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之歌》以及以后

1990年底至1992年，我在纽约旅居了近两年的时间，这是我自1980年开始写作后产量最少的两年。其间除了写过两首很不成功的《西部太阳》和《孤独的马》之外，几乎全部时间都用于和国内的朋友写信，这种状态除了因为在异国他乡生存和精神上的不稳定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在我全神贯注于写作多年之后，我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怀疑，不是对过去的写作，而是对现在的写作。《静安庄》之后我开始考虑一种变化的可能性，过去我所关心的题材和形式笼罩着我，一方面提供给我巨大的激情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却使文本结果始终定型于某一结论。“死亡情结”和寻找个人经验成为作品的推动力，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写作中无法控制的部分，从表面看，我试图在每一组组诗或长诗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在词语与词语之间，在材料与主题之间寻找新的冲突，我毫不怀疑我获得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幻想力，与个人经验相契合的能力，我可以把这种能力用到底，因为它是来自经验底层的力量，是触手可及的感觉和灵魂的实质。但长期以来潜伏在我写作中的疑惑恰恰来自《女人》的完成以及“完成之后又怎样？”的反躬自问。我逐渐开始意识到一种固有词汇于我的危险性，一方面它使你画地为牢，另一方面它使你在写作中追求的自由重新成为束缚自己的力量。

1990年秋天，完成长诗《颜色中的颜色》之后，我写了一首短诗《我策马扬鞭》，诗中第一次想用一种暗示性的戏剧结构来影射一些印象、一种冲突、一段时间。语言方面重新考虑了音韵的音响效果以及一咏三叹式的旋律，意象几乎是抽象的故事性的投影。这首诗本身并不完善，但它是《静安庄》与《咖啡馆之歌》之间的一个重要转变——一只在手上玩熟后放飞的鸟。将近两年在纽约的隐居生活使我大获裨益，虽未写作，沉默却是必要的，我并未系统地思考过，但内心却在积极地变化着，我常常站在我寓居的房间里，凝望窗外低飞的鹅毛大雪——在我家乡难以见到的动人情景，并心安理得地享受它带给我的彻底的安宁。将近两年中，我处于不读书不写作的状态（我只带了极少的几本书出去），这种被迫的精神上的“断奶”被证明并非毫无收获，带着一种与青年时期不同的眼光观察周围，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与一种理想写作之间的距离，也看清了我过去的风格与未来写作的种种联系，我感觉到一种更为深邃的成熟的创作思想已初露端倪，尽管我尚未抓住它的脉络，但已依稀看到些游动的影子。

1992年我回到家乡成都，那些熟悉的人和事，茶馆和火锅，全都重新在身边涌动，日子就像某部电影里的镜头，周围事物实际未动，只是主角在不断行动，重又回到一位朋友称为“享乐主义平原”的成都，我的心境已与从前大为不同。与在美国不同的是，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写作，我发现前两年沉睡下去的某些东西在我体内苏醒，我突然进入了一种写作上的最佳状态，一口气写出《咖啡馆之歌》《我站在横街直街的交叉点上》《重逢》《玩偶》《星期天去看贝岭》等作品，主题仍是怀旧，素材仍是个人经验，不同的是处理的方式。只有在《咖啡馆之歌》中，我找到了我最满意的形式，一种我从前并不欣赏的方式，我指的是一种打破了疆界的自由的形式，并延续了《我策马扬鞭》中的戏剧性。依然是“我”的人称，但此时的我已成为一个客观的陈述者。我在尝试处理一些新的题材，并使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过去的题材，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写作《咖啡馆之歌》，我完成了久已期待的语言的转换，它带走了我过去写作中受普拉斯影响而强调的自白语调，带来一种新的细微而平淡的叙说风格。我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发现我的写作从未这样自由过，我也从未如此对今后的写作充满信心。”在我多年的努力中，只有在写作《静安庄》《咖啡馆之歌》这两首诗时，我处于一种最宝贵的精神状态：自信、激情贯穿始终，厚积薄发的感觉，一气呵成的语言无须做更多的修改。写完《咖啡馆之歌》以后，尽管我并未停止追寻，但始终未能再回到那种令人兴奋的独立的写作状态之中，令我常常感慨于生命中那些似有神助，但又把握不定的瞬间。如同我们的生命于时间只是一个点，我们所竭力想抓住的那些瞬间实际上只是点与点的碰撞而已。

从《咖啡馆之歌》开始，我越来越着迷于一种新的叙说风格，它使我的创作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提供给我一种观察周围事物以及自身的新的角度，飘忽不定的题材和主题改变了我从前的观念，唯一不变的仍然是它的真实性。我并不是说我现在的作品已经臻于完美，我知道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完善的技巧必须是在一个缓慢的追求和不断的修正的过程中方可获得。这个缓慢的过程正是使人振奋和饶有兴趣的，同时它也使我激动不安，因为我发现，诗歌从未让我失望过，在我灵魂深处尚有更多的东西要表达，而且仍然将是通过诗歌这一我所挚爱的写作形式。

1995年
（原载翟永明诗集《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 Pa6CkGLcvm6Zxgkmx56Ju6/Eb4YYqfpFaV8sN6nkbAfHTYg/6lz++5/8mvHU6y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