程中积淀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含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正式制度的扩展、细化和限制，以及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产生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对人的行为形成的不成文的限制，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非正式制度来自社会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称之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的建立早于正式制度，后者是对前者的逐渐替代，但是由于其文化特征，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具有强大的排斥能力。非正式制度也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它们的产生带有集体性的目的。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
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涵盖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意识形态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普京国家理念在俄罗斯转型中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主导作用。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就是人力资本。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是非正式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人们的价值观念规定着制度，制度是人们依据价值观念基础制定的，不同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制约了不同的利益追求机制与方式。在俄罗斯转型期，普京的国家理念显然也起到了这种左右社会价值取向和国家规范机制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在对制度与行为的关系和制度作用进行研究时，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行为者的偏好是外在于制度分析的，是既定的，而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行为者的偏好受历史和制度的影响而形成。本书所讨论的普京的国家理念及其在俄罗斯转型期实施的改革措施，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无疑包含了非正式和正式的两种制度形式，而其制度选择的偏好，当然也是受到了本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历史影响使然。历史制度主义还非常关注制度与观念的相互关系。“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说，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观念的分布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
盖伊·彼得斯也说，“观念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因素，结构向当前或未来的制度成员‘推销’观念的能力对于塑造结构与行动者的联结至关重要。”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观念不仅影响行为，而且还会影响制度的产生和政策的制定；社会制度的重大变迁往往会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社会制度的重大变迁也必须以人们的观念、特别是主导政治变迁的当政者的观念变化为前提。历史制度主义对观念、理念等非制度因素的关注，为本书研究俄罗斯当代政治发展和制度变迁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作为当政者的普京，他的治国理念既是主导当今俄罗斯转型的观念动力，也是影响当代俄罗斯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俄罗斯先后开启国家转型进程。国家转型是当前中国和俄罗斯共同的任务和使命。正因为如此，“转型”“改革”“发展”等词汇是时下研究中俄两国问题无法回避的关键词。
谈转型，不能不提及现代化的概念。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在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是国内最早研究现代化问题并给出确切定义的学者。他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的变革，这一变革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全球性变化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可见，工业化是推动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但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而只是其一个方面而已。罗荣渠进一步指出，现代化进程包含若干个层面，政治和经济发展分属于制度和物质层面，思想和行为模式则属于社会深度层面。虽然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工业革命，但是总体来看，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还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也是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
——这几个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彼此互动，相互关联，缺一不可。而所谓的现代性也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狭义的现代化概念，是指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如果从时间跨度的长短分析，转型是被嵌入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发展形态，是现代化狭义概念中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谋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变和进步的一个近代历史进程。
现代化理论是二战后西方学者为区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创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转型研究是20世纪后半期才兴起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转型的基本理论着眼于经济学，政治学视角的转型研究则是从民主化的角度研究。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tington）研究了1974—1990年间集中发生在欧亚和拉美地区的民主化浪潮，认为这是继1828—1926年、1943—1962年两次民主化浪潮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亨廷顿继承了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对民主所下的定义：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法，也是一种制度安排
。亨廷顿进而指出民主化是一个国家从非民主状态走向民主状态的过程，是一个强调“用从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的过程。
亨廷顿指出，民主化过程主要包括威权政权的垮台、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民主政权的巩固，如果说此前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多为外部推动或帮助，那么第三波转型的国家则许多是出于自主和自愿。一些转型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衰败、威权体制上台等现象，对此前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人们认识到，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转型，都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化，而要重视对象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组织制度因素。
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转型也是一个主动求新、求变、创新的过程。国家转型，是指一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特指20世纪最后30年，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转化过程，而以俄罗斯等一批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转型主要是指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两方面、两个领域的制度变迁，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转换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欧、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欧洲最后几个权威主义政权陆续发生更迭，拉丁美洲的几个军人独裁政权也随之相继下台；以菲律宾、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转型进程始于80年代中期，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东欧国家的整体巨变和苏联解体则是国家转型的代表性案例，标志着民主化浪潮的顶峰。与其他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类似，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进程集中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展开。从本质上说，中俄两国在这两个领域转型所引发的治理危机也有相似之处，但在国家治理体制转型的路径和方式上则不尽相同，体现为治理适应型渐进改革和治理控制型激进改革的模式。
“转型是新旧体制自然交替的结果”
，也是一个系统的转变过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的转型，转型的路径、模式、方向及稳固性则是转型的几个关键要素。目前对转型国家研究的局限主要体现在更偏重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民主化进程等方面，研究政治转型的结构分析理论模型更注重宏观导向结构分析和微观导向行为分析，加之大多数转型国家或者已经具备政治民主制度，或者经济转型先行并以此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人们对转型国家的理解多局限于经济方面，对转型国家的研究也容易偏重经济领域。
总的来看，转型国家具备一些共性，例如：许多转型国家政治上都有权威主义体制背景；这些国家在转型改革中会涉及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层次变化，而不仅仅是政治上层结构和制度的变动。另外，由于大多数转型国家在现代化发展意义上均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它们在转型初期也许会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而且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和国际因素的促动影响。但当转型改革深入到内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重结构层次时，先验国家的模本可能不再适应本土情况，需要后发型转型国家以前期改革经验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继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转型模式，而后续改革也不再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
关于国家发生转型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 结构性条件：当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社会变迁，有利于民主的条件日益增多，特别是经济因素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条件的成熟，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前提。（2） 主观或战略选择：针对后发型转型国家，精英的主动性和首创性是国家转型的初始动力。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兼具这两个原因。
相较葡萄牙等一些在经济转型前就已经具备了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国家，在国家转型动力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还都具有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同步进行、前者带动后者的特点。首先，经济增长或衰退都有可能推动政治转型的进行：迅速发展的经济要求进步的政治体制予以配合和保障，而经济衰退引发的社会动荡则也有可能推动政治转型对旧制度予以革新。除了政权合法性动摇、社会结构变化、政治文化变迁等内生性因素之外，其他国家转型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等外部环境影响也是政治转型发生的必要条件。其次，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经济转型只是政治转型的必要非充要条件，经济发展不一定决定政治转型发生的时间、方式和成功与否。政治转型进程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为政治转型路径选择会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差异表现十分显著。虽然许多转型国家都会借鉴西方的体制模式作为改革范本，但是西方模式不是普世模式，必须要结合转型国家的国情特点予以甄别，盲目照搬很有可能导致转型失败。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给出了一个惨痛的案例。
由此看来，转型国家在转型改革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涉及国家治理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治理”（governance）一词出现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自此“治理”成为研究国家发展乃至全球化问题重要的术语和概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多学科领域。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对非洲援助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来表示国家正式制度因素的缺失。世界银行后来又正式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概念，其基本理论假设为：作为治理国家的公共机构，政府有权制定战略政策并付诸实施，权力界定和制度安排会影响治理绩效，也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治理概念与政治参与结合在一起研究，强调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运用公共权力治理国家，而“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
同时政治还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也就是说，国家在实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还必须要履行特定的政治管理职能，国家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二重性“正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自我实现要求和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在国家性质上的反映”。
在现代政治分析中，国家治理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威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对社会实施控制和管理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政治秩序和保障政府持续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其绩效表现与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等要素相关。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都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政治体制确定为国家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后者更是从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以及国家职能范围和力量强度等几个维度来探讨21世纪的国家治理问题。
在转型时期，国家要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之所以要进行这一转变，是因为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和困境频现，单一依靠市场调节或者国家指挥都不能避免危机，必须在市场的无秩序和国家的强制性协调之外，再寻找一种新的协调机制。国家治理是评价转型模式、衡量转型绩效最直接的因素。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曾经出现有关民族国家终结、国家主权弱化的观点，但这并不能代表政治学对国家问题研究的主流。如何让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存并实现更好的发展，才是人们应该思考的现实问题。国家治理对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和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两国都非常需要、也非常注重国家政权的作用，因为“由于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缺席或软弱，导致了许多国家治理状况的恶化”
，俄罗斯就曾因此接受过惨痛的教训。普京上台以后，改变了叶利钦时期国家权力衰弱、治理衰败的状况，代之以“新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可控民主”的手段重整国家治理地位，取得了显著的绩效。在国家内部治理初见成效的基础上，普京还开始调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提出“主权民主”的理念，这进一步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治理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全球治理或地区治理的研究多着重于规则治理，也就是注重研究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等规则性因素对提高国际体系成员行为的可预测性和降低国际体系事态发展不确定性的作用，以此减少交易成本、减少冲突几率、促进国家间合作及构建健康良性的国家间关系。无论对于中俄关系等地区性关系还是国际关系整体格局来说，普京的国家理念都不是仅强调规则治理的治理理念，而是将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地位等非制度、观念性因素置于重要位置的策略安排。这突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的规则藩篱，突出了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价值，尤其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转型大国在新时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治理不仅涉及针对国内社会转型的国家权力职能问题，还关乎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家能力实践问题。普京的国家理念既包含对国家转型进程中政治权力的思考，也有对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治理能力的判断。
从政治文化到政治制度，从国家转型到国家治理，普京的国家理念就是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政治文化根源和政治制度背景，因循一定的历史文化脉络和制度变迁发展，围绕国家权力和权威，通过国家转型和国家治理实践过程产生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的雏形是普京在1999年底发表的施政纲领中提出的“俄罗斯思想”，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四个重要因素。“普京的目标是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而其中的关键路径是利用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普京的国家主义通过‘可控的民主’和‘主权民主’等理念而进一步体现出来。”
权力和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普京基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发展而来的国家理念融合了政治学这两个重要理念，集中反映了当今俄罗斯转型的主要特点和内在矛盾，并且对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普京的国家理念不再仅限于政治学领域，还可以扩展到历史学、文化学和国际关系学范畴，特别是对中俄转型比较和双边关系研究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两个转型大国在文化比较视角下可供相互借鉴的改革经验和教训，以及两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发展彼此关系的基础和张力。
[1] G.A.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Aug.1956,p.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