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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
入昭琛师门下，倏忽已是三十八载！记得1952年一个万物繁茂滋生的夏夜，第一次往谒先生，谈及我从先生学现代文学史的意愿。先生说：“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事还没有定论，有些貌似定论，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他点燃了烟斗，冷然一笑，“况且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他掷过来锐利考察的一瞥。“何不去学古典文学呢？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我说，“那么，先生何以从驾轻就熟的中古文学研究转而治现代文学史呢？”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他收了我这个学生。
在那个生意盎然，相互感应着雄心壮志的夏夜，我们何曾想到历史竟会是这样发展？二十年一片空白，我唯一能记起的是1957年4月，我和一些朋友被那活跃的“早春天气”弄得昏头昏脑，异想天开，竟想靠募捐来办一个中级学术刊物，让不大成熟的年轻人的文章也有地方发表。没想到先生严词拒绝了我的募捐要求，他从来是一个十分冷峻的时事分析家。按照他分析的结果，他严厉警告我，绝对不要搞什么“组织”，出什么“同人刊物”，必须对当时的鸣放热潮保持头脑清醒。当时还只是4月末。我们听从了他的劝告，但为时已晚，他的真知灼见和料事如神终于未能救出他的三个学生。
之后，我就没有机会接近先生。“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比我更悲惨。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难于回首的一幕：由于有人挟嫌诬陷，他被一群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和全体革命群众都被勒令到现场“接受教育”。带铜扣的皮带和鞭子落在他的头上和身上，鲜血沿着苍白的脸颊流下来。打手们逼迫他承认：是他，蓄意侮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将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扔到厕所里。先生忍受着，报以绝对的沉默。那高傲心灵的扭曲和伤痛真是伤心惨目！我的心在哭泣！
终于雨过天晴，有人来调查他所受的迫害，要他指出曾经伤害他的人。先生一笑置之，说全都不记得了。其实，哪里能忘记呢？先生一向以博闻强记著称，所有往事都会历历在目。例如，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当时被囚禁在“牛棚”中的生活，十分感慨于像朱光潜先生那样一向严肃的学者，也会在“牛棚”那样的特殊环境下写出一首非常可笑的打油诗。先生一字不漏地将这首诗背给我听，并告诉我当时“牛棚”并无纸笔，朱光潜先生是把这首诗念给他们两三个人听的。那时生活虽然艰辛，他们听了这首诗，还是忍不住笑了一场，看守极为恼怒，勒令他们几个人把诗句背出来。先生一个字也不肯说，只说朱光潜先生根本就没有作什么诗。为此，他遭受了一顿毒打。先生解嘲地说：“我在牛棚挨打，多半是为了劳动跟不上趟，那时真心后悔儿时在农村未曾好好锻炼。唯独这一次挨打，是为了朋友！”
十年改革开放，先生学术著作硕果累累，也曾有过宏伟的学术研究规划。他是大海，能容下一切现代的、传统的，新派的、旧派的，开阔的、严谨的，大刀阔斧的和拘泥执著的。在为我的一本小书写的序言中，他特别提出：“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这些话一直给我力量和信心，催我前进。
先生的音容笑貌，他那幽默的谈吐，富于穿透力的锋利的眼神，他那出自内心却总带几分反讽意味的笑声，他那冷隽的外表下深藏着的赤子的热忱……三十八年来，这一切对我是如此亲切，如此熟悉！难道这一切都永远消逝，只留下一撮无言的灰烬？
记得最后一次去先生家，已是深秋季节，古老的庭院，树叶在一片片飘落，那两头冰冷的大石狮子严严把守着先生的家门，更增添了气氛的悲凉和压抑。我东拉西扯，想分散先生的注意，和他谈些轶闻琐事，但先生始终忧郁，我也越谈越不是滋味，终于两人相对潸然。先生说有一桩事，一点心愿，也许再也难以实现……
最后一面见先生，是在苏州的寒山寺。先生原已抱病，却执意要参加他担任了十年会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苏州理事会。会议在风和日丽中圆满结束，先生作了总结，告别了大家，安排了明年年会。没想到最后一天游览，寒流猛至，北风凛冽，先生所带衣物不多，却坚持要上寒山古寺，一登那古今闻名的钟楼。“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先生花了三块钱，换来古钟三击。钟声悠扬凄厉，余音袅袅，久久不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在寒风中战栗，总觉得听出了一点什么不祥之音！先生击钟，在呼唤谁？在思念谁？在为谁祝愿？在为谁祈福？这钟声，为谁而鸣？而今，年末岁暮，心衰力竭，我哭先生，欲哭无泪，我呼先生，欲语无言！唯愿先生英灵，随袅袅钟声乘姑苏客船，驶向那极乐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