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

王得后

王瑶先生被无常夺走四个月了。第一个清明也已经过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几天常常想起这首小诗；想起王先生是山西人，不善饮，却喜欢喝一点，而且常常是杏花村的汾酒。但我们，还在这人生旅途“辛苦辗转”的蕴如师母、超冰、晓村、理群、福辉、平原、赵园和我，都无心赶热闹去八宝山凭吊王先生的孤魂，却又都期待5月7日王先生诞辰的日子，再去拜访他，问候他。我们曾相约庆贺王先生的八十大寿。去年的这一天，我们就都到了镜春园76号。谁能想到王先生竟不能度过90年代第一春的他的生日，遑论八十？而且连想死在“正寝”也不可得！

“死去元知万事空”！倘若人没有灵魂，这诗句说的就是真实。她那么动人心魄，固然在于诗人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的伟大关怀，然而对个体生命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眷恋，也是内心深处的情愫吧？依据王先生的研究，在中国，是魏晋人开始了对于人类个体生命的自觉的。他写道：“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原始人感不到死的悲哀，而且简直意识不到死的存在，这是人类学者已经证明了的；因此，自然也就不觉得死的可怕和时光的无常。中国诗，我们在三百篇里找不到这种情绪，象《唐风·蟋蟀》中的‘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虽然有点近似，但较之魏晋诗人，情绪平淡多了。《楚辞》里，我们看到了对社会现实的烦闷不满，但并没有生命消灭的悲哀。……我们看到了这种思想在文学里的大量浮出，是汉末的古诗。象‘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以上皆《古诗十九首》中句） ，这一类句子，表现了多么强烈的生命的留恋，和对于不可避免的自然命运来临的憎恨。” （见《中古文学史论》第1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重版本） 王先生而立之年得出了这样的学术结论，当亲历了“拔白旗”以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年逾古稀，又专攻鲁迅研究四十年，以鲁迅思想作自己学术研究的指南，待人处事的良知，他对自己的“生命的留恋，和对于不可避免的自然命运来临的憎恨”是怎样的啊？王先生是现实感极强的人，对自己的地位与活力与处境清醒到近乎严酷的人。他大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已经做了切开喉管的紧急抢救手术，看到我赶到他病榻之侧，微微点一下头，轻轻碰碰我的手，要求写字，写道：“惊师动众，又可能还未到弥留之际，极不安，谢谢。”我还看到他写过一句话，说这么多人去看他，倘若不死，岂不成笑话！他是这样承受不了人间的温情。我死也不会忘记，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招几个博士研究生的事。报考的人多，大家也希望他再一次多招几个。他对我说，不行，最多只能招三个。以我在北大的地位和影响，三个我还能保证他们通过，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四个就无能为力了。他就是这样估量着人间世，估量着自己。他有许许多多期待，他有许许多多希望。但他没有看见，也看不见了，甚至听也听不到。“死去元知万事空”，人人都是这样子的。倘若人没有灵，《示儿》之类，也不过活人生时的一点心愿，果真一瞑之后，言行两忘，祭与不祭又与他何干！王先生是少有的熟悉鲁迅思想的学者，当真正人于弥留的时候，在留恋，期望、憎恨之中，大概，我想一定会想起鲁迅的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周；就真是胡涂虫”的吧？这才是生者的第一要义。

这是真的。王先生很关心人，不是一般的入时的关心，而是入俗的关心。颇像鲁迅为青年入学担保，劝他们不要剪辫子，借钱给他们，为他们谋生计之类。

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机遇，各个学科的学会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几乎有要覆盖中国大地的架势。在北京的学人，对于入会，当理事，了不关心者大有人在；就是带点反感的，也不是绝无仅有。王先生不这样。1982年在海南岛的年会上，一开始就嘱咐我找学会秘书要几张会员入会申请表，为他刚毕业的几位硕士生填上；闭会前又一再问及办理情况。他们入会是不会有问题的。并不是因为王先生是会长，而是他们自己已经脱颖而出，锋芒初露了。关键在王先生的想法，他反复叮咛我说，入会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他们年轻，入了会，将来参加学术活动方便一些，这于研究有益。还有王先生的做法。这种事他是绝对以导师自居，不去征求他们的同意的。他认为这是为师的权利。而且他是那样急不可待，好像回到北京就搭不上末班车似的。

对于青年人的职称评定，他更是念兹在兹。他一直在北大，1976年鲁迅研究室开创时期，曾兼任副主任，后来又兼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去了，因此对于几个单位的职称评定情况，都比较熟知，也时时谈起，他体谅年轻人的急切，多次为他们解释说，这是实际问题，关系到工资、住房、两地关系，评不上就解决不了，有什么办法？有的学术头头，大力组织集体研究，集体编著，难免影响研究个性，影响独异才能的发挥。他解释说，当头头也不易，他要照顾大家的职称，搞个集体项目，成绩大家有份，就好办一些了。1980年鲁迅博物馆评职称的时候，我忝为学术委员。私心以为高级职称严一点好，因为社会上有比较，影响也大。王先生给我回信，告诉我：“北大提级已完毕，现代文学方面为乐黛云与孙玉石二位，文研所材料也已送来，尚未开会，其中有吴子敏、刘再复、张炯等。可见您们单位并未放松标准。陈鸣树情况不详。有些事想得过多反而不好，似不必过于考虑人事关系，我行我素即可。”如果谁的职称，由于单位领导耽误了，压得过低了，他比当事人还着急。他不劝人“清高”，自己也不装出“清高”模样。只要能说话，有说话的地方，他总要主动说说。而又“出语多谐”，有时候学给我听，听了都不能不开怀大笑。如果说不上话，他是很忧愁的。他不止一次同我叹息过远在上海的一位学生的境遇。

王先生关心学生辈虽不避俗事，更多的自然还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去看望王先生，常常可以听到他提起某某熟人发表了什么文章，有时会笑着补充：我是从报上的广告看到的，文章还没有见。时间久了之后，我发现王先生看报是非常仔细的，有时一些很不起眼的刊物的广告，他也会提到。

有了重要的事，重要的文章，他就要发表议论，进行分析。一次《光明日报》在头版报道朱正兄艰辛的经历之后，香港报刊也争相报道。记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班房里的鲁迅通》。王先生特地拿出来给我看，几次说只能到此为止了，宣传只能到此为止了。并嘱咐我转告朱正兄。

其实，王先生远不只是看了广告，知道谁写了什么，他常常发表具体的看法。许多流行的术语，时兴的观念，他都思考过。大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文章强调人人反省，甚至说到民族的忏悔意识云云。王先生反感透了。他说：“我不反省！人人反省，错误人人有份？！当人说话都不起作用，甚至不准说话的时候，他反省什么？我只有挨斗的份，我还要反省？我不反省。”70年代末，鲁迅又一次大走“华盖运”。青年骂鲁迅，中年骂鲁迅研究，老年悻悻地辩白与鲁迅的关系，免不了带点刺。一次谈到一位“左翼”老战士的文章，王先生说：“他都谈出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并未影响过去的看法，也无损于鲁迅。”又谈到一位复出而走红的作家在新的高度批评鲁迅一个主张和鲁迅研究的罪过的文章，王先生说：“此为‘时论’，非研究性文章；如欲争鸣，则仍以杂文形式为宜。”王先生读报刊确实是细心的。1988年第7期《鲁迅研究动态》登了《“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学术座谈会”资料专辑》，长文不少。而其中一篇短文《鲁迅与骂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之我见》，王先生向我称赞了几次，连连说写得好。并几次问我作者王荆是谁。可惜我一向疏懒，忝为编委而不问实事，尤不打听作者。看到王先生那么高兴，那么兴奋，我答应问问，可后来似乎忘了。王先生去世后，心里时时晃悠着他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的形象，许多忘却的往事也会突然甦醒。一天忽然想起这件事来，问同车回家的允经兄。他说，王荆就是王景山先生呀！有什么办法呢？王先生，还有多少事我要告诉您，您是知道的。

王先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学者，熟悉人文科学研究的具体操作程序。他对清华大学的感情，似乎比对北京大学还深，还好。清华的校庆，他是一定要去参加的，而且宁愿放弃别的活动，假如时间发生冲突的话。回忆起他的导师朱自清先生以及闻一多先生来，沉思，细语，好像走到一个遥远的亲切的世界去了。

王先生对于后学的指导，大概发扬着先贤的遗风：热心、诚恳、切实；循循诱导，多所鼓励。

1979年8月，王先生回信说：“您的研究计划 （‘关于鲁迅对“人”的探索’） 是一个新的领域，从一个有重大关系的角度来探索具有广泛思想内容的问题，值得钻研。我没有考虑和探索过这方面的问题，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但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值得花力气，只是在写作中必须在广阔的背景中展开，不能局限于《全集》所提供的资料。就是说虽然是研究鲁迅思想，但必须以近代中外思想潮流为背景。背景当然不必罗列许多，但勾勒和概括总须有所依据，故写起来颇费工力，……只是工程艰巨，并不省力而已。今距‘纪念’之期尚有两年，我想是可以用来献给这一‘纪念’的。”

一个月后，王先生再次教导我：“您定的题目本来很大，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但我相信是会写好的。这类文章有两种写法：（一）把鲁迅言论梳辫子，引出论点加以发挥；（二）融会贯通，以自己所要阐述之论点作为框架，只于论点展开时才引用鲁迅的话作证明。照您的题目看，似以后一种写法较好。姑妄言之，聊供参考。”

主要由于我的功力不足，加上我有“研究鲁迅思想首先要研究清楚鲁迅到底有哪些思想，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这些思想的性质，评论它的是非，衡量它的高低” （见拙著《（两地书）研究》第247页） 的想法，我走着“梳辫子”的路子。几年过去了，有一次又谈到研究方法，王先生边笑边比划着对我说：“有一种人是把研究题目有关的资料全都收集起来，分析，比较，梳理，提出自己的看法，很有成就；有一种人就拿着一篇文章看，反复看，看来看去，也能看出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也是一法？”于是又谈到“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对于几本鲁迅研究著作，作着实际的评估。

王先生看不起两种文章，一种是“大批判”，一种是人云亦云，认为这都不是学术研究。王先生逝世前躺在病床上给巴金写信，祝贺巴老八十五岁寿诞，说：“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等，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足见他对“大批判”的厌恶，至死不渝。王先生又告诉我：做学问的最高成就，是得出定论，如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得出“谴责小说”的结论，一直为研究者所沿用，就是赞同，就是接受，就是定论。其次是自圆其说。不一定正确，不一定深刻，不一定人家同意，自己提出和人家不同的见解，说圆了，也不错。最没有用的是人云亦云，东拼西凑，没有自己的东西。这种文章写了等于没写，不应该写的。

王先生又曾对我说，搞研究和搞创作不一样。搞研究靠积累，要下死功夫读书。有一次，王先生指着一篇长论文对我说，一部新文学史上有名的书，作者都张冠李戴，搞不清楚，醉心于宏观看问题，这样研究是不行的。后来在武汉“全国鲁迅研究教学研讨会”上，王先生又用“见树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树”来比喻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说“如果不从具体出发，见林不见树，黑压压一片，究竟是林还是着了火也搞不清，那就不好”，就是这次谈话一个话题的公开发表，只是隐去了具体例子，话也没有私下说得尖刻。

我认识王先生是1976年，王先生已经六十二岁了。那时鲁迅研究室刚刚成立。不久，粉碎了“四人帮”。又不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家痛恨浪费了十年岁月。谈到这个话题，王先生也十分痛苦，甚至有点愤激。他说：“我也是十年！不光你们年轻人耽误十年。老年人的十年更可怕，他更接近死亡了，更难补救了。”他还谈到他的同辈同学，说：“看到谁发表文章，有一个好处，就是知道谁还健在。老人有几种，拼命写作的，是‘垂死挣扎’；不能写，写不出文章来的，是‘坐以待毙’。我就是‘坐以待毙’啦！”

其实，王先生在最后的十三年，做了大量工作。修订重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重版了《中古文学史论》，其他几部著作也大都校阅重版了；结集了《鲁迅作品论集》并已出版；结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所作《后记》，几乎就是王先生的绝笔。这本集子大约也会出版的吧？十三年间，王先生写了不少论文。为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而作的《〈故事新编〉散论》，是全国学术讨论会七篇大会报告之一，实为杰作。两次出国讲学，一次赴香港讲学，在他个人的生平，也是“史无前例”的。培养了近十名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新作迭出，苗而且秀。从80年代开始，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整十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整十年。……

不过，王先生最后十三年的心境，却也是难以承受之轻。仅仅在给我一个人的信里，就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喟：

我近来甚么也未作，效率奇低，颇感焦虑。这大概也是衰老现象的表现罢。堆的事甚多，颇思奋勉，但效果并不理想。

我近来工作效率之低，并非耿耿于过去之挨批，确系精力衰退之故，每日应付日常琐事，即感到再无力作事，虽欲振作，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殊觉苦恼。今后当努力写一点东西，藉答盛意。

我终日蛰居斗室，消息闭塞，又做不出事来，更无从谈质量。……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二十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此并非发牢骚，意在促您抓紧时间，多写东西，自高自大固然不好，妄自菲薄亦大可不必，应该有高度自信，刻苦努力，多做贡献。是非功过，皆自有公论，外间反应不可不听，亦不可过听，不知然否？信口妄论，尚希谅之。

这是真实的声音，自己的声音，觉悟的声音。倘若鲁迅的意见是对的，“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是对的，那么，王先生，恕我没有得到您的同意就发表了您的这些话，作为对您的纪念。

倘若天假我以年，我还会写文章纪念王先生的。倘若天不假我以年，也不幸早死，就不会再写文章了。那么，永别了，王瑶先生！我们的昭琛师。

1990年4月26日于安贞里 wx5SShDINw2HVBG2DFJ2weGpYJxw8S+stfzeY37bDoB/25304eQ/IbeyyItE/z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