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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

“……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全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段充满激情的文字,录自1918年10月的第五卷第五号《新青年》杂志;写下这段话的,是李大钊。

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是无数先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抚养长大。20世纪初,科举制度被废止,中国开始出现教学内容新颖的新式学堂。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读书,两年后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就读的时候,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开始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1913年,他怀着救国之心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了初步了解。接着,他又接触到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这些为李大钊后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打下了基础。

1916年1月,国内讨伐袁世凯称帝的运动风起云涌,李大钊临时回国,向讨袁义军转交留日学生募捐的经费,并商讨有关国内外革命力量联合讨袁的事情。李大钊这次回国待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两个星期,但他在上海见到了也刚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他们在日本的时候已经相识,并成为很好的朋友。此时陈独秀刚刚创办了《青年》杂志,那是《新青年》的前身,他热情地向李大钊约稿。不久,他就收到了李大钊的来稿,那就是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青春》。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以充满激情的笔触阐述了自己对宇宙、世界、国家、人生的看法,他高声呐喊:“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李大钊在日本

那一年,李大钊27岁。

1916年5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先后在《晨钟报》《宪法公言》《甲寅》等报刊担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军阀、政客和腐败的官僚,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当时由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大,正在开展一系列大胆的改革,一大批思想解放、敢说敢做的学者进入这所高等学府,为它带来了勃勃生机,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

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立即对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的改革,在大量购置新书的基础上,还号召全校师生捐赠书籍。1918年10月,随着沙滩红楼的建成,图书馆也迁入新址,规模大为扩大,当时有6个阅览室、21个书库,藏书是十分丰富的。李大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借阅和阅览制度,努力向师生们提供更多的新书、好书,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的理想场所。

红楼内的李大钊办公室

当时,正值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事情而第一次来北京,经杨怀中介绍,李大钊安排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虽然他们年龄只相差4岁,但社会地位却有天壤之别。李大钊是著名学者,是进步青年崇拜的偶像,而毛泽东只是一个乡音浓重、默默无闻的普通湖南学生。但是,李大钊发现这个高个子年轻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不容人轻易忽视。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是必定会有所作为的。毛泽东那强烈的求知欲尤其使李大钊感动,因此他总是很耐心地回答毛泽东所提出来的问题。当然,那时他们都不可能想到,最终成为一代开国领袖、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具体实践的,是毛泽东。

就在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前一年,陈独秀已经应蔡元培的邀请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随其迁来北京,李大钊理所当然地成为刊物的主将。他不仅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由于《新青年》,李大钊与鲁迅结识。后来,鲁迅回忆道:“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李大钊办公室的会议桌

那时的李大钊已经从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自由的曙光”,他开始积极传播马列主义。

1918年11月,随着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1月15日,在北大学生于天安门召开的大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宣称:“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廿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接着,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本文开始那段激情洋溢的引文,就摘自这篇文章。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及第六号上,连载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李大钊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当然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仅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还团结了一大批开始信仰马列主义的青年。1920年3月,他与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设法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名字很有些特别,叫“亢慕义斋”,外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含义,“亢慕义”其实就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它成立的同时,李大钊也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取得了联系。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专程前来中国,与李大钊等人讨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当时正在上海的陈独秀来信讨论政党的名称问题,李大钊毫不犹豫地回信答道:“就叫共产党!”

1921年7月,由李大钊亲自命名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他因故未能出席,仍被指派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工作。第二年8月,他去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被孙中山欣然采纳。由此,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是5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在这次大会上选出的25名执行委员中,有李大钊等3名共产党人;而1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毛泽东等6名共产党人。同年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1月回国。这时,正值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张作霖、段祺瑞控制了北京,局势发生极大变化。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抱病至京,不幸病重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送殡之日,30余万市民在街道两边为一代伟人送行,李大钊亲自抬棺。他当时也许已经预见到,孙中山的逝世,将对中国的政局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李大钊

一年以后,也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十余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接着,由两千多人组成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反动军警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开枪,当即造成47人死亡、200余人负伤的惨案,走在队伍前面的李大钊头部和双手也多处负伤。一时间,执政府门前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而这里,距孙中山逝世的地方不过数百米之遥,在倒下的群众中间,有许多曾经在一年前刚刚为孙中山送葬!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有关知名人士,李大钊不得不转入地下。一个月后,奉系军阀进京,段祺瑞宣布下野,邵飘萍、林白水等人相继被害,北京更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俄兵营内,坚持开展工作。

1927年4月6日,在英、美、日等敌视苏联的国家默许下,数百名军警、特务不顾国际惯例,强行闯入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逮捕。其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入狱之后,他们遭受严刑拷打,李大钊的指甲甚至也被剥掉。但他大义凛然,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以掩护年轻的同志。当时,铁路工人打算组织劫狱,他设法劝阻,以避免更多的牺牲。

4月28日上午10时,所谓的“特别法庭”秘密开庭,宣布对李大钊等20人判处死刑。下午2时,他们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李大钊第一个受刑。他毫不畏惧地说道:“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刽子手使用的是刚从外国进口的绞刑机,为了延长痛苦,他们竟然使用“三绞处决”的办法,使李大钊一个人的死刑就执行了整整40分钟!

李大钊临刑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人们所熟悉的。他身穿一件褪色的棉布长袍,尽管在严刑审讯中失去了眼镜,脸部也有些水肿,但神态仍十分坦然。那年,他仅38周岁。

就义前的李大钊

1927年4月18日,李大钊就是在这个绞架上英勇就义

李大钊牺牲后,其灵柩被暂时安放在宣武门外一座寺庙内。1933年4月,北大师生发起公葬,将灵柩送往西山万安公墓安葬,虽有宪兵弹压,仍有无数群众参加了送葬,举着花圈、挽联的队伍竟长达一公里!

就在这一年,鲁迅为即将出版的《守常全集》撰写“题记”,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写道:“……张将军(指军阀张作霖)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但我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说什么话。……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远记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在北京时住过的地方共有五处,现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李大钊于1920年至1922年住在这里,那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他进行过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活动。1920年,他与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通俗刊物《劳动音》,成立长辛店工会,他的家成为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1921年,李大钊就是在这里与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多次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筹备工作,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北方区的负责人,他直接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3年春天,由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已经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不得不从这里迁走,另居他处。

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华胡同24号原是一座三合院,有正房三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东侧是卧室,中间为餐室,西侧是子女读书处;西厢房是客厅与书房,东厢房则是客房;院内有李大钊亲手种植的花木。然而,经八十多年的变迁,现在故居内已经成了大杂院,居民甚多。院内搭建了许多参差不齐的临时建筑物,完全不能辨认原先的模样了。

李大钊故居院内

而文华胡同与周围的胡同还难得地基本保持着旧时容颜。夏日黄昏,走在静谧的小巷中,如果不是南墙上刻着“李大钊故居”的石匾在一抹夕阳的照射下发出灿灿光辉,在偶然间引起人们的注意,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旁边那扇小门内曾经住过一位了不起的人。

(文/陈光中) TSEb3UeQBfU84f8CDKZ4VzOt3YO1filVYq3NmgpgFNAehDFe9cjUwlKLGulH8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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