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也同样适用于学校。一届一届的学生怀着崇高的人生理想来了，又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去了。校园生活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是短暂的几年，但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终生无法磨灭的。

尽管每个人的经历各异，但是在回忆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一件东西想必是最难忘怀的，那就是校徽。

北大的校徽颇有特色。那是一枚圆形的徽章，中间是由“北大”两个汉字组成的图案。这两个字本来笔画就少，构成的图案也相当简洁，不过是把字体稍稍做了一点变形处理而已，似乎谈不上有什么超凡的设计技巧或深奥的寓意。

——但是，如果细细品味一下，难免会让人悚然一惊：那拙朴的图案分明是一张哀伤的脸、一张哭泣的脸、一张充满悲愤与绝望的脸！低垂的眉梢与眼睑，下撇的双唇及嘴角，略视似有，详审若无，在这或隐或现之中，形成了一种奇特而强烈的视觉效果！

是谁有如此怪异的思路，居然把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的校徽设计成这样一张惊世骇俗的脸？

是鲁迅。

他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其中“蔡先生”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大学”则是北京大学。1917年8月7日就是北大校徽问世的日子。

不过，一直到这时，世上还并没有“鲁迅”，而只有“周树人”。

那时，周树人与蔡元培已是多年的至交了。五年前，正是由于蔡元培的缘故，周树人才来到了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2月，应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邀请，周树人离开绍兴赴南京至教育部任职。后因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而由袁世凯继任，政府地点定为北京，周树人也随教育部北上，于5月5日到达北京，暂时在骡马市的一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就迁到了山会邑馆也就是后来的绍兴会馆居住。会馆里住的都是同乡，要方便得多。

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路西，大门朝东，门两旁卧着一对石鼓状的门墩，门额上悬着写有“绍兴县馆”四个大字的木匾。会馆规模不小，大大小小有纵横数进院落，八十多个房间。进大门绕过影壁后，正对着的前厅是供奉先贤牌位的仰蕺堂，后厅是供奉文昌魁星的晞贤阁，其他的大部分房间则是供乡人居住的。周树人被安排住在会馆西北侧名为藤花馆的第二进院子中坐西朝东的一排屋子里。安排好住处以后，他才搭骡车前往位于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去报到。

初到北京时，有许多事情要做。蔡元培是一位颇有抱负的教育家，无论是政治见解还是学术研究，都与周树人极为相投，周树人视其为知己，在工作上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在刚到北京就职的头几个月，政局就发生许多变化。仅以教育部而言，总长蔡元培因痛恶袁世凯的勃勃野心，于6月断然辞职。周树人深为惋惜，数次前往蔡元培家中探访，挽留无效，只能含痛作别。尽管世事浊恶，他却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因为他还负有资助兄弟、赡养老母的重任。他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忍受！

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中国社会面临着剧烈的动荡：

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若干小党组成国民党，在首届议会中占多数。

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遭失败。

1914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而黄兴等人因政见不同拒绝入党，造成革命党的组织分裂。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各省纷纷独立，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忧郁绝望中病亡……

刚刚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中国，就这样又陷入连年的动乱之中。

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

周树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易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在他13岁时，祖父因科举贿买考官案被捕下狱，父亲也被连带革去秀才功名，并从此不许再参加科举考试，原本热闹兴旺的家庭遭此沉重打击，立即陷入困顿。更不幸的是，父亲愤怨成疾，竟至一病不起，耗尽家产也未能挽救他的性命。家庭的破败与族人的非议，迫使刚刚成年的周树人带着母亲勉强筹措得来的八元川资离家求学。继而东渡日本学医，以求掌握救人之术。一次，在课间观看的幻灯片中，居然看到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一个中国人因“俄国间谍”的罪名被绑了，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竟也同样是中国人！这使他深受刺激，竟愤而退学，弃医从文，毅然投身于振兴文艺运动。然而，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所造就的中国人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也正是在那一年，周树人奉母亲之命自日本匆匆赶回故里，与素不相识的朱安结成夫妻。结婚当夜，他俯首案头读书；第三天便搬到母亲房里；第四天，则启程重返日本。这毫无感情的婚姻也许会永远像枷锁一样套在脖子上，使他终生无法摆脱！他曾经以笔为戟、振臂呐喊，试图唤醒国人去摧毁那万恶的旧制度，何曾想到自己也无法冲破这旧制度的压迫而不得不默默屈服。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当感到愧疚还是愤怒！

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大多让人沮丧、绝望。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也曾欢欣若狂；随蔡元培的教育部来京，也曾想做一番事业。然而，清朝虽然被推翻，终年战乱仍使百姓不得安宁，腐朽的官场更令人窒息。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在这腐朽中挣扎下去，但那苦闷、消沉的情绪如巨石般压在心头，使他始终沉浸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

几年来，他靠抄录、研究佛学典籍、古碑拓片、线装古籍等来麻醉自己的灵魂。甚至在旧历除夕，他也是独坐于煤油灯下，抄录碑帖，对窗外的爆竹声置若罔闻，全然没有一丝过年的感觉。才三十多岁的周树人，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已经死了。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政局有一定变化。在诸多社会名人的极力推荐下，1917年1月，由国外归来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之始，他便立即开展大刀阔斧的整顿与改革。首举之措，就是果断吸收进步学者，大力充实教员阵容，并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因此，由陈独秀担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接着，蔡元培又邀请诸多思想激进的名人进入北大，并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用各有所长的学者。北大校园立时成为人才济济、思想活跃、充溢着革新之风的理想之地。蔡元培与周树人是多年至交，刚回到北京便与周树人联系，周树人也立即前去蔡元培住所拜访。为支持蔡元培的改革，周树人介绍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到北大工作。当年4月1日，周作人抵达北京，也住进了绍兴会馆。

这时周树人已经迁到会馆里的补树书屋居住。

当年初到北京时，同行的几位同事本也住在会馆，但以后陆续接来家眷，便搬了出去，只有他一个人仍留在会馆，成了这里的老住客。因为藤花馆客人较杂，时常喧哗，他便于1916年5月6日搬到了补树书屋。补树书屋与他的名字“树人”倒是很相投的。据说多年前在院中的这棵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那三间屋子始终没人住。他是学过医的，鬼神不惧，倒正好借此获得一份难得的清静。

补树书屋位于绍兴会馆南侧的第二进小院，北面的两间屋子是长班及其儿子的住处，周树人原住在西侧面东的三间房子里。周作人来后，他将南端光线稍好一些的房间让给弟弟居住，自己则住北屋，中间的一间权当会客室。

蔡元培的复出、弟弟的到来，使周树人的心情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彻底改变他的情绪。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拥立溥仪复辟，终于使周树人愤然而起，以辞职表示抗议。张勋的复辟之举遭到全国上下通力反对，“复辟”与“反复辟”最终演变成一场闹剧，野心勃勃的段祺瑞趁机掌握政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讨伐段祺瑞，却连遭败绩……

如此动乱，使周树人更加迷惘失望，他对所谓的“革命”实在不能再抱任何幻想，对中国的前途愈加失去信心。他又重新躲进自己的小屋，深埋进故纸堆中，“使我沉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他希望这种自我麻醉能够有效，他认为自己已经再也不会有青年时代的那种慷慨激昂了！

蔡元培就是在这时委托周树人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周树人竟会刻画出那样一张悲哀哭泣着的脸！

但是我想蔡元培一定是理解了在这张脸后面凝结着的无法言说的复杂心情，否则他就不会毅然决定正式采用这幅图案。

每一个佩戴过这枚校徽的北大师生，都应当理解蔡元培校长的良苦用心：那张脸将时时提醒自己，作为一个生长在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永远不要失去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所肩负的沉重历史使命！

然而，周树人的老朋友们不能容许他沉溺于这样一种状态中。他们怀着强烈的救国之心要求他应当为国家、为大众做些事情。在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位是钱玄同。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几乎每周都要到绍兴会馆来聊天，经常聊到半夜。对于周树人消极遁世的生活态度，钱玄同是很不赞成的。某日，他专程前来，与周树人进行了一次认真而严肃的长谈。这次谈话，对周树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数年后，他把这次谈话的过程记在了《呐喊》的“自序”里。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而且是从昏睡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钱玄同的话使周树人震惊了。是的，所谓希望与绝望，是相对而言。任何时候、任何人也无法抹杀希望的存在。“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周树人终于对自己基于绝望而形成的苦闷与消沉产生了怀疑。

“较为清醒的人”，似乎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少；而“熟睡的人们”也未必真的“并不感到死的悲哀”。更何况“万难破毁”，并不等于绝无可能破毁。再坚固的铁屋子，只要有人醒来，怎能断言它必然没有破毁的希望呢？！

他感到自己的确有责任为打破这铁屋子做些什么。“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那篇小说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在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作为后人，我们应当记住，真正的“鲁迅”，诞生于191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诞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夜，诞生于绍兴会馆补树书屋那普通的西房北屋中。

鲁迅有句名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他再也不能沉默。

自此开始，鲁迅如爆发的火山，喷涌出无尽的炽热岩浆。随感、新诗、评论……什么都写。他有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他有太多的话要说。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想象，在补树书屋昏暗的煤油灯下，鲁迅是怀着何等的激情写出了那样多的文字。有一期《新青年》上居然有他一个人所写的七篇稿子。他笔下涌出的文字，如箭如戟，直接射向那罪恶的封建制度，直接射向那貌似坚固的“铁屋子”！

如《孔乙己》。那迂腐落魄“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活脱脱一个旧时代没落文人的缩影；“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多乎哉？不多也。”堪称经典名句。在孔乙己的身上，难道不是隐隐地也显露出鲁迅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愤懑与悲哀？

还有《药》。

自绍兴会馆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菜市口。当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为变革中国而被砍下头颅；庚子年间义和团起事遭败，也不知有多少所谓的“拳匪”在这里惨遭杀害。这里的寸寸土地都曾被鲜血所浸染。而那血腥的砍头场面，竟往往被愚昧的民众视为富有刺激性的闹剧！鲁迅每行至此，不能不想到当年在日本学医时促使他改变人生选择的那部幻灯片。他还想到就在自己的故乡绍兴，清末时革命党人徐锡麟被杀害后，其心肝竟被清兵烹而食之！一个麻木至如此地步的民族，怎不让人绝望！要想中国出现光明，唯有首先打掉这可怕的麻木！

因此，鲁迅写下了《药》：一位为解放民众而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欲解放的人蘸了当做治病的药！

作为哲人与先知是痛苦的，因为他立于远高于常人的地方，能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却又常常不被他人理解和接受。而鲁迅于痛苦中已经开始体味到了一丝欣慰，因为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已经将那铁屋子浸蚀出些许裂缝，它必然会被苏醒了人们所打破！

因此，在《药》中，鲁迅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梦”已经开始变为现实……

1919年，绍兴的周氏家族经多年的风雨飘零，日渐败落，各房名下的土地已变卖殆尽，此时又要卖掉仅存的房产。这个时候，周氏兄弟已经积累了一些钱款：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月薪300元左右；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约200元。同时，周作人的家眷尚在日本，也极盼团圆。因此，兄弟二人决定将绍兴的老母及家眷接来北京，合家团聚，以除相互牵挂之苦。于是，他们开始筹措资金，寻找合适的房屋，谋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从2月至8月，鲁迅四处觅屋十数次，最后选中西城八道湾胡同一处院落。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八道湾新宅，就此离开了绍兴会馆。12月1日，鲁迅独自返回绍兴，料理老家的后事，于12月19日将母亲、朱安以及弟弟周建人接到北京。

自1912年5月6日至1919年11月21日，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了七年半时间。自18岁离家外出求学至56岁逝世，这里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绍兴会馆在如今的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位于胡同西侧。会馆门板上尚留有斑斑漆痕，两侧的石礅经百年风雨侵蚀，花纹已残缺不全。正对大门的应当是影壁，但也不见踪影。这里现在是居民甚多的普通大杂院，临街一排破败不堪的房子似乎还是原先的老屋，而院内大部分房屋均已经翻建，根本无法看出以前的模样。补树书屋本在会馆的南侧，极难寻找。横不成排、竖不成行的小屋，把院落分割得零七八落，简直如同迷宫一般。好不容易绕到了南端的墙根儿下，眼前出现的这个极小的院子使我根本不敢相信这里居然就是补树书屋。这院子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以前西房应为三间，是周氏兄弟的住处；北房两间，为长班及其儿子的住处；南侧是围墙，有一个月亮门供人出入。但后来西房南北两侧的廊子被打通，成为住房的一部分；原先周作人所住的南屋及相邻的中堂又向东延伸了很大一段，搭起一排小房，使院子变得十分狭小，以致面目全非。

北屋十分窄小，仅十余平方米而已。由于窗外被长班的住房挡住了一部分，因此屋内颇显阴暗。想当年《狂人日记》就是写成于这窗下的书桌上，而“鲁迅”这笔名也就是诞生在这间普通到极点的屋子里！

遗憾的是，院中那棵大槐树早在1949年便毁于雷击。但我发现在院子的西南角长有一棵颇大的枣树，至少也有几十年的树龄，枝叶茂密，也已经是“高不可攀”了。

（文/陈光中） LzqPm/llphZh1z/uB2LVaFl6ti7cTl6wyO/uNTxQjqFF/CwsZYeq2bPLltSVz8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