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日，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专程自上海前来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几件珍贵的文物，其中之一是1916年12月26日由大总统黎元洪签署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但是，参观者有所不知，在纪念馆里展出的实际上是一件复制品。而那“任命状”的原件在仿制完毕后，已被蔡睟盎带回上海珍藏。

数月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上海参观了蔡元培故居，不仅再次看到了这份“任命状”，还有幸与蔡睟盎晤面。

坐落在上海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是一栋小巧的洋楼。在我所去过的名人故居当中，它颇有些特殊之处：楼底的半地下房间被辟为展室，蔡睟盎就在楼上居住。展室的工作人员都尊敬地称蔡睟盎为“蔡老师”。

蔡睟盎因患有脊柱疾病，身材显得格外矮小，虽已年逾七旬，精神还是很好的。对于像我这样的不速之客，仍是十分热情，在十分随意的气氛中，讲述了许多有关她父亲的事情。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1岁时，父亲去世，他们弟兄三人靠母亲变卖家产衣饰节俭度日而抚养成人。蔡元培自幼好学，1883年便考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1890年22岁时到京城参加会试，那是他第一次到北京。

蔡元培（1908年）

蔡元培殿试状

关于蔡元培参加科举考试的经过，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那年他本已考中贡士，如果再经复试及殿试合格，便可成为进士。但他考试完毕后，把自己的应试文章送某“权威”审阅时，却被认为是“怪八股”而不得赞赏，他认为自己难以获中，便失望地离京返乡了。岂料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他竟榜上有名，但已来不及重新赶回北京参加殿试了，如此耽误了两年时间，只能于1892年第二次来京进行殿试的“补考”。

如今，在故居楼下的展室里，居然还藏有蔡元培当年参加殿试的试卷。蔡睟盎说，那次考试出的题目有些“怪异”，是关于西藏地区的政治状况的。对那些只会死读“四书五经”的文人来说，这样一道题目实在是“偏”得太厉害了，而蔡元培由于兴趣广泛、饱览群书、涉猎甚广，此题正中下怀，因此临场毫无惧意，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一举通过殿试而被录为进士。辛亥革命后，一位朋友居然从清宫档案里找到了这份试卷，特地送给他留作纪念。如今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收藏在展室里，可以看到，在那试卷首行，赫然用朱笔批着“第二甲第三十四名”！

蔡元培考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过了两年，他第三次来京，参加散馆考试，升补为翰林院编修，由此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年。

在这几年里，他阅读了许多西方著作的中文译本，开始对国外的政治、科学有了初步的了解。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蔡元培甚为激愤，叹曰：“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惜者也！”因此，他对力主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等人颇为敬服。但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使他对腐败的朝廷彻底失去希望，毅然放弃官职返回家乡，在绍兴中西学堂就任“监督”（即校长），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开始。

190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后来又创立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的主张；1904年，他发起组建反清组织光复会，主编《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提倡民权，宣传革命；1905年，他参加中国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革命形势出现低潮，革命队伍内部又出现分裂现象，蔡元培于失望之中返回绍兴。就在这一年，清廷计划派翰林编修出国留学，蔡元培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海外学习，便再次来到北京。

然而，由于经费欠缺，且大部分翰林不愿去欧美留学，朝廷便改派留学日本。蔡元培不想去日本，便在译学馆暂时担任教授，讲授国文及西洋史。这译学馆归属于京师大学堂，而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后来蔡元培自己曾说，“这是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蔡元培便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但是，这段初始“情缘”的时间不太长。1907年6月，担任驻德国公使的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三十两银子供蔡元培做学费，商务印书馆也同他签约每月支付一百元编辑费。这样，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随孙宝琦一同前往德国。在那里，他一边学习，一边为人兼做家庭教师，每月可得一百马克的报酬。

如今许多留学生把靠勤工俭学出国称为“洋插队”“打洋工”，却不知早在一百多年前41岁的蔡元培已经身体力行地做出了半工半读的榜样！

从1890年至1907年，蔡元培曾四次来北京。在这17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是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举人经“寒窗苦读”的奋斗终于进入高居人上的士大夫阶层，接着又从一位堂堂的清末“翰林”彻底转变成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蔡元培第五次来北京则是四年多以后的事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当年12月，蔡元培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教育总长。第二年2月，他以“临时大总统”特派“迎袁专使”的身份再次来到北京。

民国初年的形势十分复杂，清廷倒台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自身的弱点，难以控制局势，中国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各派力量明争暗斗，形势极其混乱。1912年2月，孙中山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以清帝退位、袁世凯承认共和制度为前提，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但为了防止袁世凯颠覆民国，必须设法使他离开北京。因此，孙中山又提出了三个具体条件：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临时政府的地点必须设在已经为各省代表所议定的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受任。

袁世凯是何等人，只要能获取政权，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于是，迎接“袁大总统”到南京上任的光荣使命就落到了蔡元培头上。

2月27日，蔡元培率领专使团抵达北京，受到十分盛大的欢迎：火车站内专门搭起彩棚，全城悬挂五色旗，沿途无数民众夹道欢呼……更为隆重的是，京城居然敞开了原先只供皇帝出入的正阳门迎接专使团的到来！蔡元培此时还算头脑清醒，绕道从东门进城，下榻东城煤渣胡同的原贵胄法政学堂。

2月29日，也就是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三天，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发动兵变。当晚7时，曹锟的部队突然“造反”，劫掠居民，焚烧房屋，东城一带火势冲天，连专使团也被乱兵抢劫，文件行李损失殆尽。蔡元培等专使团成员从后院仓皇逃跑，躲到一个美国人的住宅里藏了一夜，第二天赶紧转移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这时又听到消息，北京附近的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时人心惶惶，形势难辨，外国使团赶紧调兵进京护卫，气氛空前紧张。与此同时，舆论大噪，都说袁世凯即将南下是引起兵变的主要原因，反对迁都的呼声空前高涨。

其实这些事端都是袁世凯刻意所为，目的就是为了拒守老巢北京，使孙中山“迁都南下”的要求彻底无法实现。天性善良、一向易于轻信他人的蔡元培面临如此动乱，完全没了主意。他生怕由此引起国际事端，以致影响国家统一的大局，赶紧召集专使团开会，议决两条：第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第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蔡元培当即致电孙中山。事已至此，孙中山也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妥协。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辞：“……希望我大总统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焉！”

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把希望寄托在独夫民贼的袁世凯身上，四万万同胞如何能够“幸福”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新生的共和国政府夭折的责任算在蔡元培一个人头上，毕竟当时袁世凯的真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就连孙中山也不免被蒙骗。善良、真诚、书呆子气十足的蔡元培虽然明知上了一个大当，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抱着对袁世凯的最后一丝幻想返回南京。

“大总统”既然在北京，政府当然也得在北京，有关的政府部门自然也必须在北京。袁世凯与新任命的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继续邀请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起初未予应允，但几辞几邀之下，忠厚的蔡元培却不过情面，还是答应了。于是，他于一个多月后的4月26日率教育部北上，再进北京。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期间，提出修改学制、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模仿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试图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体制。他还大胆起用在学术上各有所长的知名人士，如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推行“廉政建设”，教育部从总长本人到所有部员，每月仅发津贴几十元，整个教育部每月的开支不过千元。

然而，他的这个“总长”并没有当多长时间。1912年6月，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因无法与袁世凯合作，断然辞职。蔡元培不顾袁世凯的虚情挽留，也坚决提出辞职，离京南下。这一次，他是彻底不想做什么“官”了。听说有一个出国留学的空缺，便向教育部提出留学的申请。可是，堂堂前教育总长怎么能被当成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待呢？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教育部虽然决定把留学生的费用由他使用，但名义上并不能把这个46岁的中年人叫做“留学生”。蔡元培不管名义如何，对于出国学习是十分认真的。当年9月，他偕妻子及一双儿女再赴德国，仍然进莱比锡大学听课，后来又去法国。如此一去，居然又是整整四年。

在这几年中，国内仍然发生了许多变故。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当了总统，许多社会名人推荐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1月回国时，他的朋友对于此事执两种不同意见。蔡元培曾说：“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勇于逆流而上的倔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于是，他于12月22日第七次来到北京。12月26日，任命令公布。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就职。

前面已经说到，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源自强学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是为鼓吹变法维新、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而成立的组织，后来因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而被封闭。不久，清廷将强学会加以改造，成立官书局。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即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为“国立北京大学”。可见，北京大学的演变过程是始终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京城颇有“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917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接着，马列主义学说也逐渐进入了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活跃，为蔡元培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首先要改变的是学生的观念，在进校后的第一次演说中就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必须要有学识出众、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员，因此蔡元培诚邀一大批进步人士进校任教，同时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或留用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此外，他还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开展学术研究，提出“学为基本，术为枝干”的主张。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扫旧日积弊，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在客观上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1918年，在沙滩建成了新校舍红楼，使学校的规模有很大发展。而一年以后，这红楼竟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起初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因此，1918年北京学生为抗议政府亲日卖国而游行请愿，北大学生也积极参加，蔡元培竭力阻止，甚至竟因此而“引咎辞职”，后因多方挽留方才作罢。但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爱国者，在内心里对于学生们的行动还是同情的。因此，到了第二年，巴黎和会做出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决议而北京政府居然准备接受的时候，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再阻止，而转为坚决支持了。

谈到五四运动，自然就要提到蔡元培在北京的那处故居了。

蔡元培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1917年至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段时间。其间他曾多次出国，而且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也有多处。后来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住处定为其故居，有十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蔡元培故居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原门牌为33号，为东、西各三进宅院，后分成现在的75、77号两个院子，蔡元培住过的地方在75号。他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将五间倒座房作为客厅；第二进院子有北房三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一间耳房，另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四间；第三进有北房五间，带走廊。

1919年，为反对《巴黎和约》而拟议发起的抗议运动，原定为5月7日举行。但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向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拍发密电，命令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国务院电报处一名职员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的同乡，连夜偷偷向林报告了消息，林长民当即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汇报。本来，外交委员会已经于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签和约，并将发给中国使团的电报稿呈报总统徐世昌，由徐交给国务院拍发，不料竟发生如此变故。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虑。5月3日凌晨，他专程前往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此时，他只有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并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同时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与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联名致电中国使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字。与此同时，各校学生代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对于这次大会，蔡元培不仅没有“阻止”，还特地召集学生代表谈话，予以鼓励，并再三嘱咐，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造成口实。

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为调动各方力量以促成第二天的行动而竭尽全力，东堂子胡同他的家中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宁。

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对于让他立即前往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的要求也不予理会。示威队伍冲破军警阻拦，行至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地赵家楼，火烧曹宅。赶来弹压的大队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北大的20人。

此后，蔡元培冒着危险多方营救，使被捕学生于5月7日全部获释。接着，反动政府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欲解散北京大学、惩治进步学生。为保全学校、保护学生，蔡元培毅然决定出走。北大及各校师生组织请愿、罢课、游行，强烈要求蔡元培回任，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一时间学潮汹涌。6月28日，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9月12日，病后初愈的蔡元培回到北京；9月20日，北京大学三千余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大会，盛况前所未有。如此“校长救学生、学生留校长”的佳话，世所罕见。

1920年，蔡元培赴欧洲考察，一年后再次回到北京。因看到“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于1923年坚决辞职，并“重往欧洲，表示决心”。此后，他虽然还挂着“校长”的虚衔，但已不再主持工作。至1927年，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他的“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始得取消”。用他自己的话说：“统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其后，蔡元培曾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战，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蔡元培一生清廉。他多年在北京任职，却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房屋。晚年在上海时仍是如此。因此，他的书籍分别存放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集中安置的地方。在他70岁寿辰前夕，一些朋友和学生曾经倡议集款为他建一所住宅，这一建议得到数百人响应，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实现。

他在上海时最后的住处，原来的地址是海格路175号。这本是一个英籍犹太教师的私产，后来由盛宣怀的儿子替孔祥熙买下。当时，有朋友通过房地产公司代理，为蔡元培租了下来，供他一家居住。不过，他在那里只住了极短的时间，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蔡元培于11月27日从这里前往香港，1940年病逝。周恩来曾作挽联悼之：“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睟盎1927年出生于上海，尽管她没有随父亲在北京生活过，但对北京充满感情。谈话期间，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在书架上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张报纸，问：“这篇文章是您写的吧？”

那正是两年前我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蔡元培故居该不该留》。2000年末，北京的蔡元培故居所在地区面临拆迁，院内居民被迁走，故居险遭拆毁。因社会各界多方呼吁，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故居应“原址保存”，这所院子才幸运地得以保留。当时，我也为保护故居而大胆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是我没想到，蔡睟盎居然会看到这篇文章，而且很好地保存着。

蔡睟盎在上海这所老宅里已经居住多年了。原先，她的家就是一个小型的纪念馆，在宽大的阳台上有几排自制的展柜，陈列着大量蔡元培的遗物和纪念品。至今她家中的许多家具陈设，还都是蔡元培当年使用过的物品。由于上海市政府的关注，如今这里已经有了正式的展室，并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每年，她都要接待大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说到北京对蔡元培故居的保护以及由其而引起的那场风波，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谢谢你。”

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不敢告诉她，与上海相比，北京那处故居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回到北京后，我特地又去了一次东堂子胡同。蔡元培故居附近的民房已经全部拆除，只留下那一个小院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站在已经不称其为胡同的路口北望，如果没有那些新建的高楼阻挡，应当可以遥遥看见位于沙滩的老北大红楼。离它不远的北河沿是原法科大礼堂所在地，1919年5月3日晚上的学生大会就是在那里召开的。由东堂子胡同东行不远，是“火烧赵家楼”的遗址，现在那里也是一片居民小区的楼房，只有在一块石碑上镌刻的文字，还记载着那段史实。

我不知道这故居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希望它能永久地存在下去。最后我只想说：我们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名人故居，而是保留一个象征、表明一种态度，那就是对先贤的景仰和对历史的尊重。

（文/陈光中） e9CgTNJCyfr/skh/M0hdVgi0YPnp6NeS0Eg9V3jqcqpI7v/9B+tIt218m97dw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