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历史与五四运动是分不开的；而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的名字也是紧密相连的。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连任五届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也曾是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进而开除党籍的陈独秀，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特殊人物。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17岁时中了秀才，第二年乡试落榜，下决心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要投身政治活动。

1901年11月，陈独秀自费到日本留学，通过深入接触国外的先进思想，他开始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化。在日本，他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并加入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的留学生团体“青年会”。回到国内，他曾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还组织秘密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在军队中大力发展会员。他还曾应章士钊之邀，专程前往上海，参加了以清廷要员为目标的暗杀团，他就是在那时与蔡元培结识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被后人誉为“安徽地区主要革命领袖”的陈独秀担任了都督府秘书长。后来由于袁世凯篡权，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曾落入叛军之手，险遭枪决，经他人相救才侥幸逃脱。

1914年，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政论性刊物《甲寅杂志》。他与章士钊是老朋友了，早在十几年前，他们就一起在上海编辑过《国民日报》。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两个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终日奋笔，足不出户，忙得连脸都顾不上洗，更没工夫换衣服。一天早上章士钊起床时看见陈独秀敞着的衣襟里满是星星点点的白斑，不知何物，十分惊异，陈独秀低头看了看，很坦然地回答了两个字：“虱耳！”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尽管我们在叙述的时候一直在说“陈独秀”，但这个名字真正“诞生”的时间是1914年11月10日。那天，《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一篇标题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其署名便是“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他发表了一些言辞激烈、颇有些离经叛道的议论：“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他甚至愤慨地大呼：“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

这话听起来太有些过分了，因此文章发表不久，便引来无数痛骂，读者怒斥陈独秀：连国都不爱，还算人吗？！

分析一个人的言行，万万不可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应当看到，十余年来，陈独秀亲身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亲眼目睹民族革命潮起潮落，对于中国大众的觉醒深感失望，对以袁世凯为首的新统治者不抱任何幻想。他痛切地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西方的民主精神和民权意识；而相对于空泛的“国家”概念而言，“民权”显得更为重要。正是出于这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他才发出这种“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慨过激之言。

尽管陈独秀出言偏激情有可原，但把“国家”与统治者混为一谈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错误。不过，笔者并非专家，无权对此文妄加评论，在这里只想说说相关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独秀”这个名字的诞生。他的朋友说：“你也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陈独秀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老家安庆有座小山，名字就叫‘独秀’，我不过说自己是这座小山下的居民而已。”实际上，陈独秀一向恃才傲物、狂傲不羁，这性格与他相伴一生，至死不改，说是“独秀”，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第二件事情，是他由此结交了一位笔友——当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李大钊在看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陈独秀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陈独秀居然虚心接受批评，继而与李大钊成为披肝沥胆的挚友。

第三件事情尤为重要：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陈独秀很快摆脱了悲观迷惘的消沉情绪与愤世嫉俗的过激态度，开始冷静而认真地寻找真正有效的救国之路。正是在经历了如此痛苦的彷徨之后，他才终于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便有了《新青年》的诞生。

1915年9月15日，由回到上海不久的陈独秀担任主编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发行，上面刊登了陈独秀亲自撰写的文章《敬告青年》。他认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而要使这场革命取得真正的成功，希望全在青年身上。因此，他振臂大呼：“青年勉乎哉！”

由于当时还有一本名为《上海青年杂志》的刊物存在，为避免矛盾，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猛烈掷向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地抨击。同时，他还率先发动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积极介绍国外的先进思想。在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新思想启蒙教育中，《新青年》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当然，这场运动不是仅靠陈独秀一人便可以进行的，与他并肩作战的，还有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勇将。不过，陈独秀自然应当算是领导这场运动的统帅。

陈独秀与北京大学产生联系，还要从蔡元培就任校长职务谈起。

1916年11月，陈独秀为筹集扩大《新青年》的发行经费去了北京，由于事情较多，足足待了一个多月。就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接受了就任北大校长的邀请，也匆匆来到了北京。

实事求是地说，蔡元培此次接受北大校长的职务，并非本意。当时北大校风俗劣，名声很不好，许多朋友劝蔡元培不要去掺和这个腐败混乱的烂摊子，免得坏了自己的名头。但蔡元培是个犟脾气，别人的劝说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下决心干一场，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学校彻底改变一下。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指导下，蔡元培打算邀聘一大批思想激进的学者进入北大。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陈独秀正在北京的消息，不禁十分惊喜，因为，像陈独秀这样的人才，无疑是辅佐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理想人选。

12月26日，刚刚到达北京才四天的蔡元培去办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大早，就踏着积雪匆匆赶到位于西河沿的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不巧的是，陈独秀由于前一天晚上出去看戏，睡得迟了，还没有起床。蔡元培向茶房要了一张长凳，在陈先生的房门口坐了下来，耐心等待。

蔡元培何许人也？前清翰林，反清义士，同盟会的元老，做过孙中山的“迎袁特使”，当过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如此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居然亲自冒雪登门拜访，而且守门独坐，不贸然惊动对方，这认真执着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足足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房门才徐徐打开，睡眼惺忪的陈独秀缓缓踱出屋来，猛然发现了蔡元培，不禁大惊，连叫“失礼失礼”，急忙请进房间，让座敬茶。

他们二人是老相识了，早在十多年前就曾经一起参加过反清组织“暗杀团”。但是蔡元培无心叙旧，当即说明来意：诚聘陈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但是，在听蔡元培说明来意之后，陈独秀却面露难色，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其一，他本人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担任过教职，若论教学，不如请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更为合适；其二，上海的《新青年》杂志尚需料理，只怕难以脱身。

而蔡元培却认为这两件事都不是什么问题：胡适是难得的人才，不妨也来北大任教；至于《新青年》，完全可以带到北京来办！

蔡元培如此诚恳，陈独秀深受感动，当下应允：待返回上海处理完事情后，便立即回京上任。

他们会面的这一天在北大的历史上很有纪念意义。就是在这一天（1916年12月26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蔡元培的就任与陈独秀等一大批优秀人才进入北大，为北大获得新生从而在日后进入世界名校的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蔡元培做事爽快，1917年1月4日到校就职，一周后便函呈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育部两天后即做出批复，下达了教育部长的任命令。1月15日，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名义颁发布告：“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细心而妥善地为陈独秀安排好了住处。这样，当陈独秀由上海返回北京后，便可以立即开展工作了。

陈独秀的住处在东城区北河沿箭杆胡同。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胡同，陈独秀在门牌为9号的小四合院里租用了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卧室。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应当说，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不仅是北大的幸运，对《新青年》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别的不提，仅就《新青年》的发行量而言，在到北京的第一年，便由原先的千余份猛增至15 000份以上。它尤其受到北大学生的欢迎，新的一期刚刚出版，便立刻被争抢一空。

当然，《新青年》的可喜发展与蔡元培在北大所推行的大力改革是分不开的，与一大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加盟也是分不开的。在那些属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人物中，鲁迅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多年以后，鲁迅曾经回忆道：“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新青年》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就感慨地说过：“《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还说：“我同他（指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于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阅览室担任管理员，从而有机会与陈独秀相识。八十四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原先的阅览室里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的北大职员“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月薪120元；毛泽东在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不过，这个月也许是陈独秀最后一次以“文科学长”的身份领取工资了。

陈独秀就职后，并未开设课程，而是把精力集中于改革。他通过引进人才、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选课程、整顿学习纪律等措施改变学风，取得良好效果。蔡元培曾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

然而，陈独秀的活动招致顽固派的攻击，一时狼烟四起。为此，陈独秀在1919年1月15日的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予以回击：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正是新文化运动迎风高擎的两面大旗。陈独秀傲然宣称，为维护这两面旗帜，不惜“断头流血”！

继而李大钊也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与陈独秀配合作战。

顽固派不甘示弱，进行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把矛头直指蔡元培，称北大“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甚至还有官方人士出场，宣称若不取缔《新青年》，将弹劾教育总长及蔡元培。由于顽固派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风波大作，蔡元培的压力十分巨大。他本来计划在暑期过后实行体制改革，文理合并，不再设学长，由教务长统辖管理。而在此形势下，则不得不提前实施计划，经推举，由马寅初担任教务长。陈独秀就此被免去了文科学长职务。蔡元培委婉地宣布：此次仅属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陈独秀虽然不再担任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也许是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使双方得以平和对待这场无奈的变革。

相对于陈独秀被取消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来说，当时国内外还有许多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从1919年1月便已经开始进行的巴黎和会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广泛注意。

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本是属于战胜国之一，因此对于以往在国际社会中所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待遇，应当有所纠正。奇怪的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却成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利益的对象。在开始的时候，陈独秀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对西方国家也抱有一定幻想，但是，在关键时刻，他及时看穿了外国列强的真面目，愤慨地提出：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实际上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当天，陈独秀便撰文说：“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本人连续发表了40篇文章，以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后来，他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当是当之无愧的。

5月9日，因反动政府的迫害，蔡元培被迫离京。6月上旬，上街宣传的许多学生相继遭到逮捕。陈独秀义愤填膺，起草并印刷了题名《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在城南游乐园的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但是，由于缺乏经验，陈独秀那天穿的是一件白色西服，衣兜里鼓鼓囊囊地掖满了传单，显得十分抢眼，早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撒出的传单刚一离手，马上便被拘捕。

很快，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便被媒体披露，全国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设法营救。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提讯陈独秀，在令其具结保证“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后，予以释放。陈独秀在被监禁98天之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此时的陈独秀，思想上开始有了新的飞跃。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已经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他是不可能“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的。1920年1月，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人有关商讨筹办西南大学的邀请，不顾警方的戒令，秘密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接着又应邀前往武汉，参加武昌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在武汉期间，陈独秀四处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当地政府十分惊恐，令其离开武汉，陈独秀不得不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武汉活动的消息早已被媒体披露，北洋政府发现他居然私自离京，大为恼火，马上派出警察在他家门口守候，只等他一旦返回便立即逮捕。北京的朋友们得知情况后，赶紧派人前往车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便被来人不由分说地架上人力车，送到友人家里隐蔽起来。

陈独秀的处境十分危险，一旦再次被捕，生死难测，唯一的办法只有尽快离开北京。这时，李大钊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当时正值农历年底，不少生意人抓紧年关前最后的时间各处收账，李大钊便扮作一位商人，让陈独秀穿上朋友家里厨子的破背心，装成一副店伙计的模样。二人雇了一辆骡车，由李大钊亲自掌鞭，顺利地混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而去。李大钊直到把陈独秀送上火车后，才放心地返回北京。

在从北京前往天津的途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初步讨论了筹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问题。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又过了28年，这个伟大的政党终于夺取了国家政权。

从1921年中共一大直至1927年的五大，陈独秀连续五届被推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国共合作及北伐战争中始终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声名赫赫的人物。但是，在1927年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由于他的“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遭受惨重损失，“八七”会议免去了他的中央领导职务。两年后，由于他成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自任总书记，被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出党。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最终却被“淘汰出局”，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给陈独秀本人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都是共产党员，先后被国民党杀害，陈独秀与国民党及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国民党当局将陈独秀视为心腹之患，广为搜捕，终于根据“托派”分子的出卖找到了线索，于1932年10月将其逮捕。不久后，他被押往南京，投入监狱之中。

陈独秀先前曾四次被捕，每次都引起极大的社会轰动，这次也不例外。蔡元培等著名人士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就连杜威、爱因斯坦等国际名人也出面相救。但蒋介石执意要将陈独秀递交法庭审判。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老朋友章士钊自告奋勇，担任了他的辩护律师。

章士钊的辩护词针对国民党当局给陈独秀罗织的荒唐罪名，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洋洋洒洒数千言，论点明确，逻辑清晰，堪称稀世妙文。比如针对检察官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的指控，章士钊辩称：“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即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与法理不当。”“且独秀之所以开罪于政府者，非以其鼓吹共产主义乎？若而主义，由司直之眼光视之，非以其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乎？如实论之，尤谬不然。孙先生之讲民生主义也，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章士钊据理而辩，指出把“国家”“政府”“个人”这些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是一种极其荒谬的逻辑性错误；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与当初孙中山发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及国民党号召打倒北洋军阀的策略在性质上完全相同，有何道理能够认为前者就构成“犯罪”呢？更何况孙中山早就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孙中山说的话被“奉为宝典”，同样的话陈独秀就说不得呢？

然而，由于章士钊在辩词中有“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派少一人，斯丹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的言语，陈独秀认为有歪曲本人思想、向政府摇尾乞怜之嫌，居然拍案而起，郑重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接着，他当庭宣读了自撰的《辩护状》：

……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予生平言论行事，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示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人民之故开罪国民党已耳！

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新闻封锁的手段禁止媒体报道，但章、陈二人的辩护词仍不胫而走，为世人所周知。据说后来还被一些大学作为法学教材，影响十分广泛。

法庭宣判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当场抗辩：“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并提出上诉。最终，他还是被判8年徒刑，押至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狱中数年，倒成了他埋头做学问的好机会，写出了《孔子与儒学》《识字初阶》《道家概论》等著作。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8月中旬，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的监室也被炸垮，幸亏他及时躲到桌子底下才幸免于难。经友人多方奔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到底是个名人，他出狱以后，立刻成为各派力量竭力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曾派人传递信息，想请他担任劳动部长。陈独秀怎能为杀害自己儿子的人做事！但他仍以国事为重，明确表态：“请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既然国家需要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后，陈独秀几经流离，辗转入川，在江津小城落脚，度过了贫病交加的晚年。1942年5月27日，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路，将一生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

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过：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公允评价。

如今，箭杆胡同9号的门牌已改为20号，还保持着原先的格局，横楣上的“吉祥”门簪与门框两边一对雕刻精细的门礅依然保存完好。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座小院并没有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应有的关照，而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大杂院。其东邻原是北大“三院”的旧址，已经全部拆除，盖起了一座办公大楼。这座大楼盖得有些不是地方：它占去了小院东厢房的一半，使得那排房子仅保留了半个外形，里面无法正常使用了。

故居的门簪与门牌

故居的门礅

有意思的是，现在住在院内正房的人家，居然还是当年陈独秀的房东。据说前些年房东家的老太太尚健在，来访的人们还有机会听她讲述当年的事情。可惜如今老人已经带着她所知道的那段历史离开了人世。眼下住在这里的是房东的两个儿子。老大已经八十多岁，身体尚健；老二六十出头，不仅显得很年轻，还颇为健谈。据他们说，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但这个小院似乎有保留下来的可能。

几个月后我再次前去，那一大片房屋居然已经基本夷为平地，箭杆胡同彻底消失了。只有20号院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瓦砾之中，显得十分恓惶。据说这里将来要盖起一片新楼，想那本应与胡同同生共存的小院缩在四周昂然而立的楼宇之中，不知又将是一副什么模样。

（文/陈光中） ccS2ubUIqvAX/HFDeukN9XDqQ5uVbxd1R21L0wG0O5Q9JlHxlAKUGS6ebdlW42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