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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史上，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底更长久的分裂。汉末的离乱，是由东汉中叶以来多年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底病态腐蚀所演变成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农村破产，政治腐化，权力集中在少数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统一局面崩坏的因素。所谓黄巾之乱，实际上即是藉宗教迷信而团结起来的农民起义；此后的盗贼四起和军阀割据，其直接原因皆为社会经济的破产。《后汉书·张让传》云：“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后汉书·刘陶传》云：“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客观基础，所以一些野心家收集流亡者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很容易；但养活这些士众却非常困难。《晋书·食货志》云：“魏武之初，九州云扰，攻城掠地，保此怀民，军旅之资，权时调给。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董卓之乱，把洛阳变成了“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
”；长安变成了“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在这种情形下，北方的富庶地带，都弄得道路阻塞，农民流徙，到处都是盗贼，形成了社会秩序的大破坏。中央政府无力控制政权，灵帝时遂改刺史为州牧，握有地方军政实权，于是各州牧豪右都藉机扩充势力，自保一方。想法戡定境内的“盗匪”，抚绥人民就业。这些所谓“盗匪”本是饥民难民的流亡结合，很容易起来，但本身还没有一定坚强的组织和统一目标，所以也很容易下去。于是渐渐地由盗贼的横行，变成了军人的割据。这就是建安时代的局面。
这些割据的军阀中，有许多即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刘表为八俊之一，统治荆州，定五经章句，为一般名士所依归。袁绍四世三公，母丧后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盛况不下陈实。又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邵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
。”谢车徒，以单车归家。这些人所以能够割据一方，汉末以来的刺史握有军权固然是原因；但更重要的，士族的集团和地位的确定，是这段历史的一大枢纽。经过了长久的汉帝国的升平局面，士大夫不但在政治上有了巩固的优越地位，在经济上也享有厚禄，可以收买土地，把持一方；退休后便是地方的豪绅，死后便留给子孙，还是照样做官。帝王的提倡儒学，博士弟子的加多，都给他们的地位加了保障。这样，便慢慢地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名门或郡望。平常是地方领袖，离乱时便可组成自卫的武力集团。帝王要巩固统治，当然要竭力提倡儒学，且以通经为入仕的条件；但政府虽设有博士弟子，而学术不能普遍地发展，各经皆有家法师传，遂有所谓累世经学。于是先世仕宦的人，仕途自也比较坦易，所以如袁、杨二氏，皆数世为公卿。这种传统逐渐地发展，便养成了士大夫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
东汉人士从仕，大致分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两途。察举每岁皆行，初由三公以下各官吏进举茂才，后来刺史守相等纷纷滥举，茂才孝廉，岁以百数。遂以孝廉为察举唯一项目，其他诸科渐废；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且成为定额。人民为了求仕的出路，纷纷竞趋，于是弊端层出；当时谚云：“举茂〔秀〕才
，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可知实际情形之一斑。但察举尚须循序渐进，所以高才重名的人，都愿意由征召出身。汉朝二千石以上，皆可自辟曹掾，公卿等也都以辟士相尚，一般名士还有以不即时应命为高的风气，如黄琼五府俱辟，陈纪四府并命，都可以更提高他的声誉。朝廷也常崇敬高名，直接辟请。陈实官仅太邱长，家居后，朝廷每三公缺，议者多归之。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以实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禄勋，视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所以崔实《政论》言征辟云：“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这种躐等而进的仕途，当然使得士人们特别重视在野的声誉，一方面士人自己也当然激励名行。桓帝时太学生至三万人，马融、郑玄等也群聚京师，于是士人渐渐形成一个集团，表现一种清议势力。这种士人自身的清议，自然会影响到了察举和征辟的标准，也就是士人自己出处的标准。而且士人的领袖和朝廷大臣，有时互相褒重，如郭林宗之与李元礼；所以清议的力量，可以直接影响到实际的政治。《后汉书·苻〔符〕融传》云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士人的集团形成之后，处士的声誉已远超过实际的禄位，所以党锢之祸的起来，就是因了这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士风。但党锢的残杀，并不能把士人的地位打散和取消，据《后汉书·范滂传》，其时党人之祸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党中人为荣。范滂初出狱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
”。这些士人们已成了社会上的一种不可侮的力量，他们的名行地位，都为人所景仰，于是在他们的周围，还团结了许多的门生故吏宾客的随从力量；因此有许多已经形成名门世家的名士，就专门延结宾客，募养家兵，以树植自己的地位。中央政治的腐败无能，使得由察举征召所养成的清节高行的士大夫风习，由忠君爱国而离心转移为狭义的豪侠精神；恩仇必报，忠于私主，都是当时行为的特点。于是这种以门生故吏和私人部曲集合起来的势力，就成了社会的一个强力的中心。政府对这些势力无法处治，而且还要依赖他们去平定“盗匪”，遂只好分别任为长吏或将军。于是他们便扩充势力，互相竞争，巧结联盟，设法并吞别人，这样便成了一个军阀混战的乱局了。所以远在魏武九品中正之法实行前，士族已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力，许多名士即是汉末割据诸雄中的主角。而且各地的名门郡望，也有很多把持乡政，左右清谈的事实。吴质已为达官，乡里犹不与之士名。薛夏出身单寒，本郡豪右且将处死。《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仲长统《昌言》云：“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王符《潜夫论·交际篇》云：“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可知魏晋华素之隔，其来有自了。
魏武《述志令》自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倒是事实，他由一个豪右变成了一个军阀，而且逐渐地统一了中原，巩固了新的政权，设法恢复地方秩序的安宁，他确是有不少的贡献。他之所以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经济上有了解决的办法。远在建安初年，别的人正在没有办法解决军食问题的时候，他就用枣祇之议，实行了恢复生产、供给军粮的屯田制。《魏志·武帝纪》建安元年“用枣祇
、韩浩等议，始兴屯田”下，裴注引《魏书》云：“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凡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操）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前代之良式也。’是岁（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服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晋书·食货志》云：“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又云：“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屯田制和田租户调的简化新税制是魏武政治上的最大成功；确立了他能统一中原的经济基础。又用卫觊之议，以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于是魏武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晋书·食货志》）各地方的恢复秩序，抚辑流亡，促进农业生产，都收了相当的效力；所以曹操的统一中原，绝不是偶然的成功。
经过大规模人口流徙以后，再用政治军事的力量来竭力推行屯田制，其结果必定使原来的地主和农民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而政府的公田数目则无限制地增加，于是政府便成了最大的地主了。《魏志·司马朗传》云：“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这对于政府的经济基础当然有好处，但和原来的地主们——实际上即是东汉以来的名门士族们，便有了经济上的冲突。汉末群雄角逐的结果，失败者也还分别附托于割据势力之下，不失为强家。各地的著姓郡望，即使一时迁徙，也还保持着地方上优越的特权。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中言“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这虽然是骂人话，但曹操出身浊流，起初不为一般名士所归，却是事实。所以魏武唯才是举的有名的“三诏令”，实在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为了摧抑名门士族的反对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新政权，不得不扩展他用人的标准。在这点上，曹操不愧为雄才大略，是颇有决心的。袁、杨是东汉以来最著的名族，曹操灭了二袁，且欲杀太尉杨彪，曾“榜楚参并，五毒备至”；孔融也是累世名族，当时曾云：“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
，不复朝矣。”但孔融自己和彪子杨修，结果俱遭显戮。建安十五年下令云：“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云：“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二十二年令云：“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东汉以来的士林最高道德，就是孝廉——孝子廉吏的简称；所以贡举孝廉，后来成为地方察举的唯一科目。因此士族的风习，也以久丧让爵，推财清节等，为他们一贯的高行美习；同时也成了名门士族的传统道德。曹操把这些士族自矜的道德都取消了，想要以才能做标准，树立一种新的法治精神，来巩固他的政权。所以他举出的古人，和所说的用人标准，都可以视为一种对当时士族的摧抑，和对他们消极不合作态度的抵抗。这种态度收了效力，当然也遇了阻力。《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云：“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
，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这是收到的效果。《魏志·崔琰传》云：“罚琰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不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遂赐琰死。”又云：“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从这些也可看出他受到的阻碍。魏文帝延康元年，用吏部尚书陈群议，定九品官人之法。唐时柳芳撰《氏族论》云：“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新唐书·柳冲传》）这一段话说得最有见地，九品中正之法是不能与魏武底唯才是举的“三诏令”同样解释的，那主要是对士族的摧抑，而这却是对士族的妥协。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这都和魏武的用人政策相反，曹氏父子态度的不同，不只是人的不同，而且也是时代的差别。傅玄疏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魏武在群雄角逐之际，想用唯才是举的办法，循名责实的法治精神，来摧抑士族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权；这当然收到了一部分的成功；但多年的名门士族的各地潜在势力，还是很大。虽不足以影响大局，但实在是一种政治上的牵制。而且即使就人才说，因了学术的不普遍，也还是大部限在士族的圈子里。他们有家法师传，有藏书秘籍，有多余的闲暇，都使他们的知识可以累代相传。所以在魏文帝时，政治上已经行了篡窃之实，中原的形势已经统一了，而且士流播迁，考详无地，要多方面地吸收人才，收翊赞之效，便不能不要求名门士流的合作，便不能不给他们设立一条仕进的坦途。九品官人之法，即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所以从开始起，九品中正制就和门阀势力结了不解之缘；前引柳芳论氏族文有云：“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此后互为因果，门阀势力就成了中国中古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了。
在三方鼎立、士流播迁的情形下，虽然社会秩序已恢复了一点，但想要严格实行如东汉时的察举制，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班固著《汉书》，序往代贤智，以为九条，陈群遂依之定九品官人之法；其制于各州郡县皆设置大小中正，大中正以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著名者，则升进之；道义亏缺者，则下降之。各州郡都有簿状，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才行所任，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吏部选用。因为吏部事实上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所以由中正铨第等级，再由吏部凭之授受，以为可免乖失。《晋书·职官志》不列中正之官，因为中正只是本处人而任公卿等的兼职；各地小中正先就其所知，汇报本州大中正，然后由大中正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与进退。所以起初的用意，还是注重乡论，以求得到州郡察举的优点。但中正制实行以后，因为大中正为中央官的兼职，所以士庶之求出身者，大家都聚集于中央，不愿再归乡里；因果相承，此制遂历数代而弗替。但中正品第，从开始就难以得平；《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云：“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嘉叙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德优能少’。茂愠曰：‘痛乎！吾效汝父子冠帻劫人邪
！’”又引《魏略·时苗传》云：“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然纪人之短，虽在久远，衔之不置。”《魏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云：孙资为中书令，加侍中光禄大夫。子宏，娶乡人司空掾田豫女，“田豫老疾在家，资遇之甚厚，又致其子于本郡，以为孝廉”。因为中正品状，和州郡察举制之一年仅举数人不同。凡属本州人士，无论已仕未仕，皆须入品；既欲同时品状合境人才，作伪固所不免，其势也实难周悉。即想态度中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单凭出身门第，兼采浮华虚誉了。以前的州郡察举只是士人进仕的初步，与以后官职的升降转移无关；现在则进仕以后官职的升降，也完全操于中正的品状，而不取决于政绩的考课，所以中正的权力特大。刘毅所谓“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系挚选举，使不得精于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则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晋书·刘毅传》）照理论上说，中正最多只能知“品”；“状”为才能绩效，是属于任职入仕以后的事，中正自无法详悉。今品与状既皆归之中正，则只有由门第虚誉来考察了。
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当时已有人见及。《魏志·杜畿传》载杜恕上疏云：“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魏志·夏侯玄传》云：“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所求有路，则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不｝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但这时司马氏正在结欢强族，自图篡窃，自然是“逊谢未纳”。在当时的九品中正制以下，州郡辽阔，彼此略不相识，所以“但能知其阀阅
，非复辨其贤愚”，大小中正及主簿功曹等，皆取著姓大族为之，以之定门胄，品人物，自然“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了。所以从开始起，九品官人之法就是“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的。这给高门大族建立了一个制度上的护符，他们虽无世袭之名，而可以享有世袭之实；所以虽然弊端甚多，却能历久不废，因为背后存在着强有力的特权支持。而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势力遂互为因果地发展着。
《晋书·郑默传》云：“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书·邓攸传》云：“尝诣镇军贾混，混以人讼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视，曰：‘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混奇之，以女妻焉。举灼然二品。”《晋书·王戎传》云：“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晋书·何劭传》云：“劭初亡，袁粲（劭子）吊岐
，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李含传》言含素为寒门，中正庞腾贬含为五品。《晋书·刘卞传》云：“本兵家子，……后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九品之制行之既久，门第的界限也就愈严。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定。凡是衣冠之族，莫非二品，自此以下，遂成卑寒。《晋书·王戎传》云：“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而且平昔的恩怨，都可以藉之高下其品，于是仕途遂专为大族所把持了。如王述为都督扬州、徐州之琅琊诸军事，卫将军，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从弟蕴为光禄大夫，领五兵尚书，本州大中正。述子坦之，领本州大中正。蕴从叔峤，频迁吏部郎，御史中丞，秘书监，领本州大中正。吴郡陆晔，其弟玩，玩子纳，皆曾领本州大中正。（并见《晋书》各传）这样，中正一职永远握在名门大族手里，文武衣冠，皆系姻戚，援攀延揽，视若固然，所以卫瓘、刘毅、李重诸人，皆力言其弊。《晋书·卫瓘传》载其《上太尉汝南王亮疏》曰：“魏氏承颠复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
。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晋书·刘毅传》言“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非之，中云：“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实《崇让论》云：“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晋书·刘实传》）《晋书·段灼传》载其上表云：“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陈頵传》云：“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可知在中正操纵选举与铨叙两种全权之后，名门世族虽无世袭之名，而却享有其实；所谓“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
，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因此便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封建世袭制度。最初还有乡论余风，但不得不以阀阅为参考；渐渐遂以高门谱牒为品题人才及铨选公卿的唯一依据，而中正一职即更非高门不能任之了。沈约《宋书·恩幸传序》云：“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南齐书·褚渊传》萧子显论南朝世族曰：“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梁裴子野《宋略·选举论》云：“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魏晋名门子弟，起家多拜散骑侍郎，钟繇弱冠，即居其选。宋齐以下，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居官数旬便转。仕途平坦，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雍容而至大位，不必再以才能政绩著称。琅琊王氏自王祥起，历代显赫；王导建勋江左，其后裔为中书令监及侍中等重职，历五朝而未绝。直到唐朝王玙相肃宗，王搏相昭宗，犹为其嫡系后裔。朝代尽管变更，而王氏子孙的宰辅地位可以不变，可知门阀势力之强大了。
门阀势力之所以如此强大，最重要的是有他坚固的经济基础。从汉末大乱起，豪族著姓为了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就不得不筑碉堡坞壁，聚集流人，建立强大部曲，和有力的军阀们交结，以求自立于一方。以后的永嘉之乱，情形还是如此。普通人民流离失所，只有相率投靠于坞主等，以求苟安。这些人愈集愈众，豪族们就把他们都编成部曲；壮丁是武装势力，老孺就是生产集团。这些人对主人是私属家仆，在州郡户籍上无独立的籍贯，对国家无课役；地位只在奴婢以上，因为不能自由买卖。这些人以前都是独立的平民，现在却变成一姓的私属；门阀的主要经济势力，即奠基于这种隐户的部曲劳动上面。《晋书·食货志》云：“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自魏武实行户调制后，晋代因之。衣食客等皆依附于豪族门下，免徭役，避征赋；达官贵门，所在皆然。投靠豪族的人，照例是举家相从，所以李典有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魏志·李典传》）朱桓有“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吴志·朱桓传》）。苏峻有部曲数千家，祖逖有部曲百余家。（并《晋书·苏峻传》、《晋书·祖逖传》）而且部曲的统率权是世袭的，如马超继其父腾领部曲，孙策继其父坚领部曲等。部曲除武力装备的用途外，主要还是生产劳动。因为自从九品中正之法行后，朝廷和世族间已取得了妥协和合作；于是原来属于政府的那些大量的公田，也逐渐又回到豪门大族的手里了。《晋书·食货志》说：“平吴之后，……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又说：“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这种规定只表示已有了豪门大族占领公田的既成事实，政府不得不加以法令的承认；于是只好允许一个最高限度的私占额，实际上自然是很少效力的。《晋书·裴秀传》就说：“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晋书·王浚传》说他“广占山泽”，都是例子。于是逐渐地把那些曹操行屯田制所收入的公田，又都回到豪门的手里了。这些人利用了隐户的部曲劳动力，在已有的和占有的土地上大量从事农业生产，便构成了门阀势力底强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部曲的主要用途，还是农业的生产劳动。《晋书·食货志》规定一二品官可荫佃客五十人，就是很明显的说明。《南史·张孝秀传》言其“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可知部曲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政府虽对隐户屡加限制，但豪族大姓本身即是达官大员，因此“百户合室，千丁共籍”
，便成了公开的秘密。《晋书·伏滔传》中所载伏所著《正淮》云：“豪右并兼之门，十室而七；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晋书·山遐传》云：“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逋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晋书·庾冰传》言其为相，“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可知当时豪右的跋扈和隐户风气的一般。招收游食以为私附的风气愈来愈盛，更构成和巩固了门阀的经济基础。晋时成帝已行土断法，但仍然黄白分籍，收效不著。哀帝兴宁二年，桓温为相，行庚戍土断，安帝时刘裕又行之，都未收到显著的效果。（见《晋书·成帝纪》、《晋书·哀帝纪》及《宋书·武帝纪》）因为政府的财政没有办法，所以对于门阀势力的隐户和招致游食，自必要采取一种反响；但同时政府与门阀又有不能冲突的关系，东晋时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谚，所以就如同抗战期间后方的“平抑物价”一样，门阀的经济势力还是巩固的。
由魏武平袁绍起，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绵二斤，舍去丁税，而田租与户调并立之制开端。西晋时户输绢三匹，绵三斤。（《晋书·食货志》）东晋时户调布二丈，绢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禄米二石，租米五石。（《隋书·食货志》）户调逐渐加重，人民为了逃避苛赋，只有尽量减少户的单位，而使每一户下的人口尽量增多。因此家庭亲属间的关系就不得不密切，因为数世同居是有利的，对于租税的负担可以减轻；于是配合着孝悌的封建道德观念，大家庭和大家族也就自然增多了。这在客观上当然也帮助了门阀势力的巩固和发展。
这些名门世家，很少不是大的地主。达官高位，聚敛积实，使他们有了大量的财富；富有之后便是更大规模地兼并土地，庇荫佃客。卫瓘、陈骞各受赐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贾充、鲁芝卒，各赐茔田一顷。朱序表求故荆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顷，并谷八百斛，给之。（并见《晋书》本传）这还是政府赐给的公田。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王恺、石崇争豪，有水碓三十余区。（并见《晋书》本传）田业数目的巨大，是可想而知的。祖约少好财，使人占夺人田地，地主多恨。（《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约别传》）不但田产，所有山湖川泽，也都被豪强专占，人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晋书·王浚传》说他“广占山泽”；《晋书·束晳传》说：“晳上议曰：‘〈……〉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
到了东晋，兼并之风更盛了。王氏宗族多“广营田业”，谢氏只谢混一支即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吴郡刁家“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山阴孔氏“于永兴立墅，周围三十三里
，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封固山泽之风也仍然很盛。宋时西阳王子尚上言云：“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宋书·羊玄保传》）他们占据了山泽以后，不但可以经营果园，收渔猎畜牧森林之利，而且可以使工人们制作精巧的手工业。各地的园亭宅墅，就可以表示出工艺的精美华丽来。石崇“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全晋文》卷三十三《金谷诗序》）。会稽王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纪瞻立宅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谢安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桓玄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并见《晋书》各传）谢灵运“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们生活的奢侈和习俗风尚来，然而他们所以能如此地自奉丰厚，还是因为他们有大量集中的巨额财富。
在商业方面，因了资本的雄厚，也还是为豪族所垄断。远在三国初年，商人已干涉上实际的政治。刘备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蜀郡
，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蜀志·先主传》）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他进予刘备“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以复振”。（《蜀志·糜竺传》）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输谷帛供曹军，后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遂全部徙居邺。（见《魏志·李典传》）汉时本来不容许士大夫经商，离乱时正是富豪商人势力抬头的机会。到了两晋，豪族不但在农业上兼并土地，而且任用仆役，大量经商。他们依赖政治上的势力，可以隐匿赋税，垄断商运及市场，普通人民自然难与竞争；所以豪族们在商业上所得的利润，也是很大的。《晋书·义阳成王望传》云：“（望子弈，弈子奇）奇亦好蓄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交、广是翡翠明珠等贵物的集散地，商务极盛。石崇等以珍珠珊瑚相尚，也皆得之交、广。“刘胤商货继路”。（《文选·后汉书皇后纪论》注引王隐《晋书》）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世说新语·汰侈篇》注引王隐《晋书》）。殷仲文“多纳货贿
，家累千金”（《世说新语·言语篇》注）。郗愔“大聚敛，有钱数千万”（《世说新语·俭啬篇》）。这些豪族们自身兼大地主与商业资本家的双重身份，居朝廷高位，握政治经济的实权，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是不可想象地奢汰和骄淫。不只在衣食车马上竞求华丽，而且聚积珍奇，建造亭园，蓄养大量的婢妾家妓，讲求乐舞声色之乐，完全生活在一种放纵的侈汰圈子里。永嘉之乱虽然慌乱了一阵，但他们的南徙，都携带着大量的部曲财货，是一个有组织的势力集团；而且藉拥戴王室的名义，自居侨寓性质，享有各种权利，所以很快就扎了根。南北豪族虽也曾有过摩擦，但终于侨姓压倒了吴姓，变成了妥协和合作。到了三庾治世的时代，北来的门阀势力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又享有绝对的威权了。
门阀势力既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绝对的特权，则为了要保守这种特权，他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也自得矜持自恃，不能随便放松。特别是婚姻制度，是华素的一条鸿沟。《世说新语·贤媛篇》云：“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可知若寒门联姻世族，则仕途自宽。《世说新语·尤悔篇》云：“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得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世说新语·方正篇》云：“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这还是吴人以伧燕目王氏，羞与结交的。《晋书·简文宣郑太后传》云：“后虽贵幸，而恒有忧色。（元）帝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已适长沙王褒，余二妹未有所适，恐姊为人妾，无复求者。’帝因从容谓刘隗曰：‘郑氏二妹，卿可为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适汉中李氏，皆得旧门。”《晋书·王浚传》云：“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齿之。年十五，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晋书·王述传》云：“（子）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
《晋书·杨佺期传》云：“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者，犹恚恨，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这种界限是不可破坏或超越的，所以后来齐代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沈约至特上弹章。（见《文选》）梁时侯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南史·侯景传》）因为婚姻实在是门阀制度的一条最重要的防线，所以必须特别保守得谨严。
因为注重门第，势必也重视谱牒。曹魏九品之法行后，州大中正主簿功曹，皆取著姓大族为之，呈报品状，必稽谱牒。魏晋皆有主谱史，属正八品，专掌谱牒。凡百官族姓家有谱传者，皆呈于谱官，为之考订正伪，藏于秘阁。所以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要区别昭穆，判分甲乙，显示门阀的地位身份，皆赖谱牒厘定。所以谱学盛极一时；《三国志》裴注引“谱牒书”凡十九种，而《世说新语》刘注则多至三十六种。何法《盛晋中兴书》以郡望为录，《南史》、《北史》以世系相排比，都是这种风气的影响。杜预尝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挚虞撰《族姓昭穆记》十卷（并见本传）已为谱学的先声。东晋太元中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南史·王僧孺传》），为东晋首出的谱学大家。以后多半或以领选职而治谱学，或以通谱学而掌选政，相互为用，构成门阀的高尚地位。“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南史·王僧孺传》）在门阀势力下，要表示自己家法的优美和高贵的传统，所以日常应接，最重私讳。居官犯嫌，不得冒荣赴任。若亲友误犯其讳，则悲泣趋避，不知所措。陆机以卢志家讳相戏，竟招日后杀身之祸。（《世说新语·方正篇》）《晋书·王舒传》云：“授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辞以父名（王荟），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郐’。舒不得已而行。”《晋书·江统传》言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统因上疏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不在改选之例。臣以为父祖改选者，盖为臣子开地，不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之号，发言所称，若指实而语，则违经礼讳尊之义；若诡辞避迴，则为废官擅犯宪制。……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朝廷从之。《世说新语·排调篇》云：“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注云：“二陈，骞与泰也。会父名繇，故以‘遥遥’戏之。骞父矫，宣帝讳懿，泰父群，祖父寔，故以此酬之。”《世说新语·赏誉篇》云：“王兰〔蓝〕田拜扬州
，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世说新语·纰漏篇》云：“元皇初见贺司空（循），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可知父祖皆讳，成为固例，稍一不慎，贻笑非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示出高贵血统的优越地位，所以从魏世起，随着门阀势力的发展，这种风气也愈来愈盛了。
高门大族以各方面绝对的优势操纵着整个仕途和社会，所以特别重视流品，陵忽寒素。寒门低族出身的人，即使才能超越，勋劳卓著，也不能和世族右姓交游并列。《世说新语·品藻篇》注引《晋阳秋》云：“｛何｝充所昵庸杂
，以此损名。”可知大家都是自恃矜持，不接流俗的。《魏志·夏侯玄传》云：“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裴注云：“（后父嘉）本典虞车工卒
。”所以虽以外戚见尊，仍不为贵公子所礼。《晋书·孙铄传》言其“少乐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晋书·陶侃传》云：“豫章国郎中令杨晫，侃州里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晫曰：‘奈何与小人共载？’”《晋书·郗鉴传》言其“陷于陈午贼中。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鉴不许。至是，实于午营来省鉴疾，既而卿鉴。鉴谓实曰：‘相与邦壤，义不及通，何可怙乱至此邪！’实大惭而退”。《晋书·杨方传》言方初为郡铃下威仪，“诸葛恢见而奇之，待以门人之礼，由是始得周旋贵人间”，“缙绅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愿久留京华，求补远郡，欲闲居著述。导从之，上补高梁太守”。《晋书·王忱传》云：“尝造其舅范宁，与张玄相遇，宁使与玄语。玄正坐敛衽，待其有发，忱竟不与言，玄失望便去。宁让忱曰：‘张玄，吴中之秀，何不与语？’忱笑曰：‘张祖希欲相识，自可见诣。’宁谓曰：‘卿风流隽望，真后来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宁使报玄，玄束带造之，始为宾主。”因为门户不同，所以一定要自高声价，让别人诣门拜谒，才肯交结。《晋书·王濬传》载其建大功后，受王浑之抑，上表云：“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人道断绝，而结恨强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处雷霆之冲；茧栗之质，当豺狼之路，其见吞噬，岂抗唇齿！”“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今浑之支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闻遣人在洛中，专共交构，盗言孔甘，疑惑观听。”王浑以外戚之尊，门隶大族，虽王濬军功凌世，也不能不吞气含冤，受其排抑。《晋书·李含传》云：“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结交，含拒〔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
。”《晋书·王沉传》云：“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沉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中多愤懑之辞。《晋书·陈頵传》云：“頵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晋书·易雄传》云：“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因习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结豪右，州里稍称之。仕郡，为主簿。”所以寒门出身的人，只有仰其鼻息，随俗浮沉，自甘于外方小郡。却诜云：“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晋书·却诜传》）故若稍撄豪强之锋，则驱迫有司，排抑多端，以致终身废顿，难以再起。所以华素之隔，邈若天渊，寒士也自怀谦退，多戒浮竞。因为即使天子也是无可奈何的。宋“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文帝）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宋书·蔡兴宗传》）可知名门世族的身份势力，并不一定依靠政治的爵位；他们依其门第出身，即自居于社会的上层，握有各种的特权。朝廷畏惮，寒士趋附；而且父死子继，谱牒井然，俨然是一种世袭的封建。这一种尚姓的门阀势力，就是这段历史中政治社会的特质。
在变相的封建势力下面，高门世族不只是握有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也是文化的传统继承者。他们有累代的上层家庭教养，有优裕的生活闲暇，有收藏的典籍和文化的环境。这一切都构成了他们有独特的享有和承继文化传统的特权；都不是一个出身寒素的人底环境所可比拟的。所以史籍中每一个擅长学术文笔的人，都绝不仅仅以文章显。而且属文在他平生的事迹中，反而多半是比较次要的。但名门大族，多以玄理文笔等当做他们高贵和才能的表现，所以成就也多。寒士则孜孜勤苦，希图以文籍学业作为进身之资，因之也间有成功和被赏识的。《南史·王筠传》载其“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这是由晋以来的琅邪王氏一家之学。汝南应氏，安平崔氏，亦皆累叶有文章。荥阳郑氏，颍川庾氏，则多以经学显名。姚察《梁书》江淹等传论云：“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所谓“近世”即指魏晋以来世风的转变。《南史·始安王遥光传》言其“从容曰：‘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南史·刘系宗传》云：“（齐）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典籍文义，正是贵门子弟高贵的招牌，和寒素人士进仕的手段。齐代帝室族世寒微，高帝临崩遗诏自称“我本布衣，念不到此”。所以能看穿了这事的内幕。因此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也只决定于他的门第和官爵，而并不一定在于他所构诗文的优劣高下。因为文义只是进仕的方法，本身并不是职业。由经术取士转变为文史，是整个社会学术思想的转变，也是由两汉累世经学的家法到“人人有集”的高门风范的转变。所以讲文学史上的每一个作家的地位，都脱离不了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陆机兄弟为吴郡望族，入洛后，张华许为“伐吴之役，利获二俊”，然“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潘岳谄事贾谧，“每候其出，望尘而拜”。潘、陆与石崇、欧阳建、挚虞、左思、刘琨，皆在二十四友之数。赵王伦篡位，乐广奉玺绶劝进。可知文士们的生活是需要多方面地去了解。而其本身既然都是政府的官吏，所以他的地位也还是以门第和宦位做标准的。
魏文帝《典论·论文》，评论当代文人，举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但《典论·自序》又言其父“雅好诗书文籍”，他自己“少诵诗论”，所作叙诗亦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魏志·文帝纪》也言“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曹植更是“少小好为文章”，陈思王《前录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他们父子兄弟都是当代的著名文人，为什么《典论·论文》于述“今之文人”下，都省略去了呢？这绝不是自谦，而是“自尊”。“建安七子”都是曹氏的掾属，他们在政治地位上是属于同一的等级，所以在文学地位上才可以相提并论的。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以魏太子之尊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批评得失的；这自然不便论到曹氏自己。曹植《与杨德祖书》中，于叙述王粲、陈琳诸文人后，即接言“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这种口气正是《典论·论文》的口气。七子中孔融、王粲、应玚、陈琳，皆东汉以来的士族；所以文学一直是保存在士大夫的手里，而文士的地位也是依他的官阶而转移的。夏侯玄、裴秀，皆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何晏为魏之外戚，《晋书·傅咸传》载其上书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但后以晋室仇视的缘故，史籍遂多淆乱之辞。王弼为王粲族孙，父业为刘表外孙，唯以弱冠弃世，所以仕途不显。西晋初年，一时文士皆依附于贾充之门；贾谧预政后，文士等有二十四友之号。后来外戚专政之局终，而八王之乱又起。名士等先集于齐王冏之门，后以王戎为首，又群萃于东海王越门下。永嘉之乱，丧亡甚多。过江以后，门阀的势力愈发展，文士等凭“地”进仕的也愈多，而且晋升很快；用不着再竭智趋进，才力很可以发展到文义方面。所以“一门能文”的现象也常出现。《晋书·裴宪传》云：“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所举两家人物，皆一时名士。文人中则二陆两潘，已开先例。陈郡谢氏一门，谢混以下，灵运、瞻、晦、曜、惠连、希逸等，无不以能文著名。《南史·谢弘微传》云：“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晦、曜、弘微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诗所言‘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姓’者也。”《隋志》集部著录琅琊王氏的有二十人，陈郡谢氏的十二人。外如宋谢登，梁谢纂、谢绰、谢琰、谢琛，因为里贯不详的还不计算在内。又如梁时彭城刘孝绰兄弟群从诸子侄，一时七十余人，并能属文。兰陵萧子恪，兄弟十六人，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并见《梁书》本传）如果不是凭恃一种传统的家教和优裕的地位环境，这种现象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门阀本身即是文化的保存和继承者；《宋书·王弘传》云：弘“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从这里也可以参透一点名门大族的家教情形。到永嘉之乱，名门大族南徙了，洛下的文风也跟着南徙了；玄学清谈，文章笔札，都是由北方大族过江带来的传统，再在南方的新土壤上滋长起来。所以即使讲到文士生活，也还是得由当时政治社会的情况中去找说明。
当然，由寒素出身的文人也还是有的，不过比较困难得多了。《晋书·张华传》云：“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刘放于魏明帝时，以帝侧近幸任中书监，虽出身寒素，而权重一时；明帝崩时，放与孙资尽力促成司马懿辅政，可以说是晋室的佐命功臣。所以张华之贵，除“名重一世，众所推服”外，主要还是因为有亲戚的关系。但直至“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的时候，还受人构嫌。《晋书·张华传》言“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又言“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所以张华之贵，处在那个彼此交争的时候，还是依藉于他没有门阀势力的背景。《晋书·张华传》又称“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这也和他出身庶族的门第有关；他深知寒门求仕的困难，所以才竭力助人之成。《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虞预《晋书》云：“（山）涛蚤孤而贫，少有器量，宿士犹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谓宣帝曰：‘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晋书·山涛传》言“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但因为他享有79岁的高龄，所以后来也仕至司徒。《晋书·乐广传》云：“广孤贫，侨居山阳，寒素为业，人无知者。”后仕至尚书令；但起仕还是因为他幼时曾为夏侯玄所赏识。《王隐传》云：“（隐）世寒素。”“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于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疾隐，形于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于家。”可知即使文义之事，寒素之士也是很难和豪族争强的。但文义著作，至少也不失为寒士进身入仕的一种手段，很多人都是以此刻苦显名的。《南史·徐广传》云：“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鲍照寒士，于《解褐谢侍郎表》中自称“孤门贱生”，《谢秣陵令表》中自称“负锸下农，执羁末皂”，《拜侍郎上疏》中自称“北州衰沦，身地孤贱”，《侍郎〈报〉满辞阁文〔疏〕》中自称“嚚杌穷贱，性〔情〕嗜踳昧
”、“释担受书，废耕学文”。（并见本集）宋齐以下中书舍人管司诏诰，侍于帝侧，例以寒人掌之。《隋书·百官志》言“简以才能，不限资地”。所以鲍照也能以才学见任。可知在华素悬隔的情形下，正有许多寒门出身的人，想用文义才学来作闻名进仕的阶梯的。
我们当然不能依作者的门第品评作品的高下，但作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却是依他的门阀和官位而定的；文义之事固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乎是很微，是间接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却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着的。因为当文化和政治经济同样地为他们所把持保有的时候，不只他们在学习的环境地位上方便，而且诗赋文笔等的风格和内容，也都一定是适应着他们的生活需要的。他们清谈老庄，文学上便盛行着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他们崇尚嘉遁，文学上便有了希羡山林的招隐诗。他们的作品绮靡，可以形成“俪典新声”的一般风气；他们注重事义，也可以使“文章殆如书抄”。在当时的诗文里，看不到一般社会生活的反映，因为作者们本来不需要看的；他们自己只是生活在公宴游览的圈子里。寒士如果成名了，那就说明他已经钻进了那种上层士大夫的生活，他虽然出身寒素，但已变成华贵之胄的附庸了。因为一个寒士如果把文义当作进仕的手段，则他的作品一定须受到大家的称赞，那他就不能不用心摹学当时一般的作风和表现内容；也许他的诗文比别人的还好，但他只能追随而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潮流，因为他的身份资望都不够。即如鲍照，《诗品》已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南史·临川烈武王道规传》云：“上（宋文帝）好为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这都是一个寒素出身的人底苦处。《诗品》评汤惠休诗言：“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鲍之文，故立休、鲍之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亦言“休、鲍后出，咸亦标世”，知当时都以休、鲍连称。《诗品》言明远“险俗”，惠休“淫靡”，《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为“鲍照之遗烈”。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云：“侧艳之辞，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前则惠休。”但《南史·颜延之传》云：“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可知鲍照、汤惠休，都是受了当时民间乐府歌词的影响，所以作风倾于淫艳侧丽；而这是不被当代文士“江左并称颜谢”的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延之斥为“委巷中歌谣”。鲍照这种作风，当然与他的出身和幼年生活有关；但他却没有力量提倡或马上影响到当时的潮流，就是因为“才秀人微”的缘故。而颜、谢的雕琢繁密，却“于时化之”了。这并不是一个价值问题，而是文士的社会地位问题。以颜、谢之名门贵位，自然会为众所共瞻，蔚然成风的。所以每一种文学潮流——作风或表现内容的推移变化，都是起于名门贵胄文人们自己的改变；寒素出身的人是只能追随的。
一个作者无论他的出身华素，到他成为文人时，他必已经有了实际的官位，这政治地位实在就是他文人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这样，所有当时诗文的作者们既都局限于上层士大夫的群中，因此我们读他们的作品时，就常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即时代的差异，多于作者个性的差异。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出了建安正始，或太康永嘉底作风和内容的不同，但很不容易分析“建安七子”，或“三张二陆”底作风和个性的差别；特别是在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上。因为所有的文士在社会上既是属于一种人，他们的生活感受和思想习惯都差不多，所以同时代的作品，内容，也就无大差别了。文义之事只成了士大夫进仕的手段和高贵生活的点缀，因此所谓文士地位也就只是指他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如果说这时文人的地位比以前提高了的话，那就是由汉朝的俳优（如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等皆是），进而为魏晋以降的官僚士大夫阶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