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女性观

自从1984年末完成组诗《女人》和文章《黑夜的意识》之后，我一直关注着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和价值论争。1986年开始的“女性诗歌”的兴盛和1989年以后的逐渐衰退，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文学的退场，相反，在90年代以后，寻求女性身份的写作在小说的领域内更为强劲地登场，也更为广泛地引起文学界和批评界的关注。是否可以这么说，女性文学在中国，正逐渐形成一股从未有过的强势，它事实上将推动中国女性文学朝一个更成熟的方向迈进？

从个人女性观来说，从写作《女人》到现在，我的写作立场似乎经历了三个阶段：《黑夜的意识》是初期女性主义立场的宣言，《女人》则是它的实验文本。那一阶段的写作带有激烈而又充满矛盾的女性意识，从女性视角望出去，我想关注的却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但是，面对“使我精疲力竭”的“自己的深渊”，“本质上仅仅是女人”这一身份所带来的悲哀和无奈，使“我创造黑夜”这一激烈对峙的女性立场就成为最初的，混沌复苏的女性意识。

1989年关于“女性诗歌”的一场讨论中，我开始对把女性诗歌区别于男性诗歌的说法提出质疑。因为我发现，性别意识正越来越被作为一种社会学标准取代女性诗歌的本来意义。过分强调女性身份也使一些女诗人忽略诗歌作为艺术的最重要的因素，从而陷入一种固定模式。批评界也更多地从妇女解放和女权的意义上，同时也是从一个边缘的角度来关注女作家，甚少从文本本身的意义去评判女性文学。从对自身写作和对女性文学的思考开始，我进一步反思写作中所呈现出的自身局限，并思考新的写作可能。在这一阶段的写作中，我更多地从个体生命出发，去展现历史和现代生活，试图从“非性别”的角度面对和把握人类和人性的终极。这一理想主义的写作诉求扩展了我的视野和思考方式，也使我的写作更为自由。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我对写作和对女性文学的关心都开始带有冷静和理性的审视，我希望它们与我的诗歌语言一样，在一种超越的过程中渐入澄明之境。我期望女性文学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我也不再讳言我是女诗人这一事实，无论我今后的写作主题是女权的或非女权的，我都要求它更为深入地，更为开阔地接近生命的本质和写作的本质。从1984年的《女人》到1996年的《十四首素歌》，黑夜意识仍然贯穿于诗中，性别处境也仍然是我关注的主题，不同的是我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份，而是关心性别在不同历史和不同的生命状态下的真实，以及它给写作带来的意义。

如果说在我的写作中真有一个女性观，那么目前的写作正是我所期望的。而对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前景，我相信在历经浮沉和彷徨之后，会进入一个成熟阶段。

1998年8月
（原载翟永明随笔集《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vFML/2153tfsiVOQX3MoY4nVeBUlS/c15n3YdklG8Parz23EjjF3OHiHzsix8/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