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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尝试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国别研究，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对当代俄罗斯政治制度及社会转型进行剖析，同时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构进行解读。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新制度主义始发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由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glasNorth）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诺斯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发现了制度与制度变迁对长时段内经济增长和停滞所起的作用。这套理论方法后来在80年代又被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更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政治学对制度的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政治学产生的古希腊时代。传统的制度研究至今依然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历史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规范性的方法是针对正式制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传统政治学都受到了挑战，行为主义主张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政治系统中个体的态度和行为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制度被认为是次要的而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视野之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新发现了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吸取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1984年，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n Olsen）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基础》一文，在对当时流行的政治学研究倾向和方法提出评判的同时，也正式提出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概念。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结合了传统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一些共有的观点，但对之又进行了扬弃与超越，“力图把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各自只关注制度和政治行为在政治生活中作用的研究结合起来。” [1] 传统制度主义强调理性选择和设计的重要性，忽视制度的内生性本质和对现有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依赖，简单地将制度按照其理论上的效率和效能加以区分；而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是内生的，其形式与功能依赖于它产生和持续的各种条件；制度在转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影响规范、信念和行为决定转型结果。
新制度主义因理论、方法和观点的不同而分为许多流派。盖·彼得斯（GuyPeters）曾把新制度主义分为“规范性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彼得·霍尔（Peter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Tayler）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三种流派是当今政治学界最主要的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本书在考察俄罗斯国家制度变迁和对中俄社会转型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
历史制度主义吸收了传统制度主义在结构和历史因素方面的分析优点，但修正了其过于注重整体和相对静态的研究取向，而将行为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整合进研究框架中，集中探讨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从“比较—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制度的影响作用，它结合了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学关于政治体制与治理机制的理论观点，引入非正式制度的概念，认为制度是指“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规范、规则、惯例”。
历史制度主义将偏好的形成看成是内生的，重视观念对于个人偏好的影响，尤其关注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信仰之间的关系；认为制度受制于特定的历史遗产及关键转折点，制度变迁遵从路径依赖的模式，并因此形成了政治结果的多元动因。历史制度主义还强调国家变迁过程中历史和制度的因素，又以国家政治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和分析历史。
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结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功利路径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文化路径来阐明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制度在各种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
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认为一国以前的政策选择会决定和影响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影响国家制度变迁的不仅仅是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还有历时性模式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路径依赖”在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的偏好的形成和偏好的选择是由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所决定的，而不单纯是一种外生力量；制度的变迁不是一个理性的设计过程，而是一个在既有制度背景之下、充满路径依赖的渐变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还尝试对不同国家制度变迁的结果进行比较。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结果的差异源自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是推动历史沿着某一路径发展的相对稳定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可见，“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一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大流派都把制度作为研究核心，都坚持制度中心观，但也各自拥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如果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的是理性行为，解释的逻辑是利益，强调的是制度的连续性，那么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则是结构和制度实践，解释的逻辑是路径依赖，强调的也是制度变革的连续性，是以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政治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也强调社会个体的动机，认为制度具有独立性和连贯性；制度不仅受制于背景，也会改造背景，还会对微观个体也产生影响。
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还在进行着不断发展和完善，单纯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也存在缺陷和不足。新制度主义在进行理论的自我完善过程中，着重弥补制度分析的不足，特别关注对制度化完成后制度变革的解释。利伯曼（RobertC.Lieberman）、科林·海（ColinHay）等人都坚持认为，理念路径是对制度分析最好的补充，这构成了当前新制度主义关注的中心内容，以期弥补三大流派对动态性、非均衡的制度变迁的解释不足，构建一个“理念—制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我国学者也正在尝试将非制度化的思想观念引入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分析当中，这也是受到了西方学者将理念路径引入对制度变迁解释的启发。
2006年，一些国际知名政治学家合作撰写了《牛津政治制度手册》（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对彼时的政治制度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这部手册将制度研究的路径、方法及研究的制度分类予以详细说明和总结，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和网络制度主义共五个流派。除了上面提到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三个较为流行的新制度主义流派之外，该手册中还出现了“建构制度主义”流派。建构主义持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它不认为“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知识和认识之外的独立存在，而认为是观念与物质的互动决定了政治结果。科林·海认为建构主义是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解释模式。建构制度主义在上述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很大。
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是一种理念主义（弱势物质主义）、整体主义（强调国际体系整体对国家行为个体的作用）和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将社会学和哲学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当中，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
在对国际体系结构的研究中，温特社会建构主义最大的贡献和创新在于：提出观念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像自然因素一样用社会科学方式加以研究。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物质对观念是单向作用的关系，而建构主义者在强调观念、特别是共有观念（shared ideas）（亦称“共有文化”“共有知识”“观念分配”“体系文化”“政治文化”）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是相互建构的关系。
温特坚持国际体系结构的存在，但认为这种结构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是非物质性的，其根本因素就是共有观念。这种共有观念，也即“文化”或“社会共有知识”，才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特征。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单位行为体，自身的物质实力虽然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物质性因素的意义是有限的，是不可化约为观念性因素的。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非常强调施动者、也就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互构。国家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活动产生互应机制，形成“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
，产生并加强了一些共有观念、文化、认同，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属于社会建构过程，这样建构起来的共有观念是一种处于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国际社会结构，也即温特所强调的国际体系文化。与现实主义由国家物质实力分配构成的静态结构不同，建构主义所定义的体系结构是动态的，是一种社会结构，是国家间互动建构的结果，关键在于构成这种结构的观念。由身份、认同等因素组成的共有观念构成了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体系，经过认同—利益—行为—变化的过程，对国家利益、国家行为产生影响，最终使国际体系结构发生变化。
温特认为国家在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中，“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加强或削弱了各自的一些私有观念，并开始形成共有观念，于是便产生了社会性的观念结构，亦即文化”。
他定义了三种国际体系文化：敌对关系的霍布斯体系文化、竞争关系的洛克体系文化和以友谊、合作维系的康德体系文化。康德体系文化是温特设想的世界国家阶段的文化形态，国际体系具有长期稳定性，国家间的关系是合作和友好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体系都具备这个特征。温特认为，国家可以利用“三种身份和利益转化的制度性方式，脱离他们自己建构的霍布斯世界”
[2]
，包括：相互承认主权制度、建立合作性的制度和将利己认同转变为集体认同。此外，促使国际社会从目前的洛克体系文化向康德体系文化转变的还有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相互依存是指政治和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共同命运指不同国家要面对客观存在的发展任务和共同威胁，同质性指出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相似性，自我约束是国家间的制度约定和自我约束。
由此看来，温特的建构主义将观念结构置于物质结构和利益结构之前，认为观念结构赋予物质结构意义和价值，两者同时又共同定义了利益结构。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家间的关系需要体系文化来界定，而这种体系文化是一种共有观念，是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身份、角色、地位的一种认知和认同。所以，“建构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理论，更具体地说，是一种观念沉淀形成共同知识的理论。”
体系结构具备因果和建构两方面的作用，意即体系结构在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塑造国家的身份。因此，建构主义是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理论。
本书对普京国家理念的形成、发展并对国家转型产生影响的论述中，充分利用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利用路径依赖和国家自主性理论对普京国家理念的合法、合理性进行分析，发挥了理念—制度路径对制度分析的补充优势。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则应用于中俄关系的研究中，体系文化/共有观念虽然是一种非物质性力量，但却能够对国家主体间关系建构和国际体系结构调整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1] March J.G.Olsen J.P.“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4,78,pp.734-749.
[2]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