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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现在想来，对王瑶师的死，我多少是有些预感的。
去年春天我搬家到镜春园，离王先生的76号寓所只两三百米，可是去先生家反而不如以前远住时那么勤了。我发现先生老了，一下子变老的，我怕见这突然的老态。人老了变得格外温情，听不到以前那样的严格直率的批评，边抽烟斗边幽默地大声说笑也少了，坐在他跟前不再总是谈学问，而是问长问短说一些生活琐事，有时则是沉默。这真使我很不习惯。
我怕见先生这突然的老态。
最后一面是在先生死前的一个多月。我陪一位国外的学者去拜见先生。告别时这位外国学者希望先生有机会到她的国家去访学，先生慢声细语地说，只怕不可能了，眼神中隐隐闪现一点不易觉察的凄然。先生是爱活动的，年过七十还很硬朗，每年总要南下北上，开会、旅游好几趟。前些年还兴致勃勃飞往日本、法国、香港等地访学。现在却一下子老了，自感再也没有力气跑动了。
这次告别我的心往下沉，隐约有某种不祥之感，但万万没想到竟是与先生永别。
先生的死来得突然。对于死，先生怕也是有预感的。
去年下半年先生因病住院，此后元气大伤，时好时坏，身体大不如前了，情绪变得很郁闷。大概是九十月间吧，我两次到镜春园76号，都听他谈到过死。他显然为自己的突然衰迈感到难过，说恐怕活不过三五年了。我连忙打断他的话，说先生七十五岁还耳聪目明，又没有什么大的病，活上九十、一百都没有问题。先生自然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宽慰。他并不怕死，半开玩笑说，活到七十就已经是“大赚”了。只是遗憾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恐怕再也做不完了。
先生是非常好强的，他毕生精力贡献于文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在多困难的时候都挺过来了，做出那么大的成绩。对于所从事的学业，他一直是很自信的，晚年也还有自己一套一套的研究计划，还牵头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一批一批带博士生，指导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衰迈，预感到许多事情都不可能做了，那种失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一个人老了又能超然于世，颐养天年，对于死大概是会比较坦然。但像王先生这样一直没有退休感，事业心又很强的老人，突然的衰迈和死的预感，就难免会受到巨大的精神斫伤。
但即使在最后的痛苦的日子里，王先生还是坚强地与衰老和死神抗争，这在许多师友的悼念文字中已经谈过。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先生至死不会忘记留给人们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生活的信念。他始终不愿以自己的感伤忧郁去传染别人，不愿意将坏情绪影响我们这些后生小辈。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因病心情挺不好，自己怀疑是否得了中年忧郁症。原来要是为了赶一部书，或准备一门课，可以接连几个月躲在斗室里干，劲头十足。这一阵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先生虽然自己身心不佳，却还要来开导我，让我养好身体，振作起来。他说既然不会干别的，总还是要做点学问，写点东西。搞学问不必东张西望，埋头下工夫，就能出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果。他谈到王朝闻当年在干校那种环境中潜心研究《红楼梦》的例子，又谈到为何“文革”刚结束那几届研究生、本科生中人才济济，说做学问不能太急功近利，讲究的就是“潜心”。
这些话很平实，不是什么大道理，但此时道来，对我触动极大，我很能体会并感激老师对学生的一片苦心。
于是我想起鲁迅。鲁迅是很入世的人，但也常常对人生作形而上的思索，在《野草》等许多作品中不难体味到他的深刻之中的抑郁。鲁迅是很不愿将这抑郁传染给人的。也许和鲁迅一样，在那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先生对人生对死有过许多形而上的思索，他并没有因此感到生命的虚妄，因为他也是很入世的，是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即使已经预感死神的将到，先生也还是对事业的发展，青年的进步抱着信心。他同样不愿将自己的恶劣情绪传染给别人。
据陪同王先生最后一次南下开会的一些友人说，先生在最后的一段日子是那样竭力抗击消沉，拖着病体开会，游园登山都要像年轻人那样尽兴。这是生的意志力。先生终于倒下了，直到死，还要在亲友和学生面前显得那样坚强，有信心。现在我们能理解先生的用心。可是，先生，这反而使人们对您的逝世感到突然，更添悲恸。
先生离去三个多月了，几次提笔想写篇悼文，都百感交集，思绪昏乱，终不成篇。这次师友们要编印先生的纪念集，总要写点什么，就拉杂写下这些琐忆。
我突然记起某位现代作家似乎说过，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靠以心传心。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顿然明了，才是正理。人的深密的情思很难真的于金石竹帛上留下痕迹。但我还是只能写这可有可无的文字。
王先生和我们的合影就摆在案头。那是一年前我们祝贺先生七五大秩时在镜春园寓所照的。先生满头银发，拿着烟斗，眼神中闪现着学者的睿智，正和弟子们谈笑风生。这种场景永远不会出现了，但又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头。我竭力不再去想先生死前那几个月的衰老和忧伤，但愿这篇琐忆，能就此打发内心的积痛。
我将照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振作起来，更好地为养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尽心尽力工作。
1990年3月20日于镜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