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

1962年我在贵州的一个小镇上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活，196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为艰难的日子，1962年出生的人据说由于母亲营养不良都长得矮小瘦弱，或者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大多数都是四环素牙齿。1962年我幸亏已长到七岁，虽然也常常为饥肠辘辘而哭闹，但总算是继承了父母的身高和体魄，七岁之前，我在幼儿园里度过了一段蒙昧的日子，只记得幼儿园建在一座半坡之上，晚上我睡在幼儿园里曾听到过山顶上的狼嚎。

我的父母那时正是革命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他们的青春、激情都与革命有关，我那时正是一个革命队伍和革命家庭中多余的一员。论男，我头上已有了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哥哥，论女，更是早已有了花朵似的两位姐姐，虽然母亲几乎是因我而成了“英雄母亲”，但她和父亲的革命意志却没有因为这一群接踵而至的小儿女们而稍减，他们无暇顾及我，在贵州，我像个影子似地长到了七岁。

七岁那一年，我经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死亡洗礼，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高高地站在幼儿园的土坡上，山脚下是我居住的家，一排人抬着黑色的灵柩从远处走来，我七岁的心里居然一下就有了不祥的预感，我从高高的山上一口气跑回了家，祖母躺在她的床上，唯一不同的是脸上平放着一张手帕，周围的人告诉我祖母回老家去了，那时的我尚不理解死亡的意义，我甚至没有哭泣，只是关心祖母以后是否还能带我去看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消失，消失的人和消失的事物。多年以后，我在长诗《称之为一切》中写了这一个场面，毕竟这是我幼年时代最重要的事，毕竟祖母是我童年时期代替母爱的人，也是我对七岁之前的所有记忆中唯一清楚的回忆。而在贵州生活的这段日子也是影响我写作的一段重要生活，在我后来的写作中，有大量题材涉及这一段时间。

两年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之地四川，我们搬进了一幢旧式的房子，据说那是国民党某要人从前的公馆，使我兴奋不已的是新家旁边就是西城区图书馆，小时候在我眼里，这几间堆满书籍的旧房子就代表了我所不知的世界。多年后我的朋友，诗人黎正光就职于这家图书馆，其时已更名为西城区文化馆。黎正光不时地把那儿作为诗歌的据点，举办各种朗诵会和诗歌活动。不过在那时，那几件古色古香的雕花瓦房仅仅是我的精神寄居地。

我阅读的第一本成人书是《红楼梦》，应该承认我第一次读它时完全没有能力理解，我囫囵吞枣似地吞下了它，又莫名其妙地喜欢它。第二次阅读《红楼梦》是在高中时，那时这本书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黄书”，我偷看此书时的情景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偷看《西厢记》几乎一样，有一天甚至被老师追得满校园跑，直至情急之中躲进女厕所才得以罢休。在那以后，《红楼梦》成了我这一生重复阅读得最多的一本书。从它开始，我又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当我偶然读到一本插图本的《唐诗三百首》时，我的激动差不多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至今能记得我读柳永《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时的心情，于是在中学时代，我同时爱上了篮球和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开始写诗和填词，第一次填的词是《金缕曲》，自然是没有平仄之分的，虽然老师一再告诫我并非七言八句就可称为七律，但我仍然随心所欲地炮制了大量模仿古典诗词的劣作，同时我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在一位父亲是成都人称之为“收荒匠”的同学手中，我连哄带骗地弄了一大堆她父亲当废纸收来的外国小说，其中大部分是雨果和巴尔扎克的作品，那段时间这两位法国作家成了我最崇敬的人。在同学中我们互相交换从各个渠道弄来的书，我完全被这些书迷住了，连上课也没了心思，常常把书放在抽屉里偷着看，最后又被同学贴了小字报，以至于班干部的职务也被取消了，于是“无官一身轻”，就公然地上课也把小说摆在桌上看，普希金和歌德的诗进入了我的视线后，彻底把我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信徒。我在姐姐的抽屉中找到一本《莎士比亚诗集》，一下被那些美妙的诗句吸引了，于是白天黑夜地抄写着这些使我内心激荡的句子。

我的两位姐姐这时都已变成了令人羡慕的女兵，有一两次我偷看了多愁善感的大姐用娟秀的字体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仿莎士比亚的诗，羡慕之余，我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写作，我记得第一首自由体的诗是关于样板戏的朗诵诗。我对其他学科完全没有了兴趣，身兼物理课老师的班主任在发现我已无可救药之后，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你现在如此偏科，将来把你分到物理研究所看你怎么办？不幸的是这句话竟成了我的终身谶语，我后来不但鬼使神差地读了几年理科，更在西南物理所备受压抑地工作了多年，至今未能摆脱。现在想到我那位具有女巫气质的班主任就像我生命中的如来菩萨，无论我怎样反抗，都从未跳出过她的手心。

无论怎样，1974年至1976年仍是我生命中最愉快的日子，每天放学回家的路对我而言是太短了，我总爱在路上手捧书籍边走边看，在这条我走过无数遍的路上，我几乎漫游了整个世界，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到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的约克郡，到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我在一个无休无止的理想空间中漫游，乐不思归，直到或者被路上的人和树撞醒，或者走进家门，落入凡尘。那时我的父母已开始关心我的成长，他们多么盼望我赶快找到组织，加入共青团，却始终没有发现这种关心已经太晚了，我的整个精神领域都已被西方浪漫主义思想所占据，共青团的种种宣言与理论已不比简·爱的一句话更有力量：“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夏洛蒂的这句话成了我多年的精神支柱，未来已在此时进入我的身体，从我那时还是一个自卑羞怯、郁郁寡欢的小姑娘到若干年后写作《女人》之时。有一天在同学处我借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回家的路上边读边流泪，直到走进家门后蒙头大哭，把家人都吓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命运流泪，不久我就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哭泣，我的生活和我的内心都面临了一次重大选择，但我那时还那么年轻，无力承担生活所给予我的重负，我像逃亡似的逃向农村，在成都附近的一个小乡村里插队落户了。

两年的插队生活被我当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我可以在那儿避开让我烦恼和头痛的许多事情，我独自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土坯墙垒成的保管室里，与几本残缺破烂的书籍作伴，在寂寥中写着那些仍然是幼稚的作品，只是开始在诗作中加进了一些粉饰了的农家乐题材。

劳作和生活的艰苦并没有让我感到痛苦，我只是失望在农村难以找到新的书籍，有时我会跑几里路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租书，但那里往往只有几本革命题材的小说自始至终躺在书架上。一次从农村回到成都，正碰上西城图书馆清除旧书，我赶去看，结果发现小时候给我带来最大快乐的那些书全都躺在地上，被当废纸贱卖了，我掏出所有的钱，买了一大堆书回去，其中竟然有1957年的《星星》诗刊，我一起带回了农村。其时还有一本断成两半的《牛虻》已不知是借谁的，被我翻阅了不知多少遍。

两年后，终于没能读成我神往的中文系，却被一道仿佛是终身的符咒引导到我最讨厌的理科学院，不值一提的那几年里我仍然不合时宜地写诗，并凭借些许小聪明一次次蒙混过关，终于混到了一张文凭。符咒继续起着人力无法改变的作用，我被分配至物理研究所，一个当时会有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单位，当一个矮小的、从衣着到言行都充满革命气息的科长和蔼可亲地坐到了我的对面，并称与我的父母是老相识时，我心里明白一道符咒已经真正地套在了我的头上，就算我真是孙悟空转世，此刻也只能皈依如来。

我并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兢兢业业地钻研我的专业——激光技术，有时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但我那时狂热地爱上了现代诗歌，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我的内心。

这期间我与一些写作的朋友有了来往，最初接触的朋友中有骆耕野、欧阳江河、游小苏、钟鸣等，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多年的朋友。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城里呼啸而过，在各个学校举办诗歌朗诵会，我从未上台朗诵过，对于当众谈话我至今怀有莫名的恐惧，但我爱坐在台下听朋友们用四川话或糟糕的普通话朗诵自己或别人的诗，那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副虔诚的表情，不像现在若有人胆敢站起来朗诵一首诗，必然只会引来讪笑或被当作疯子。对于许多人来说，诗歌只是一个“青春期情结”，只有少数人才会在度过青春期之后仍然写着诗歌。

在1980年代初，写诗的人多到几乎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是诗人，我们常常传看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弄来的《今天》，并为其中那些各自喜欢的诗句而激动不已，我喜欢舒婷的诗，又被她优雅的笔名所吸引，长期以来我一直对那些美丽的女性化的名字过敏，想借机找个堂皇的理由把我那个中性化的名字也改一改。翻遍字典，美丽的名字太多，似乎没有一个离我近一点的，一个在写作上永远不会与我看法一致的朋友及时地打击了我，她说我也许一辈子写不出好诗来，却早早地为自己取了个不同凡响的笔名，这个打击幸亏只在笔名问题上使我彻底地泄了气。

游小苏当时是四川大学的才子，我们私下都认为他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不比北京的那些诗人写得差，他当时写的长诗《金钟》把川大的女学生们都迷住了，我至今仍保留着他当时的那些美好的诗句：

一具伟大的骨骼

在雪线附近

沉默/十三

在它辐射的空间

梦也是多余的

小苏本人文静寡言，身材挺拔，一望而知是学校的体育天才，果然一次我们聊起学校的活动时，他讲到他在1978年的成都市大学生运动会上曾获得短跑第一名，巧的是同一年的同一个赛场上，我也曾破过成都市大学生运动会的记录，于是那段时间成为我俩津津乐道、颇为得意之事。两年之后，小苏突然消失，不是从诗坛这个意义上的消失，而是整个从朋友们的视线中消失。

多年以后，我和钟鸣经过几次寻访不遇，好不容易通过旁人找到了他，在一家小饭馆里，小苏带着金盆洗手后的轻松平和心情给我们叙述了他这十年的生活：下了两年围棋，打了几年麻将，从未再涉足诗歌，甚至连从前的诗作也不再保留。对一度有过的辉煌从不怀念，的确有着超出旁人的旷达，我看出一种真正沉入生活的平静呈现在他的脸上，我意识到：逝去的青春和诗歌虽已不可能再现，然而小苏仍然还是从前的小苏。

第一次见到欧阳江河时，他把军帽正了正说，“我不是北京的江河，我是小江河”，当时尚在省军区工作的江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为他的本名被北京的余有泽（大江河本名）占先了而感到苦恼，直到1982年他终于决定把他母亲的姓冠在他名字前作为笔名。省军区和物理所只相隔一条街，江河常常背着军挎，揣着几本书来到我家，他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每当他把新读的书从头至尾地吹一遍后，我就感叹我又多读了一本书。他总是一刻不停地说着，就像柏桦对他的评价：一部昼夜不停的谈话的永动机。有时他也爱朗诵他那时的得意之作《悬棺》，他诗中典型的欧阳江河语体：所有的……是同一个……多年后被我用来揶揄他的恋爱史：所有的女人是同一个女人……

在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当时还是川大学生的唐亚平，她那时是川大诗社社长，圆圆的娃娃脸上总是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我很快与她成为忘年之交。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去参加游小苏的婚礼，我清楚地记得亚平坐在小苏的自行车后座上，戴着一顶小红帽，凉风宜人地吹送着她的歌声，那时我尚未意识到“黑色”这个字眼对我们的意义，她与世界的关系也没有抵达后来被张建建称为“怀腹”的诗学层面，我们只是为一个朋友的婚礼而感动，被成都的秋天所感动，因而变得格外抒情。

1980年至1982年我读了大量的书，写了不少失败之作，大部分是风花雪月的胡乱抒情：对童年的回忆和带点理想主义色彩的爱情诗，在一些地方杂志发表。我从朋友孟猛那儿读到了他译的一些埃利蒂斯的诗，“爱琴海的歌手”唱着热情和忧郁的歌——“紫丁香用火焰将落日浇淋！”进入了我的心中，有一段时间袁可嘉译的《疯狂的石榴树》成为当时最风靡一时的诗，一位省歌舞团的朋友邵影逢人便朗诵这首诗，他标准的普通话和夸张的表演，使之成为每次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

记得其间钟鸣办了四川第一份民办诗刊《次生林》。钟鸣从那时就表现出大主编的素质和唯美主义的编辑风格，《次生林》办得极其漂亮，也许是当时全国刊物中最精致的一本。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翻开《次生林》时，惊异地发现那装帧精美的扉页上夹了一根银色缎带，原来因为我是其中的唯一一位女作者（让我多年来耿耿于怀的是集中我那两首诗也是最糟糕的两首），钟鸣特意在给我的那一本杂志扉页里放了一根缎带，令我惊叹他的细心。有着鹰隼之鼻的钟鸣血液里流淌着南方的热情和逼人的才气，不仅仅在诗歌领域里有所显示，多年之后他的散文随笔也成为大家之作，他的小屋里挂着他在自己简陋的居室里制作的几幅具备专业水准的现代摄影作品：一个都市女郎，一个铁网纸篓遮蔽了她的面部，右下角拼贴着带有波普意味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报纸和杂志局部，着实地让一些专业摄影人士赞叹和自愧不如。因此他几次不无得意地说：“如果我要搞摄影，成都市的摄影家们就要吓慌了。”

1983年我的情绪极糟，生活乱得一塌糊涂，年纪轻轻我就尝遍了一个内心敏感者必然会尝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看惯世事炎凉，目睹了生死无常。我成天沉湎于一种绝望和自怜自悯的状态之中。有一天我偶然从朋友的笔记本上看到了被称为“第十位缪斯”的乌拉圭女诗人胡安娜·伊瓦沃罗的几首诗，我深陷于痛苦和忧伤的内心被那些炽热而激昂的诗句点燃。我长时间地读着那些灼人的句子：

我向上生长

只是为了你

砍下金合欢的树枝

就是要求毁在你的手里

我把过去的那些小情趣的诗统统扔进了纸篓，每天晚上伏在桌上开始涂抹些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诗句，一支笔像火柴似的在纸上不断地摩擦，不时地溅出些可怕的火星，内心的狂乱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得了一场病，病时我头脑中出现的闪烁句子和高烧时眼前出现的迷人光晕交织在一起，病愈后我写了一首诗《错乱》，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月亮悻悻地升起 / 带着恶意的光晕 / 照着干枯的河床 / 那里长出灾祸般泛滥的卵 / 黑夜像神智错乱的梦幻开放”，我的朋友刘家琨读了后编了个顺口溜，直到最近身为建筑师的他设计了一个度假村，当看到他处理的一道鹅卵石堆砌的墙面时，我一不小心赞赏了他几句，他立即不失时机地念叨：“错乱、错乱、鹅卵石下蛋。”

尽管如此，尽管现在读来觉得幼稚，但对我而言，这首诗意味着一个变化：从根本上改变而且永远地改变了我的语言和风格，从这首诗以后我的内心和写作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和那些多年来困扰和窒息着我的个人内心纠葛都在“向上生长”，似乎要从四面八方冲出我的躯体。我一面精疲力竭地应付着单位和家庭中那些微妙复杂的关系，一面发疯似地把绝望、痛苦、失落倾泻在纸上，仿佛那些洒出去的墨水替代了我的眼泪。直到有一天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两个字——“女人”。

那一阶段我读着波德莱尔的诗：

小提琴呜咽如一颗受创的心

一颗温柔的心

它憎恨大而黑的空虚

我觉得天空就像那大而黑的空虚，只有诗歌是那黑色天穹中的一道裂缝能透出光明。我开始了漫长的在医院中度过的日子，作病中亲人的陪伴是我几年中唯一不变的行为，那几年我脸色蜡黄，眼眶深陷，并不比真正的病人好多少，一个长期失眠者的迹象已露端倪。我坐在病床上继续读着那些在痛苦中滋养我的心灵的诗作。《阿·普鲁弗洛夫的情歌》中这样的句子：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不可避免地给我的内心带来悲剧的预示，我开始在夜深人静时写作，为了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1983年的冬天，我的内心没有下雪，也没有鞭炮声迎接春节，我只是在一个笔记本上不断地写着，在纸上扩展一个现实生活中我无法找到的更广阔和更超然的世界。

有两个人的诗在那时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是在朋友那儿读到的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几首诗，另外就是当时与我半生不熟的何多苓用他半生不熟的英语翻译的罗宾森·杰佛斯的诗。当我读到“这儿/许多悲壮的思想 / 凝视着自己的眼睛”和“这个女人至善至美了 / 她的尸体带着完成一切的笑容”这样的句子时，我的心无法不为之颤栗。杰佛斯诗中那超自然的力量和对赫然逼近的灾难的沉思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性的悲哀。夜半三更时，隔壁病房中传来的惊心动魄的哭声吓坏了我，白天已重复了多遍的普拉斯的诗句再次打动了我，并在我年轻的心灵中过早地埋下死亡的伏笔。

那几年里，我看了太多的死别，灵堂以及身体的消亡。死亡像一个水瓮向我的内心倾倒着恐惧和悲哀，我被医院的气息感染了，我的诗中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句子：

你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季节

只有我在死亡的怀中发现隐秘

或：

我生来是一只鸟

只死于天空

我那些趴在病床上写下的句子也变得笼罩着一股乙醚味道，的确，在那时，杰佛斯和普拉斯的诗与我的心境和笼罩着我的氛围这般契合，我不能摆脱他们的影响，我把普拉斯那句著名的“世界伤害我 / 就像上帝伤害我的身体”和杰佛斯的“至关重要 / 在我的身上必须有一个黑夜”作为我那一年写作的组诗《女人》的篇首引言。

当我把写了整整一年的组诗《女人》给我的朋友刘家琨看了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在你的诗中看到了黑夜。这句话与我在诗中要表达的含义是一致的，也使我看清楚了贯穿在我那些充满混乱的激情和可怕的焦虑背后的清晰的东西。我开始思考一些组诗中尚未完全或准确地表达出来的含义，以及一些天天在我心里萦绕但我却始终没有把它们写下来的词语。于是我开始写我的第一篇文章《黑夜的意识》，并把它作为《女人》的前言。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充满了一些虚夸的辞藻和幼稚的观念，并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事实上这也是1980年代初的时代特征），但在当时，黑夜的意识的确唤起了我内心秘藏的激情、异教徒式的叛逆心理、来自黑夜又昭示黑夜的基本本能。

在物理所的打字室里，有几个中午我与打字员小张偷偷地蘸着油墨印我的第二本油印诗集《女人》，阳光照在那些似乎不是我亲手写下的奇异的字句和我们墨黑的手上，空气中漫延着新鲜的油墨芳香。我似乎在从事一项革命活动。我想起九岁时与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一起印革命传单时的情景，不同的是那时印刷的快感还在于将几百份传单从高楼撒向人群时的兴奋，而此时印数仅为二十份的《女人》却只能撒向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我从未想过它有一天会成为正式的印刷体，在当时，我只想送给我那些正在写作的朋友们，以及满足自己的一点点成就感。

十年后，我出了一本诗集，我把《女人》作为诗集的第一首诗，因为对我而言，从《女人》开始，我才真正进入写作，尽管它一直都不是我最喜欢的诗，但却是对我最有意义的一首诗，不是如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重大的意义，而仅仅是因为它意味着我在写作中变化和分裂的内心，在这一组诗中，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下去的开端，因此我在这组诗的最后一句中写道：“完成之后又怎样？”

（收录于翟永明随笔集《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ACUIIWGf4yWbC+aH6aqEBFu54np0SqcImkaQrMF5aclb6YeGJ+BCbar1RFdZQhy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