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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
1989年岁末，随师母护送王瑶先生的骨灰回系后，理群兄来约写纪念先生的文字，我只觉得内心枯河般的，是洪水过后的一片沙碛。然而时间总能疗救创痛的。“回忆”亦如京城3月漫天黄尘中的新绿，渐渐又在心头滋生。关于先生，终于可以写稍多一点的文字了，虽然仍不能尽意。
先生于我，并非始终慈蔼。平原兄的纪念文章中提到，先生对子女和弟子“从不讲客套”，“不只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我就曾经是被先生的威严震慑过的他的学生。1978年重返北大，先生的那一班研究生中，被他一再厉声训斥过的，我或许竟是唯一的一个。待到有可能去体会那严厉中包含的“溺爱”，已是我再次离开了北大之后。而在当时，却只是满心的委屈，还真为此痛哭过几回。直到毕业前，先生似乎都不能信任我组织“论文”的能力。有次在校园里遇到他，关于论文题目一时应答不好，竟被他斥责道：连题目都弄不好，还怎么做论文！那里正是北大后来颇有名的“三角地”，人来人往的所在。当时我必定神色仓皇，恨不能觅个地缝钻进去的吧。在护送先生骨灰回京的列车上，我才由闲谈中得知，先生当初是表示过决不招收女研究生的。我突然想到，那时的先生听别人说起我的委屈和眼泪，是否也为他终于收下了这个女弟子而后悔过的？
作为导师，先生自然有他的一套治学标准，有时在我看来近于刻板。比如他对“论文”规格的强调，我就并不佩服，以为太学院气了。因而即使在毕业之后，看到黄裳先生挖苦“论文”的文字，仍然忍不住兴冲冲地摘了来，嵌在自己论文集的后记里。然而我应当承认，先生的“那一套”，对于训练我的思维与文章组织，是大有益处的。毕业后继续这个方向上的自我训练，其成绩就是那本《艰难的选择》。这应是一本“献给”先生的书，虽然书本并没有这字样，甚至没有循惯例，请先生写一篇序。
我并不打算忏悔我对于先生的冒犯——那是有过的，在几经“革命”、破坏、古风荡然无存之后。我这里要说的是，即使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不能心悦诚服于他震怒时的训斥。在我看来，这震怒有时实在不过出于名人、师长的病态自尊。先生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而他过分严格的师弟子界限，时而现出的家长态度，也不免于“旧式”。“五四”一代以至“五四”后的知识分子，有时社会意识极新而伦理实践极旧，这现象一直令我好奇。因而在先生面前聆教时即不免会有几分不恭地想：我永远不要有这种老人式的威严。然而于今看来，如先生这样至死不昏聩，保持着思维活力和对于生活的敏感，又何尝容易做到！
正是在北大就读的最后一段时间及离开北大之后，我与我的同学们看到了这严于师生界限、有时不免于“旧式”的老人，怎样真诚地发展着又校正着自己的某些学术以及人事上的见解、看法。“活力”，即在这真正学者式的态度上。而严于师生分际的先生，对于后辈、弟子的成绩，决不吝于称许。毕业之后，我曾惭愧地听到他当众的夸赞，更听到他极口称赞我的同伴，几近不留余地。他一再地说钱理群讲课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位老先生效果好，用了强烈的惊叹口吻；说到陈平原的旧学基础与治学前景时，也是一副毫不掩饰的得意神情。我从那近于天真的情态中读出的，是十足学者的坦诚。正是这可贵的学者风度、学人胸襟，对于现代文学界几代研究者和谐相处、共存互补格局的造成，为力甚巨。我相信，十余年间成长起来的“新人”，对此是怀着尤为深切的感激之情的。
我已记不大清楚是由什么时候起，在他面前渐渐松弛以至放肆起来的。对着不知深浅放言无忌的自己的学生，先生常常含着烟斗一脸的惊讶，偶尔喘着气评论几句，也有时喘过之后只磕去了烟灰而不置一辞。然而先生自己也像是渐渐忘却了师生分界，会很随便地谈及人事，甚至品藻人物，语含讥讽。他有他的偏见，成见，我不能苟同；行事上也会有孤行己意的固执。但我想，这也才是活人的爱恶吧。我还留心到即使在彼此放松、交谈渐入佳境后，先生也极少讥评同代学者，这又是他的一种谨慎，或曰“世故”。先生并不属于“通体透明”的一类——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过以及目下是否还会有这类人物。先生是有盔甲的。那俨乎其然的神气，有时即略近于盔甲。在一个阅历过如此人生，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这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毕竟又是他“丢盔卸甲”的那时刻。坦白地说，我乐于听先生品评人物，即因为当这时最能见先生本人的性情。而先生，即使有常人不可免的偏见，却更有常人所不能及的知人之明。记得某次他对我说，有时一个人处在某种位置上，就免不了非议，并不一定非做了什么。我于是明白，对于先生，有些事，已无须乎解释了。还听说先生最后参加苏州会议期间，私下里谈到一位主持学术刊物编务的同行，说，他“完成了他的人格”，在场者都叹为知言。据我所知，先生与那位同行，私交是极浅的。
常常就是这样，先生信意谈说着，其间也会有那样的时刻，话头突然顿住，于是我看到了眼神茫茫然的先生。我看不进那眼神深处，其间亘着的岁月与经验毕竟是不可能轻易跨越的。然而那只如电影放映中的断片。从我们走进客厅到起身离去，先生通常由语气迟滞到神采飞扬，最是兴致盎然时，却又到了非告辞不可的时候。我和丈夫拎起提包，面对他站着，他却依然陷在大沙发里，兴奋地说个不休。我看着他，想，先生其实是寂寞的。他需要热闹，尽兴地交谈，痛快淋漓地发挥他沉思世事的结论，他忍受不了冷落和凄清。天哪，“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日子，这位老人是怎样熬过来的！
“文革”中先生处境极狼狈时，我曾一度和他在一起。那已是“清队”时期，教员被分在学生班上，甚至住进过学生宿舍。他即在我所在的文二（三）班，北大中文系有名的“痞子班”——“痞子”二字，是当年被我们洋洋得意地挂在口头的。我目睹过对先生的羞辱，听到过他“悔罪”的发言，还记得班上一两个刻薄的同学模仿他的乡音说“恶毒攻击”一类字眼的口气。我曾见到过他在“革命小将”的围观哄笑中被勒令跳“忠字舞”的场面；也能记起他和我们一道在京郊平谷县山区远离村庄的田地里干活时，因尿频而受窘，被“小将”们嘲笑的情景；他与另一位老先生拖着大筐在翻耕过的泥土中蹒跚的样子，还依稀如在眼前。为了这段历史，我在“文革”后报考他的研究生时，着实惴惴不安了一阵子。我虽然未曾有幸跻身“小将”之列，但与先生，毕竟“处势”不同，也确实不曾记得当年对他有过任何亲切的表示。重回北大后与他的相处中，偶尔听他提及与我同班的某某，说：“我记得他，他是领着喊口号的。”语调轻松自然，甚至有谈到共同的熟人时的亲热。我终于明白了，他已将我所以为不堪的有些往事淡忘了。在累累伤痕中，那不过是一种轻微的擦伤而已。他承担的，是知识分子在那个疯狂年代的普遍命运——先生大约也是以此譬解的！
却也有屡经惩创而终不能改易的。谈起先生，人们常不免说到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的社会的、人生的智慧，他的深知世情，以至深于世故，我却发现，某些处世原则，先生其实是能说而并不怎么能行的，比如他的“方圆”之论——外圆内方、智方行圆之类，我总不禁怀疑这是否适用于对他本人的描述。这或者只是他的一种期待罢了，譬如《颜氏家训》的诫子弟勿放佚，譬如嵇康的教子弟谨愿。听先生说到他在某次会议上因发言不讨好而不获报道，听他谈论某位骨鲠之士，听他谈他所敬重的李何林先生，他的友人吴组缃先生，都令人知道他所激赏的一种人格。性情究竟是自然生成，不容易拗折的。
但我也的确多次听到他告诫我以“世故”。这与“知行”一类问题不相干，也无关乎真诚与否。或许应当说，这也出于真诚的愿望，愿他所关爱的人们更好地生存。我因而相信他的本意决非在改造我的性情。临终前的半年里，几次当老泪纵横之时，他仍谆谆叮嘱我慎言，“不要义形于色”。我默默承接着那泪光闪闪的凝视，领受了一份长者对于后辈的深情。
中国式的书生，往往自得于其“迂”。先生的魅力，在我看来，恰在他的决不迂阔。其学术思想以及人生理解的一派通脱，或正属于平原兄所谓“魏晋风度”的？先生以身居燕园的学者，对于常人的处境，困境，琐屑的生计问题，都有极细心周到的体察，决不以不着边际的说教对人。他没有丝毫正人君子者流的道学气。他的不止一位弟子，在诸如工作安排、职称、住房一类具体实际事务上，得到过他的帮助。这种不避俗务，也应是一种行事上的大雅近俗的吧。
有一个时期，他也曾为我的职称费过神，令我不安的是，似乎比我本人更焦急。每遇机会，即提之不已。我曾在筵宴的场合，看到所里的头头面对先生追问时的尴尬神情。我也曾试图阻止他，倒不是为了清高，而是为了避嫌。一次听说他将要去找某领导交涉，即抢先打电话给他，恳请他不要再为我费心。先生在电话那头像是呆了一下，然后说：“好吧。”过了些日子，他讲起他如何向某方反映情况，特意加了注脚道：“当时大家都在说，我只是随大流说了一句。”我一时说不出话，心中却暗笑他神色中那点孩子似的天真与狡黠。
我个人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兴趣，即部分地来自我有幸亲聆謦欬的首都学界人物，尤其北大老一代学人中硕果仅存的几位先生，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等。我曾急切地期待有人抢救这一批“素材”，相信文学正错失重大的机会——这样的知识分子范型，历史将再也不会重复制作出来。我尤其倾倒于这些老学者的个人魅力。那彼此区分得清清楚楚的个性竟能保存到如此完好，虽经磨历劫而仍如画般鲜明，真是奇迹！而比他们年轻些的，却常常像是轮廓模糊，面目不清，近于规格化——至少在公众场合。这自然也出于教育、训练。其间的差异及条件，谁说不也耐人寻味，值得作深长之思呢！
1988年北大为了校庆编《精神的魅力》一书来约稿时，我曾写到过我所认识的北大与北大人。但我也曾想过，那些以一生消磨于校园中的，比如先生，是否也分有了“校园文化”的广与狭的？先生是道地的“校园人物”，而校园，即使北大这样的校园，通常开放而又封闭：某种“自足”，自成一统。偶尔将先生与别种背景的学者比较，我尤其感觉到他显明的校园风格。我一时还不能分析这风格。是先生本人助我走出我视同故乡的北大的。之后每当回望这片精神乡土，对于一度的滞留与终于走出，是怅惘而又怀着感激的。
当着北大在1988年庆祝建校九十周年时，我见到了最兴致勃勃的先生。那一夜，他被一群门生弟子簇拥着，裹在环湖移行的人流里，走了一圈，兴犹未尽，又走了一圈。之后，他提议去办公楼看录像，及至走到，那里的放映已结束，楼窗黑洞洞的。返回时，水泥小路边，灯火黯淡，树影幢幢，疲乏中有凉意悄然弥漫了我的心。此后，忆起那一晚，于人流、焰火外，总能瞥见灯火微茫的校园小径，像是藏有极尽繁华后的荒凉似的。
去年11月先生南下前，我与丈夫去看望他，他正蜷卧在单人沙发上，是极委顿衰惫的老态。丈夫过后曾非常不安，写了长信去，恳请他善自珍摄，我也打电话给南下与先生一道开会的友人，嘱以留心照料先生的起居。一个月后，在上海，我站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看到临终前的先生。这来势急骤的震撼几乎将我的脑际击成一片空白，因而回京后，交给理群兄的，是写于尚未痛定时的几百字的小文。姑且录在下面：
先生最后所写的，或许就是那个“死”字，是用手指写在我的手心上的——我凑巧在他身边。那是12月13日上午，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上午。
我不敢确信他想表达的，是对死神临近的感知，还是请求速死。如果是后者，那么能摧毁一个如此顽强的老人的，又是怎样不堪承受的折磨！目击了这残酷的一幕，我一再想弄清楚，先生的意识活动是在何时终止的。没有任何据以证明的迹象。先生几乎将他清明的理性维持到了最后一刻，而这理性即成为最后的痛苦之源。
我宁愿他昏睡。
不妨坦白地承认，先生最吸引我的，并非他的学术著作，而是他的人格，他的智慧及其表达方式。这智慧多半不是在课堂或学术讲坛上，而是在纵意而谈中随时喷涌的。与他亲近过的，不能忘怀那客厅，那茶几上的茶杯和烟灰缸，那斜倚在沙发上白发如雪的智者，他无穷的机智，他惊人的敏锐，他的谐谑，他的似喘似咳的笑。可惜这大量的智慧即如此地弥散在空气里。我不由得想到《庄子》中轮扁关于写在书上的，“古人之糟魄已夫”那番话。当着只能以笔代舌，歪歪斜斜地写下最简单的字句，当着只能以指代笔，在别人手心上画出一两个字，那份闭锁在脑中依然活跃 （或许因了表达的阻障而百倍活跃） 的智慧，其痛苦的挣扎，该是怎样惊心动魄！
我因而宁愿那智慧先行离他而去。
我并不庆幸目睹了最后一幕。我怕那残酷会遮蔽了本应于我永恒亲切的先生的面容。我不想承受这记忆的沉重，这沉重却如“命运”般压迫着我。超绝生死，究竟是哲人的境界，而我不过是个庸人。这一时翻阅旧书，也颇为其中达观的话打动过，比如“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之类，却又想到，得在老年享用那份“佚”的，并不只赖有“达观”。然而无论如何，先生总算“息”了下来，虽然是如此不安的一种“息”。
写这文字并非我所愿，我仍然勉力写了。我说不出“告慰灵魂”之类的话。我知道生人所做种种，自慰而已。我即以这篇文字自慰。
在写本文这篇稍长的文字时，我清楚地知道，因了先生的死，我个人生命史上的一页已翻过了。我愿用文字筑起一座小小的坟，其中与关于先生的记忆在一起的，有我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有一天，这坟头会生出青青的新草的吧。
1990年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