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

季镇淮

王瑶学长于1942年上半年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住文林街昆华中学北院,这时我们还不相识。暑假后,朱自清先生开《文辞研究》一课,他选修,我旁听,课堂里只有我们两人听讲,我们相识是从这时开始的,但还不很熟。后来我们同为清华研究生,同在一家私立中学兼课,同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6年复员到北平,同在清华中文系任教,自然地成为很熟的同学、同事和友人了。

从1942年到1948年,六七年内,我从他的谈话中,逐渐地了解到,他家在山西,早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即受天津先进思潮的影响;后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进步的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跑游行队伍两头,很活跃,曾两次被捕;主编《清华周刊》,喜爱鲁迅,阅读《海上述林》,学习先进的文艺论。这一切,对他到昆明后的学习研究,无疑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他在经历了一段生活波动之后,似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自觉地努力充实自己,在联大学习很认真。上朱先生的课,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当时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对朱先生上课的严肃态度和王瑶学长的认真听写,都暗暗地觉得惊异和敬佩。特别觉得王瑶学长这样老实地听课抄笔记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

但王瑶学长努力学习,并不脱离现实。他和那些埋头读书昧于时事的同学是不同的,他有政治见解,关心现实,认识形势的发展。1942年初,联大学生已举行了倒孔 (祥熙) 游行,开始活跃起来了。约自1943年始,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闻一多先生奋起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在联大的圈子内声音喊得很大,并向圈子外喊去,为全国文化界所重视,为青年学生们所爱戴。到1944年,整个学校风气就转变过来了,由一个“最高学府”变为一个“民主堡垒”。王瑶学长原为清华闻先生的学生,对闻先生具有深切的了解和敬意,在1944年双十节后与友人赵俪生书,对闻先生近年在联大的热情活动,作了正确的报道,树立闻先生参加民主运动、勇往直前的大无畏形象。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有政治学习的机会。“一二·一”运动后,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组织安排的,共有四人,其他两位,是无线电厂里一对男女青年。今天虽不记得王瑶学长在会上说些什么,但我相信,他对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一定深有体会和受益,因为他有政治理论基础。

1946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

1946年下半年,复员到北平,特别到清华,大家都很高兴。不意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竟对我们敬爱的闻一多先生下了毒手,这一震惊中外的血案,使我们复员的喜悦顿时变为悲愤,一时苦口难言。不过北上复员,超出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南渡”的经验,中国的历史变了,开始了新的一页,复员到北平的内心喜悦,还是压抑不住的。朱自清先生乘飞机从成都飞回北平,“飞机过北平城上时,那棋盘似的房屋,那点缀着的绿树,那紫禁城,那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真美。在飞机上看北平市,我还是第一次。这一看使我连带的想起北平多少老好处,我忘怀了一切,重新爱起北平来了”。又说:“然而北平究竟有些和从前不一样了”,“北平是有点儿晃荡了” (《回来杂记 》,《 朱自清全集》第3卷,124页) 。王瑶学长从山西老家回到北平,也是“故国重游”,而“风华正茂”,当然也是喜悦的,爱北平的。我们初来北平的人,不用说,也是喜悦的,爱北平的。

王瑶学长以清华十级老学生于1946年下半年回到清华中文系任教,住新西院,态度安静,好像一切都安排好了,每日按计划行事,跟我们新来乍到的人,颇觉忙乱,无所措手足是不同的。他工作异常积极。首先是教书,那时青年教师一般都教“大一国文”,王瑶学长除教“大一国文”外,还开课,就是以《中古文学史论》为蓝本,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这样的课是新课,可说已达教授开课的水平。教课之中,自然有机会修改《中古文学史论》,或者还增写了某些章节,他不会停止在研究生时所写论文的状态。

其次是新的研究和写作。朱自清先生于1946年下半年主编北平《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余冠英先生实主其事。而此刊自筹备至出版,王瑶学长亦参与其间,促其实现。他的新的研究文章,发表于此刊的有《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读书笔记十则》《谈古文辞的研读》等。这些都是新的成果,或考据,或论述,都有新意,颇有学术水平。此外还有一篇书评,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就是介绍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提出一些作者对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意见”。另有一篇《忆闻一多师》,作于1946年下半年,转载于1947年《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这篇文章,叙述闻先生治学及思想转变的过程,全面地塑造了一个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英勇赴义的形象。他说:

闻先生平常不大喜欢看电影,今年四月底,在昆明晓东街碰着闻先生从南屏电影院看戏出来,他一见面就说:“这一部片子非常好,你可以看看,我已经看过三次了。”我当时有点奇怪,后来看了之后,才知道那片子是叙述一位波兰音乐家的故事,那位音乐家一生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但对工作的热忱和努力,绝未稍懈,后来曲成演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竟以奏曲时精力过于集中致命亡琴前,像这种鞠躬尽瘁为工作努力的精神,正是闻先生生平的精神,他创作新诗,埋头研究古书,以及后来为国事奔波,那种不惮劳苦,全力以赴的精神,始终都是这一典型的。

王瑶学长对闻先生看波兰音乐家电影一事的补充说明,准确地体现了闻先生不断追求真理、三位一体的崇高精神。

1948年6月里,朱先生胃病又发了,躺在床上为我给学校事务主任写信,帮我解决接家属住房子问题。大约于同年7月下旬,我在南京给王瑶学长写信,请他代向学校借款,筹备路费。到8月中旬,我得到他的回信,今抄录于下:

来之兄如晤:大示敬悉。弟与余冠英先生商洽,已代向学校借妥一亿元,由会计处电汇,可免汇费。此款分四月归还,八月份不在内。惟八月发薪仍无期,弟意若凑够路费,可以即来,安置费俟到此再说,家具等大家可以凑一下,八月薪可做此用。总之,即家眷不来,兄亦须每月寄款回去,则还是乘此时来了好办。且目前似已成非来不可之势,请勿犹豫。何公房子已订妥西院,兄来可于何公旧寓及普吉院任择一处。朱先生住北大医院开刀,危险期已过,情形尚好,但出院最早在兄到此之后,故不必写信给他。照兄预算,“最急需”项已约敷“次急需”俟在此想法,可以拖下去。苦当然是逃不掉的。这里一切如常,每日阅卷,尚未完毕。余俟面叙,专此即颂

时绥

弟王瑶敬上
八月八日

这封信夹在书里,多年未见,一旦得之,遂保存至今。可见他关怀同人,办事妥当,能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然而不幸,到9月初我带家属回清华园时,我们敬爱的朱自清先生已逝世了。我们清华中文系同人又一次深感悲痛。

朱先生逝世后,王瑶学长重哀失去良师,先后写过几个短篇,后来连为《念朱自清先生》一文。这篇长文分为六节,全面而简要地叙述了朱先生一生的创作和研究,为学术界研究朱先生提示了正确的门径、观点和资料。

学校组织“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浦江清先生为主编,王瑶学长为编委之一。他搜集遗文,整理日记。日记有用日、英文写的都译成中文,全部阅读,加以选录,以备印入《全集》。编委会约我编《年谱》,也是王瑶学长告知的。其时正值解放前后,学校内外,工作都很紧张,我能够终于编成《年谱》,实和浦江清先生、王瑶学长的指导、帮助和督促分不开。

自昆明至北平六七年间,王瑶学长表现了学术上的努力和信心,累积深厚,识见敏锐,成绩卓著。在清华新西院,他对我说过,“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这似乎是青年人出于一时的狂言,但若没有真实的见解和坚强的信心,能说出这句话吗?他的《中古文学史论》,由一而三,复由三而一,一印再印,为中外学术界所赞许,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学术上的抱负和自信诚不虚矣。

1990年4月27日于
北大朗润园寓所

附挽诗一首:

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荆。

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著论宏明世,协商议政情。

牛棚何足算,昂首见雄心。

王瑶同志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为清华十级学生。“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于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王瑶同志未随校南迁。1938年长沙临大迁往昆明为西南联合大学。王瑶同志似于1942年经四川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我与王瑶同志相识为同学友人,不能早于1942年。

王瑶同志自青年而壮年而老年,一贯爱戴、拥护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4年见闻一多先生热情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向往延安和共产主义,他曾与友人书,对闻先生赞扬备至,正确树立闻先生奋起投身革命的大无畏形象,诗言崇大德指此。大德亦犹言大节。王瑶同志早在清华时曾研究新文学和鲁迅。解放后在教学改革中著成《中国新文学史稿》,叙述新文学源流和作家作品,网罗无遗,建立了庞大的系统,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有新文学史,始于王瑶同志。诗第四句指此。

王瑶同志于解放后,除著《中国新文学史稿》外,论著甚富。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材料,立论明确,叙述条畅,大小篇章都有贡献。对当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不可磨灭的成绩。他曾两度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当代政治社会亦有所贡献。

在十年动乱中,王瑶同志住过牛棚,横遭凌虐,他毫不介意,我行我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昂首阔步于文化教育界,继续进行教学和研究,不断产生新的著作,自信自己的在文化事业上的雄心壮志是有益于人民会成功的。不幸因劳过早逝世。王瑶同志永垂不朽!

1989年12月24日 tt49FQGMvf5t2IL7ILzIbHxCWLJ7AQju02iMIFN3HwsR2pR6Dfo9SBg1qHejFbOo



昭琛二三事

范宁

三年前的一天,昭琛来我家,谈及古代文学研究,认为现在社会上对古代文学研究时有责难,主要是满足于传统的封闭的研究方法。由于经济改革与开放,随之而来的一股潮流冲击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被目为保守阵地。其实这是不对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同样有所变革。近一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吸收引进文学的新观念、新方法,与时并进,不断更新的。他告我说,他打算编一本能反映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在这方面做出特殊成绩的人,挑选二十位,从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可以找出前进的轨迹。在运用马列主义方法方面,的确古代文学研究落后于古代历史研究。郭沫若先生是既研究古代历史,也研究古代文学的。但可以明显看出来,他在古史研究上的贡献,是远远超过古代文学的。我问他将挑选哪二十个人,他数了一下,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刘师培。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不是至今还有影响吗?他回答说,刘师培所依托的正是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封闭式的治学方法,所以没列入。过后,他要我承担写郑振铎先生。我说郑先生文章著作多,方面又广,不好写。他说,主要是写他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三年的时间,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还怕写不出来,就这样定了。他和我谈话往往是不容置辩的,师兄师弟嘛,没想到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他去世也未能定稿。

回想四十多年前,我们同住在西南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我和历史系的一位同学合住在一间房里,由于研究工作上的需要我得来往于城内与郊区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之间。每星期只在研究生宿舍住一天或两天。一次恰值我进城,他来找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位历史系的同学,我们才得相识。后来他知道我在忙于搜集整理魏晋志怪小说,而他在探讨嵇康、阮籍的诗文,有一天谈到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我们都觉得对于研究魏晋文学是一本有帮助的书。但我们最崇拜的却是鲁迅《而已集》中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把当时社会风气,文人个性和生活,以及政治环境对诗文创作的影响,结合在一起来谈,既生动而又新颖。我们把这篇文章作模本,把它当作我们研究文学的引导。我们十分敬重鲁迅先生,按他所讲的话去研究魏晋文学。鲁迅先生引用刘勰 (彦和) 的话“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接着说“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由于阮籍《咏怀》诗难以理解,昭琛曾针对其中每一首,探讨阮籍如何使气,这些诗讲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在一起讨论过,但阮诗托意深远,向来就令人捉摸不透,我们讨来论去,还是留下一些不解之谜。后来他写了一篇《阮籍咏怀诗八十一首笺注》,企图作出答案。

鲁迅先生又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我们想,陶渊明“不能忘掉死”,是不是他也吃药,也企望长生?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讨论是不是陶渊明也吃药,只是吃的不是五石散之类而已。我们读陶的《饮酒二十首》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见”作“望”。我们对于作“见”还是作“望”,反复商讨论证,觉得晋人胸襟旷达作“见”似乎好些,但一想到他曾说“世短意长多,斯人乐久生”,“亦泉给我饮,园丘足我粮”,传说“赤皇之水”,“园丘之粮”,饮吃过后,可以不老长寿,又觉得“见”当作“望”。饮菊花酒可以长寿,这本是当时人的一种误信和愿望。成公绥《菊颂》说“其茎可玩,其花可服,味之不已,松乔等福”。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也说:“飧菊可以辅体延年,莫斯之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宋书》陶渊明的《传》说渊明九日无酒,坐在宅边菊丛中,后来友人送酒来,一醉方休。至于《晋阳秋》更说陶渊明“九日无酒,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这就是所谓“采菊东篱下”了。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也说:“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龄。”说明陶渊明也相信饮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所以对南山是有意的“望”,不是无心的“见”。乐府《读曲歌》也说:“摘菊持饮酒,浮花着口边。”讲的也是一回事。当然,我们为一个字一句话互相争论不休,耗费精力,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不过当时确是认真的,年轻好胜,往往如此。解放后,他编注的《陶渊明集》只简单地注明说,“望南山”一作“见南山,非”。没有作详细的论证。鲁迅先生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太久了。”原来这个“飘逸”的形象不是陶渊明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期我们聚在一起时大都谈论魏晋诗文和文人的生活。除此之外,有时也涉及时事政治。一次我们在民盟小组会上阅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有人问:民盟内有人主张实行苏联的经济民主和美国的政治民主两结合算不算新民主?有人附和说:“合之则双美,分之两伤。”这时昭琛接着说:“我看恰恰相反,恐怕是‘合之则两伤,分之则双美’,合分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光凭愿望,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未必妥当。”又有人说:“戈公振先生写的《庶民的胜利》,可以一看,或者能够解答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同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一所中学兼课。这个学校教员中民盟盟员较多,因此我们经常聚会谈论时事形势,而说得最多的是学生运动,那时昆明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单行本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等等。

1946年昆明西南联大宣布结束,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复校。我们随同清华复员到北平清华园。这时局势颇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人心浮动。清华园也今非昔比,大不同于抗日战争前的清华园了。人们希望安定,等待解放。由于古代文学的语言文学难懂,思想内容也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多数青年都敬而远之,不爱好。一次我偶然买到李何林先生编写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他要我借给他看看,后来他感到很有趣味,于是把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新文学作品,借阅不足,还将吴征镒同志去解放区时所寄存在余冠英先生处的小说诗歌等新文艺作品,悉数阅读,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十分勤奋。我和他开玩笑说:“你打算改换门庭了。”他回答说:“做点准备。”北京解放后,他专心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花落花开只写作。有一次,他告诉我,蒋南翔等同志约他进城小聚,事后他说:“哪里是聚合,他们把我批评了一顿。”因为他刚解放时,除教书编书外,不大参加社会活动。蒋南翔等人对他提了一点意见。

从此,他和中国中古文学史研究分手,专心致力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撰。我到文学研究所,本来是协助何其芳同志所计划集体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先从《诗经》开始,按时代顺序,一个一个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集体精读一过,然后开始写。由于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受到批评,我们的工作也停了下来。后来因为郑振铎先生忙,孙楷弟先生有病,我就改参加《话本选》工作。从此我也放下了魏晋小说研究,书不读唐宋以上,把重点放在元明清了。由于彼此研究都离开魏晋文学,而且居住又分在城里、城外,见面就不多了,各人只注意各自探讨的范围,研究工作上交换意见也就少了。我在那本他编注的《陶渊明集》上作了一些批注,打算等他再版时交给他参考,不意他突然一病不起,从此永别。缅怀往事,朝夕过从,耳聆雄谈纵论,目睹不断饮水抽烟,神情活跃。而今而后,只能追寻于脑海之中了。

1990年4月于北京 gsCnZLzUJEVOd1GyE/WvaV1ejffk3gTu2UjzQdxlt4tjY4+EHiosx3kKUw7w4bFu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乐黛云

入昭琛师门下,倏忽已是三十八载!记得1952年一个万物繁茂滋生的夏夜,第一次往谒先生,谈及我从先生学现代文学史的意愿。先生说:“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事还没有定论,有些貌似定论,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他点燃了烟斗,冷然一笑,“况且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他掷过来锐利考察的一瞥。“何不去学古典文学呢?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我说,“那么,先生何以从驾轻就熟的中古文学研究转而治现代文学史呢?”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他收了我这个学生。

在那个生意盎然,相互感应着雄心壮志的夏夜,我们何曾想到历史竟会是这样发展?二十年一片空白,我唯一能记起的是1957年4月,我和一些朋友被那活跃的“早春天气”弄得昏头昏脑,异想天开,竟想靠募捐来办一个中级学术刊物,让不大成熟的年轻人的文章也有地方发表。没想到先生严词拒绝了我的募捐要求,他从来是一个十分冷峻的时事分析家。按照他分析的结果,他严厉警告我,绝对不要搞什么“组织”,出什么“同人刊物”,必须对当时的鸣放热潮保持头脑清醒。当时还只是4月末。我们听从了他的劝告,但为时已晚,他的真知灼见和料事如神终于未能救出他的三个学生。

之后,我就没有机会接近先生。“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比我更悲惨。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难于回首的一幕:由于有人挟嫌诬陷,他被一群红卫兵打得鲜血淋漓。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和全体革命群众都被勒令到现场“接受教育”。带铜扣的皮带和鞭子落在他的头上和身上,鲜血沿着苍白的脸颊流下来。打手们逼迫他承认:是他,蓄意侮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将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扔到厕所里。先生忍受着,报以绝对的沉默。那高傲心灵的扭曲和伤痛真是伤心惨目!我的心在哭泣!

终于雨过天晴,有人来调查他所受的迫害,要他指出曾经伤害他的人。先生一笑置之,说全都不记得了。其实,哪里能忘记呢?先生一向以博闻强记著称,所有往事都会历历在目。例如,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当时被囚禁在“牛棚”中的生活,十分感慨于像朱光潜先生那样一向严肃的学者,也会在“牛棚”那样的特殊环境下写出一首非常可笑的打油诗。先生一字不漏地将这首诗背给我听,并告诉我当时“牛棚”并无纸笔,朱光潜先生是把这首诗念给他们两三个人听的。那时生活虽然艰辛,他们听了这首诗,还是忍不住笑了一场,看守极为恼怒,勒令他们几个人把诗句背出来。先生一个字也不肯说,只说朱光潜先生根本就没有作什么诗。为此,他遭受了一顿毒打。先生解嘲地说:“我在牛棚挨打,多半是为了劳动跟不上趟,那时真心后悔儿时在农村未曾好好锻炼。唯独这一次挨打,是为了朋友!”

十年改革开放,先生学术著作硕果累累,也曾有过宏伟的学术研究规划。他是大海,能容下一切现代的、传统的,新派的、旧派的,开阔的、严谨的,大刀阔斧的和拘泥执著的。在为我的一本小书写的序言中,他特别提出:“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结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这些话一直给我力量和信心,催我前进。

先生的音容笑貌,他那幽默的谈吐,富于穿透力的锋利的眼神,他那出自内心却总带几分反讽意味的笑声,他那冷隽的外表下深藏着的赤子的热忱……三十八年来,这一切对我是如此亲切,如此熟悉!难道这一切都永远消逝,只留下一撮无言的灰烬?

记得最后一次去先生家,已是深秋季节,古老的庭院,树叶在一片片飘落,那两头冰冷的大石狮子严严把守着先生的家门,更增添了气氛的悲凉和压抑。我东拉西扯,想分散先生的注意,和他谈些轶闻琐事,但先生始终忧郁,我也越谈越不是滋味,终于两人相对潸然。先生说有一桩事,一点心愿,也许再也难以实现……

最后一面见先生,是在苏州的寒山寺。先生原已抱病,却执意要参加他担任了十年会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苏州理事会。会议在风和日丽中圆满结束,先生作了总结,告别了大家,安排了明年年会。没想到最后一天游览,寒流猛至,北风凛冽,先生所带衣物不多,却坚持要上寒山古寺,一登那古今闻名的钟楼。“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先生花了三块钱,换来古钟三击。钟声悠扬凄厉,余音袅袅,久久不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在寒风中战栗,总觉得听出了一点什么不祥之音!先生击钟,在呼唤谁?在思念谁?在为谁祝愿?在为谁祈福?这钟声,为谁而鸣?而今,年末岁暮,心衰力竭,我哭先生,欲哭无泪,我呼先生,欲语无言!唯愿先生英灵,随袅袅钟声乘姑苏客船,驶向那极乐的永恒! gsCnZLzUJEVOd1GyE/WvaV1ejffk3gTu2UjzQdxlt4tjY4+EHiosx3kKUw7w4bFu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