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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伟光
王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出人意料。接到讣告，如雷轰顶！我不能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然而，白纸黑字，造化果真是那么无情！我只觉得脑海一片空白，心，在寒风中颤抖。当我从恍惚中清醒，先生的身影，先生的笑声，先生的教诲，先生的厚爱……一一向我涌来。温馨的往事，更使我肝肠寸断！
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1976年。那年10月，厦大要召开“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及在厦门大学任教五十周年纪念大会”，邀请王先生参加。听说先生答应前来，我欣喜万分。因为我拜读过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先生著书、论文材料的翔实丰富，阐述的精辟透彻，分析的客观中肯早就令我叹服！可以说，是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我打开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史殿堂的大门，为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奠定了基础。我多么希望能见到他，直接聆听他的教导！王先生真的来了，他为大会带来了题为《鲁迅研究的指导文献——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鲁迅的论述》的学术报告。王先生精彩的报告，独到的见解，使人耳目一新。他对鲁迅前期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的阐释，在代表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开会的日子里，先生时时被代表们团团围住，会上会下他精力充沛地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虽然经过庄钟庆老师的介绍，我认识了王先生，虽然先生就我在大会的发言给了不少鼓励，但想到先生是位学识渊博众人仰慕的学者，我自惭学识浅陋，整个会议期间只是远远地望着先生那苍苍的白发，那常常衔在嘴上的烟斗，听着他那幽默的谈话，爽朗的笑声……不敢近前。
后来，随着接触的增加，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先生的为人。我强烈地感到，先生不仅是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学者，也是慈爱宽厚的长辈。他没有一点名人学者的架子，他对晚辈是极其宽容的。我记得，1977年知道我要报考他的研究生，先生给我寄来招生简章，详细地告诉我报名的情况，三番两次地为我打气。当他知道我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考试，便帮我联系到北大进修，给了我一次极宝贵的学习机会。我也记得，刚到北大时，先生担心我不熟悉环境，让学生带我去熟悉教室，去购买饭菜票。特别是当他知道我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先生告诉我有时可以跟他的女儿超冰住在一起，并多次与校方联系，很快解决了我的住宿问题。我还记得，进修即将结束，为了让我跟他的研究生一起完成论文，先生主动说可以跟北大中文系提出延长我的进修时间。尽管由于我的学校没有同意，我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先生，但先生的一片好意我终身铭记。
我也不会忘记，返厦后，先生仍关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成长。他常常在百忙中来信勉励我：“要有信心”，“要有勇气”，望我“努力不懈，切勿泄气”。他提议我做现代闽籍作家研究。他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不少著名的闽籍作家，他们的作品，创作道路值得研究，你在福建工作，可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还说：“可先设计一全书计划，分别写成独立文章，可分可合，比较方便。至于有关的别人文章，当然可以而且必须参考，但见仁见智，切勿因为别人写过自己即因而搁笔，要有点信心和勇气，但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至于资料问题，可先就能找到者着手，再设法由外地来源弥补。”在写作中，每逢我碰到难题向他求教，先生都亲自或让超冰来信给予指导。当现代闽籍作家研究全书完稿后，厦门大学出版社答应出版了，我写信给先生，请求他为该书作序。没想到先生很快地答应了，他看了我那些粗陋的文字，写了序言，并嘱我以他的名义寄《厦门日报》。先生在序言中给了我许多鼓励。看着先生的鼓励，我汗颜，我明白这是先生对我的厚爱。
回想十几年来先生的关怀，我感激，我感激先生用他那颗无私博大的心，用他那双温暖有力的手，耐心地扶助着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晚辈慢慢前行。我在人生旅途上能遇到先生是多么的幸福啊！王先生桃李满天下，得到先生关怀的又何止我一个。我曾亲眼见过，他跟研究生们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加给他们，每当跟我谈起他的学生，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他们的满意和爱意。我曾目睹过先生接待来访者，他是那么平等亲切，没有架子，他常用诙谐的语言，坦诚的话语让来者摆脱拘束，置身于轻松的气氛中……先生就是这样极其慈爱，极其宽和，跟他在一起如沐春风。
当然，先生也是一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正直的严师。对先生的治学态度，我在北大时有极深切的感受。那时，先生很忙，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学部委员，他要写文章，要带研究生，要出席各种会议，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访问者……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然而，他对研究生的培养很严格。他随时了解学生的读书进度，准时参加他们例定举行的读书报告会。在会上，先生总是认真地听取每位研究生的报告，对他们报告中存在的，哪怕是很细微的忽略，都及时纠正，从不放过。有时，先生那直率的批评，使在一旁的我听了都脸红心跳。严师出高徒，难怪先生的研究生个个扎实求实，他们大多数在现代文学界出类拔萃！先生对我也十分负责，他不因我只是进修生而有丝毫的放松。他说：既然来了，就要认真学点东西。他安排我参加研究生的各项活动。他知道我读书不多，要求我必须补读完指定的书目，而且看过书后，要能提出问题和看法，必须做到言必有据，准确无误。记得在写刘半农的读书报告时，因为时间紧，我匆匆写就，未经核实，就将读书报告送上去，先生看过后，指出其中两条材料不准确，他不客气地说：“做学问要讲认真，不能马虎，观点可以不同，但史料的运用必须准确。要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不然经不起推敲，站不住。”先生的一席话，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先生还多次告诫我：“要踏实，不要图虚名”，“要埋头做事，以实际成绩示人”……这些年来，先生不但教我做学问的方法，也教给我做学问的态度。先生的言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求实认真的品格。
1987年先生为参加“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再次来到厦门大学。返京前夕，他曾对我说：“有机会我还会再来。”我等待着先生再来，哪知先生却令人心碎地走了，永远不会再来！泪水无法冲去我心中的悲痛，回忆更增添我对先生的怀念。清明在即，献上这篇短文，连同我深深的思念。
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