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世界之旅与乌托邦想象

按照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的说法，1492年现代世界开始进入“哥伦布时代”。 “当海洋这一根本能量在16世纪突然爆发后，其成果是如此深巨，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它就席卷了世界政治历史的舞台。与此同时，它也势必波及到了这一时代的精神语言。” 探险家们从欧洲出发向西，走了一条与中世纪的圣地朝圣相反的路径。但是，“新世界的发现者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者’，因为他们主要不是被好奇心所推动，而是被暴力性的冒险、商业性的刨根问底和对黄金的贪婪，以及单纯的对权力的渴求所驱动”，尽管这些卑下的冲动“经常披上了适当的宗教热情的外衣” [1] 。

虽然探险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旅行者的时代，但是航海大发现揭示了一个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得多的世界。地理空间的突然扩张使欧洲人认识到，他们占据的只是浩翰空间中有限的一角，世界上还有许多与自己完全相异的人群和文化的存在。于是，现代意识就此产生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时刻”，“一个相信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人类社会忽然意识到……它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更伟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为了达到自我知识，它必须首先在这面镜子中沉思自己尚未认识的形象”。 而这种“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首先就在远方异域与欧洲社会，乌托邦想象与现实世界的镜像式对比中产生了。

一、乌托邦空间的表征

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直有着追寻完美社会的传统。《旧约》中的“应许之地”、柏拉图的“理想国”、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其中最典型的几个例证。不过，这些迷失在远古历史或宗教文本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大都带上了虚幻的色彩。从乌托邦思想史的发展来看，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想社会的规划者，其超越前人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借鉴或引入了一种新的空间视野或空间架构，这就是15—16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航海探险，以及相关的旅行文献资源（包括航海日志、书信、商业报告、传教士的记录等）。正如当代著名的乌托邦研究专家克里珊·库玛尔（Krishan Kumar）指出的，“这些旅行作家的故事是乌托邦的原料，几乎是乌托邦的源头”。 [2] 2002年版《剑桥旅行写作指南》的编者则进一步提醒我们，莫尔的《乌托邦》与这个时期出现的真实的游记作品惊人地相似，都附加了一幅地图和一张乌托邦语言的字母表 [3] ，给人一种相当坚实、可靠、逼真的空间感。由于乌托邦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社会的空间表征，借助旅行文学来表征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者性空间”（space of otherness），无疑是最好的叙事策略。

在展开对乌托邦想象空间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本文采用的几个理论概念。本文中，笔者主要借鉴了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列伏斐尔在《空间的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84）中提出的两个概念——“空间的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并加以一定程度的修正。按照列伏斐尔的说法，前者与生产关系和这种生产关系置于其中的秩序有关，并且因此而与知识、符号、符码以及“正面的”关系有关；后者则将复杂的象征具体化了，有时与社会生活中隐秘的或隐晦的方面的编码有关，有时则无关，它也与艺术相关（说到底，艺术与其说是一种空间的符码，不如说是一种表征的空间的符码） [4] 。

列氏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阐释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及机制的，上述两个概念虽然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颇具启发性，但不能简单生硬地套用于旅行文学和乌托邦叙事。因为毕竟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本，乌托邦叙事涉及的空间是虚拟的符号空间，空间的表征主要与文本的制作及话语的操作相关。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对列伏斐尔的上述概念稍加修正，将“空间的表征”简单定义为——通过文本和话语被表征出来的空间；而“表征的空间”则指在表征空间的过程中，作者的意图、动机，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手段，及其希望达到的和实际达到的效果。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

综观近代英国旅行文学史上三个典型的乌托邦叙事——莫尔的《乌托邦》（ Utopia ，1516）、培根的《新大西岛》（ New Atlantis ，1626）和哈林顿的《大洋国》（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 1656），我们发现，这三个文本中理想社会的空间表征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或相似的要素。

首先是空间定位的不确定性。细读《乌托邦》我们发现，莫尔对乌托邦所在的空间位置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位。按说，既然乌托邦是一个迥异于英格兰的吸引人的理想空间，莫尔首先应该问清楚乌托邦所在的方位；而那位既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又在乌托邦中生活了五年的拉斐尔·希斯罗德也应该对乌托邦座落的位置有所交代。但是，我们从小说开头莫尔致贾尔斯的信中得知，他说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乌托邦的位置，因为“我们忘记问，他（希斯罗德——引者）又未交代，乌托邦是位置于新世界的哪一部分。……我感到惭愧，我竟不知道我所畅谈的这座岛在哪一个海里”。 作者的这个辩解很难自圆其说。因为第一卷结尾时，莫尔明明提醒过拉斐尔，在（第二卷）描述乌托邦时，“不要说得简略，请依次说明地域、江河、城镇、居民、传统、风俗、法律，事实上凡是你认为我们想知道的一切事物”。 因此，我们只能把这个疏忽理解为作者有意跟读者玩的花招。

无独有偶，培根在《新大西岛》中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有关新大西岛——本色列国的准确方位。文本一开头，叙述者说他是从秘鲁经南海（即太平洋）驶往中国和日本，之后由于风向不断变换，从西风转为南风，再转为北风，最后把叙述者和他的船员吹到了一块他们从未到过的陆地，虽然他们最终上了岸，但就像《乌托邦》中的情形一样，叙述者对这块陆地也无法作出明确的空间定位。哈林顿的《大洋国》同样如此，引言中讲到了这个虚构的理想共和国的两个殖民省玛辟细亚（Morpheus）和庞诺辟亚（Parthenia）。从作者描述的地形地貌特征来看，它们与希腊、威尼斯和英国均有相似之处，是几个处在大洋之中的岛屿，但作者也未对其所在的空间位置作出任何明确的交代。当然该书的主旨不在描述大洋国的旅行，而在为当时的英国提供一部宪法草案和政治纲领，此处不赘。不管怎么说，上述三个文本对乌托邦空间的定位是含混不清的，三个理想社会似乎都“置身于新旧两个世界之外”，介于此岸与彼岸、存在与非存在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 中。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是乌托邦空间的封闭性及其被发现的偶然性。在《乌托邦》第二卷中，作家以“海客谈瀛州”的方式，通过希斯罗德之口，对乌托邦的地形地貌作了详细的描述 ：乌托邦岛像一叶小舟，静静地停泊在无边的海洋上。远远看去，就像一座海市蜃楼，虚无缥缈中透出神秘的气息。全岛呈新月形，长500英里，中部最宽处达200英里。重要的是，这个岛屿最初并不是四面环海的，而是多年前由一个名叫乌托普的国王下令掘开本岛联接大陆的一面，让海水流入围住岛屿才形成目前的与世隔绝状态的。因此，直到它被欧洲旅行者偶然发现时，乌托邦的居民对于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正如外部世界对他们一无所知一样。

吉尔伯特在研究19世纪乌托邦故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偶然被发现的。 [5] 而这个偶遇性特征无疑可追溯到16世纪以来英国旅行文学中的乌托邦叙事传统。在《新大西岛》上，叙述者详细描述了他们的船队是如何被不断转向的风偶然吹到一片不为外界所知的陆地边缘的；这个岛国中派来的使者拒绝他们登陆，“还急忙警告我们离开”。这个“警告”与其说反映了新大西岛——本色列国人对来自外界的疫病的惧怕，不如说透露了他们更深层次的一种恐惧，即来自外部世界的异风殊俗会给本国居民带来精神上的污染。在经过了一番严格的检查而终于被允准登陆后，这些来自欧洲的旅行者被安置在一个处于这个岛国的边缘，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空间——“外邦人宾馆”中，三天后才得到宾馆馆长的接见，后者向这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暗示，这个岛国对于外邦人是有保密的法律的。又过了几天，叙述者才得以进入这个名为本色列的国家。但他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少目击的证据（除了观赏一次游行之外），而主要是通过在此生活定居多年的一位犹太人之口，间接了解了关于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况。读者沮丧地发现，直到《新大西岛》的文稿突然莫名其妙地中断，那些来自欧洲的航海者还无法进入本色列国内部，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乌托邦外部空间的特征是与世隔绝性和不可接近性，而其内部空间结构则表现为自我复制性和普遍类同性。通过希斯罗德之口我们得知，乌托邦总共有54个城市，这些城市有着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它们的总体布局和建筑样式都是类同的，每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最近的相隔不到24哩，最远的从不超过一天的脚程；任何城市的每一个方面都至少有12哩区域；郊区农村的空间也是整齐划一，根据理性和效率的原则布局的。每座城市分成四个大小一样的部分，以市场为中心依次排列厅馆、医院、餐厅和住所。每幢房屋都是按照统一的模式建造的，在外观上无甚差别。房子是没有门锁的，只要移动统一装配的移门，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出入。每隔十年，居民以抽签的方式调换房子，以免产生私有观念。简而言之，乌托邦中没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分，前者已经完全吞并和取代了后者。

总之，外部空间定位的不确定性、偶遇性和自我封闭性，以及内部空间的类同性、相似性和无隐私性构成了乌托邦空间表征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些特征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表征意图和意识形态，换言之，“空间的表征”背后，究竟有着怎样“表征的空间”？

二、表征的空间与地理学描述传统

众所周知，《乌托邦》首先是一种社会批判，借助一个去过新世界的“他者”的视野，展开对旧世界的“自我”（英国）的批判。其次是一种理想社会的建构，通过“把当下的社会结构挪移和谋划到一种虚构的叙事中来重建社会” [6] 。这两种相辅相成的动机，都需要借助空间诗学—政治的操作和建构。新的、理想的和想象的空间必须与旧的、人们熟悉的现实空间联系起来，使之形成一种熟悉中的“异化”（defamiliarization）或陌生中的“归化”（domestication），才能唤起人们追寻它的欲望和动力。过于熟悉的空间没有吸引力，完全陌生的空间没有亲和力，且会令人不安。理想的乌托邦空间，应该介于旧的与新的、熟悉的与陌生的之间。而莫尔的《乌托邦》正是这样一种表征的空间。这一点，从莫尔为其理想空间精心选择或生造的词语中也得到了证明。如所周知，“乌托邦”（Utopia）一词，以古希腊语中表示“无”的字母ou为前缀，与表示“地方”的词干topia拼合在一起，意为“乌有之乡”，而古希腊语表示“好”的形容词eu的发音又恰好与ou相似，这样，“乌托邦”就成了一个双关语，既指“无—地方”（ou-topia），又指“好—地方”（eu-topia） [7] ，通过这种词语游戏，莫尔实际上已经暗示了乌托邦是一个介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既令人沮丧又令人神往的虚拟空间。

当代西方学者罗姆阿德·拉柯威斯基（Romuald I Lakowski）认为，虽然《乌托邦》是一个用词语建构起来的岛屿，但它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明显是对欧洲航海发现和探险时代作出的一种回应。 [8] 但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回应不是直接的，而是一个间接的、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总结近年来西方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认为，《乌托邦》表征的空间实际上内含三个层次的地理学描述传统：一是航海大发现的“新世界”，二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学理论，三是英国本土的地理—地形学描述传统。莫尔把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熟悉又陌生，既具写实性又具幻想性的乌托邦空间，通过这种表征的空间建构起他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按照拉柯威斯基的说法，16世纪欧洲人心目中实际上有两个“新世界”，除了美洲外，还有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和亚洲之大部，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两者同样都是新的。所以，一般认为的乌托邦是对新发现的美洲的一种回应，只说对了一半。尽管在莫尔写作《乌托邦》的1516年，欧洲人已经知道南美是一块与亚洲分离的大陆（不一定是洲），但在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之前，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太平洋有多大。当时流行的世界地图是修道士马丁·瓦尔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uller）根据亚美利哥·韦斯普契（Amerigo Vespucci）的《航海日记》绘制的，第一次用了“美洲”这个名字。莫尔可能利用过1507年出版的《宇宙志引论》（ 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 ），该书采用的世界地图也是马丁·瓦尔德西姆勒绘制的。但无论是1507、1516年版的《世界地图》和1507 版的《宇宙志概论》中的球图，还是1507年版的《斯特拉斯堡托勒密》地图都说明，当时欧洲人对“美洲”的概念与当代人的理解相差甚远，美洲有时只包括南美和加勒比海诸岛，而且它与印度（亚洲）的距离非常近，形成一个制图学上的半圆（结合了印度洋和泛太平洋地区）。 [9]

此外，对跖地（antipodes）也是从古典时代一直延续到16世纪的欧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对跖地，是指与本区地理位置相对的一个地区，或指地理位置正好相反的两个地区，例如，位于北半球的英格兰，其对跖地是南半球的澳洲。莫尔本人在提到乌托邦时多次用了“对跖地”这个词。在第一卷结尾，希斯罗德告诉我们，乌托邦人管欧洲人叫“昼夜平分线以外的居民”（“Ultraequinoctials”） ，也就是指生活在赤道或赤道带另一边的人。在第二卷中，我们得知，乌托邦处在南温带，“但是在这个新世界中，由于赤道将它与我们远远隔离了，因此他们的生活和性格都与我们不同，他们不相信条约”。 于此可见，莫尔心目中的“新世界”不限于或不等同于南美。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乌托邦》中理想社会的空间构造与英国的历史—现实空间之间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莫尔既借鉴了韦斯普契有关新世界航行的记录和中世纪晚期的地理学理论，也继承了英国地理学—地形学描述的传统。

据英国学者摩根-拉塞尔（Morgan-Russell）考证，对不列颠描述的文类源于公元6世纪一位不十分出名的圣徒，修道院中的编年史学家吉尔达斯（Gildas）。他出于对上帝之屋及其神圣的律法的热情，描述了“不列颠的地形” [10] 。从地形地貌上看，莫尔描述的乌托邦与吉尔达斯描述的英格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均座落在大地的边缘，有着“新月形”的地形，像一柄三角形的白石英宝剑；两者宽度均为200英里，整个岛屿被海水包围，形成无法通过的天然屏障；两者均有着坚固的海防。此外，乌托邦的54个城邦对应于英国的53个郡，外加首都伦敦，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乌托邦首都名字亚马乌罗提（Amaurotum）意为“黑暗之城”，暗示了“雾都”伦敦。吉尔达斯提到的“两条宏伟的河流”——泰晤士河与塞汶河，与亚马乌罗提城内一大一小两条河流遥相呼应，而横跨阿尼德河（Anydrus，意为无水之河）上的石桥即象征了伦敦桥。

总之，无论是地形地貌、面积大小、城市数量、物产丰富方面，乌托邦与英格兰之间都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性。每位读过《乌托邦》的读者，几乎“不需要多大想象力就可以选出（英国的）可识别的陆相（land formation），康沃尔的‘海岬’、威尔士的诺福克的峰丘和肯特的低地” [11] 等等。

就这样，吉尔达斯描述的英国的地理地形结构及其隐含的民族主义萌芽被莫尔整合进他表征的乌托邦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旧世界与新世界、现实中的英格兰与理想中的英格兰形成一种互相呼应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断裂又有联系。正如格林布拉特指出的，“《乌托邦》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中呈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同时又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既不能将它们完全分离，又不能让它们谐和一致，因此，智力既无法满足于达到绝对的断裂，又无法满足于完全整合的形式。我们不断地被英国与乌托邦之间的相似性所吸引，又不断地为横亘在两者之间的深渊而感到灰心丧气。乌托邦既是（又不是）英国。亚马乌罗提既是（又不是）伦敦”。 [12] 莫尔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阅读《乌托邦》的过程，“有效地唤起读者在现实的英国及其虚构的、理想的对应物之间架起桥梁”，从而实现他的社会改革计划；“换言之，凡是明显不属于英格兰的，实际上就是它应该成为的”。 [13]

从修辞策略上看，按照摩根-拉塞尔的说法，这种批判的功能是通过“（隐喻性地）将当下的现实投射到‘乌有之乡’”，以及“一种（换喻性的）挪移”来达到的。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批判既依赖于隐喻性的联系（不列颠像乌托邦，伦敦像亚马乌提罗），又伴随以换喻性的重新连接（rearticulation）：如果说伦敦像亚马乌提罗，那么“大街”就从整体上与这个城市发生了换喻性的联系，于是伦敦换喻性地代表的肮脏的现实就在亚马乌提罗的大街上得以重新连接，这些大街又宽敞又整齐，结果在两者之间造成了一种明显的“有节奏的变化”（accentual variation）或“鸿沟”。 [14] 简言之，隐喻和换喻手法的交替运用，更使得乌托邦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虚拟的符号空间。

于此可见，莫尔笔下的乌托邦空间，正是在上述既传统又现代，又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本土性，包含了新世界、欧洲和英国的三重地理学描述传统中得到表征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造成乌托邦空间定位的不确定性、不可接近性、封闭性和偶遇性的原因所在。用克里珊·库玛尔的话来说，乌托邦“处在诱人的可能性边缘，某个刚刚超越现实边界的地方” [15] 。如果这个理想的社会与我们的不完美社会无法融合，不愿受它的污染，那么我们就被告知，其先决条件就是隔绝。但是凭借这种隔—绝（isola -tion），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了荒岛、大海和航行的语义域中。 [16]

三、旅行空间与文本空间

从形式结构上看，《乌托邦》是一个典型的旅行文学文本，涉及旅行空间与文本空间的互动。两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的旅行，即现实人物——作家兼外交官托马斯·莫尔从英国到荷兰再回到英国的旅行，以及虚构人物——航海家拉斐尔·希斯罗德从欧洲到新世界再回到欧洲的旅行，无疑是《乌托邦》这个文本空间得以形成的主要构件。

从作品提供的书信、附录及其他相关的背景材料中我们得知，莫尔是作为英王亨利八世的使者，前往荷兰的法兰德斯的，由于外交事务上的纠葛，他不得不在这个低地国家逗留了三个月。出国旅行和异国居留经验往往能使人获得一种距离感和陌生化视角，可以更为客观地打量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内心。按照克斯特的说法，莫尔在出使荷兰期间和回国之后经历了一场危机，处在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边缘状态。在出使荷兰期间，莫尔正面临一场心理危机。一方面，他是一个已有相当地位和名声的大律师，但一直疲于律师事务，无暇从事他心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英王亨利八世诚邀他为朝廷服务，这个闲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但同时也意味着成为朝廷的仆人。于是，处在进退维谷状态中的作家莫尔，将自己的焦虑和矛盾投射到了小说人物希斯罗德身上。 [17] 第一卷开头不久，两人之间的对话就影射了莫尔的这一两难处境。莫尔规劝结识不久的希斯罗德前去侍奉国王，当一个谋臣，为国家效力，为人民谋福利。而希斯罗德则断然拒绝，并借此话题展开了对现实中的英国的猛烈抨击和对理想中的乌托邦的热情赞美与详细描述。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希斯拉德是莫尔的镜像人物。与莫尔一样，他也经历了一个从本土到异域，再从异域回归本土的历程。据小说中牵线人物彼得·贾尔斯所述，希斯罗德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兄弟后，离开自己的家人和祖国，像奥德修斯一样漫游世界，参加了亚美利哥·韦斯普契四次发现美洲的远航中的三次。之后，他自愿留在新世界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他回到旧世界时，便将他看到的（不如说希望看到的）乌托邦告诉了欧洲人。为了更好地表征乌托邦空间，莫尔有意给他起名为拉斐尔·希斯罗德。让这个虚构人物扮演起一个双重性角色。如所周知，拉斐尔（Raphael）这个名（first name）来自希伯来语，意为“传播神的福音的使者”；希斯罗德（Hythloday）这个姓（surname）来自古希腊语，意为“不可靠消息的传播者”。拉斐尔·希斯罗德姓名的双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行文学特有的双重性文化功能——既可能带来自远方异域的福音，也可能带来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读者既可以从旅行文学中获得启示，也可能因为它误入歧途。按照威廉·科顿（William T. Cotton）的观点，可以把希斯罗德视为一位柏拉图式的哲学家，他在见过白日的阳光后，又重新返回洞穴，来启发他的同胞。当他的福音被拒绝时（因为在这些愚昧之徒看来，他当然是个胡言乱语者），他拒绝再把时间浪费在为得到报偿而继续谈话中，而是把俗务留给了莫尔那样的会顺时应变的人，让他在现实政治的世界中对这些实践性作出必要的调整，以实现他的梦想。 [18]

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莫尔就是希斯罗德，他希望通过写作和出版《乌托邦》，将来自新世界的福音传递给他的国人，同时他自己心中也明白，乌托邦的完美社会只是一种胡言乱语，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梦想。因此，在写作过程中，莫尔又将自己分身为了两个人。一个是作为小说人物的“莫尔”，他倾听并同意拉斐尔的看法，猛烈抨击自己的国家存在的种种弊病；另一个是作为现实中“英国名城伦敦的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正如卷首所述）的莫尔，他对于希斯罗德设想的取消私有制的理想社会不屑一顾，认为公有制会使人们懒惰，“如果大家都不从事生产劳动，物资供应如何会充足？因为一个人缺乏切身利益作为动力，他就爱逸恶劳，只指望别人辛苦操作。而且，当人们为贫困所驱使，而保持个人所得又为非法，这不是必然会惹起经常的流血和暴乱吗？”

从这个角度看，莫尔与希斯罗德之间的对话和争辩，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内心中两个自我、两种理念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乌托邦叙事在空间表征上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在文本的整体结构和布局上也明显体现出来了。

如所周知，《乌托邦》采用了对话与独白交替的叙事策略；全书两卷分别讲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第一卷通过作者与希斯罗德之间的对话揭露了现实中的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并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讽刺。第二卷通过希斯罗德的独白，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完美社会。

但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知道，是第二卷在先，第一卷在后。具体说来，莫尔是在1515年出使荷兰期间，利用三个月的赋闲时间写下了第二卷，对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的图景作了全面的描述。之后在回国后的一个月内，又完成了第一卷，加在第二卷前面，形成一个先有英国的现实社会、再有乌托邦理想社会的结构。这样，《乌托邦》从创作过程到全书结构就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逆序性”（the backward orders of composition） [19] 。

那么，莫尔这种独特的构思过程和结构策略的用意何在？为何不能单独发表第二卷，为何将正常的创作过程颠倒，要在第二卷之前再加上第一卷？

细读文本第二卷，我们不难发现，莫尔通过希斯罗德之口讲述的乌托邦社会图景其实是相当乏味的，描述也是相当粗略的。正如科顿指出的，第二卷中几乎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没有提到过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除了国王乌托普以外）。拉斐尔对其滞留岛国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也没有具体记录。在拉斐尔讲的“故事”中几乎没有令人特别感兴趣的叙述。 [20] 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乌托邦是一个完全处在理想状态、没有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的社会。就其定义而言，完美社会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它在外部空间上是自我封闭的，在时间上是没有发展变化的（timelessness）。因为一旦有变化发展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完美社会，或尚未达到完美状态。为了解决这个逻辑悖论，莫尔（及其他乌托邦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就不能不是一个缺乏行动、没有变化、与世隔绝的社会。因为一接触外部世界就会受其影响或污染，从而打破原有的稳定和宁静。为了保证乌托邦的人们保持道德纯洁，必须让这个社会永远处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中。而乌托邦内部空间的类同性、相似性和无隐私性无疑更强化了这种自我封闭的完美性。完美的社会必然是没有差异的，因为一有差异即有比较，一有比较即会产生妒忌、私欲和贪婪，从而打破理想的完美状态。因此，乌托邦社会只能永远保持并满足于外部空间的与世隔绝性、内部空间的无差别性和时间上的无变化性。

或许莫尔本能地感到，一个完美、静止的社会是没有吸引力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按莫尔服膺的基督教思想，人本身是不完美的，只有上帝是完美的。但乌托邦不是属于天国的“上帝之城”，而是属于尘世的人之城。既然是人就免不了有感情，有欲望，会产生私有观念，而这些观念又是与乌托邦的完美理念相悖的。如何解决这个悖论，如何在理想与现实、完美与不完美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就成为作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重要问题。按照克斯特的观点，第二卷描述的完美的静止状态需要一个不完美的处在行动中的社会作为增补或陪衬，才能消除它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 [21] 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卷。如果说，第二卷充满了想象的幻景、理想的激情、明智的建议和智慧的闪光，那么，第一卷的描述则真实、具体，充满了微妙的讽刺、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这里的人物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他们在互相对话，争论，说服和辩解，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念。这样，第一卷与第二卷互为镜像，反映了行动与沉思、现实与理想、批判与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正如科顿所说，“《乌托邦》的伟大……不在于它的和谐，而在于它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于一种持续想象的幻景，正是对此幻景的体验紧紧地抓住了作者”。 [22]

综上所述，《乌托邦》既是一个话语和文本的建构，也是一种空间的表征。在此建构和表征过程中，旅行文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叙事功能，作家借助本人和虚拟的他者的旅行经验，通过隐喻和换喻的修辞策略，在旧大陆与新大陆，现实的英国与理想的不列颠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对应关系；与此同时，他也通过“逆序性”的文本结构手法，为其本人所处的两难境地提供了虚拟的解决之道。

[1] Paul Fussell（eds.）, The Norton Book of Travel,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87, p. 25.

[2]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 23.

[3]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

[4]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Oxford UK,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4, p. 33.

[5] See J. C. Davis, “Going nowhere: travelling to, through, and from Utopia，” Utopian Studies. 19.1（Winter 2008）: p. 1.

[6] Simon Morgan-Russell, “St. 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Cahiers Elisabéthains . 61.（Apr. 2002）: pp. 1-11.

[7]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p. 23-24.

[8] Romuald I.Lakowski, “Utopia and the ‘Pacific Rim’: The Cartographical Evidence,” Early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 5.2（Sept. 1999）: pp. 1-19.

[9] Romuald I. Lakowski, “Utopia and the ‘Pacific Rim’: The Cartographical Evidence,” Early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 5.2（Sept. 1999）: pp. 1-19.

[10] Simon Morgan-Russell, “St. 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Cahiers Elisabéthains . 61.（Apr. 2002）: pp. 1-11.

[11] Simon Morgan-Russell, “St. 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Cahiers Elisabéthains . 61.（Apr. 2002）: pp. 1-11.

[12] See Simon Morgan-Russell, “St. 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Cahiers Elisabéthains . 61.（Apr. 2002）: pp. 1-11.

[13] Simon Morgan-Russell, “St. 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Cahiers Elisabéthains. 61.（Apr. 2002）: pp. 1-11.

[14] M Stevenson, Kay Gilliland.“Utopia: Overview,” Reference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Ed. D. L. Kirkpatrick. 2nd ed. Chicago: St. James Press, 1991,〈http://go.galegroup.com/ps/start.do?p=LitRG&u=jiang〉.2009-8-31.

[15]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 1.

[16] Davis, J. C.“Going nowhere: travelling to, through, and from Utopia,” Utopian Studies . 19.1（Winter 2008）: p. 1.

[17] See William T. Cotton, “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 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 Utopian Studies. 14.2（Spring 2003）: p. 41.

[18] William T. Cotton, “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 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 Utopian Studies . 14.2（Spring 2003）: p. 41.

[19] William T. Cotton, “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 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 Utopian Studies . 14.2（Spring 2003）: p. 41.

[20] William T. Cotton, “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 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 Utopian Studies . 14.2（Spring 2003）: p. 41.

[21] J. C. Davis, “Going nowhere: travelling to, through, and from Utopia,” Utopian Studies. 19.1（Winter 2008）: p1.

[22] William T. Cotton, “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 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 Utopian Studies . 14.2（Spring 2003）: p. 41. mP0kkf+L/wewACFJ/SN2OGgyGSQr5QBU/TM5EW7CzEokcGvCRaAQp7aI6fVJVZ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