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凌宇
十二年前，我是冲着北京大学和先生的名气而报考研究生的。由此再上溯十六年，我就曾以北大作为我高考的第一志愿，可惜未能遂愿。这次是横下心作二度“撞”的。复试时严家炎先生问我：“你为什么没填报第二志愿？”我回答说：“我是专奔北大来的，对于我，不存在第二志愿。”从旁人看来，这似乎不免阿谀之嫌，这在我，确实是出自真心的表白。因为我认同北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它是全国的文化学术重镇与摇篮，是学魂之所系。倘有人进而追问：“何所据而云然？”我实在只能茫然以对。即使今天，要我再来回答，自然不难排比出一些抽象的答案：学术的民主与自由精神啦，强烈的学术竞争意识啦，穷本溯源、务实求真、注重治学的根基啦，如此等等。但要从形而下的角度一一论证，似乎又很难拿出令人震慑诚服、非此莫属的具体影像来——一些形而上意义上的伟大精神，似乎更多地与形而下的平凡结缘。
于是，就只能于平凡中去意会，去感觉。
一跨进北大的校门，我身上就平添了几分自负，仿佛手里已握有了学者的预约券。在先生与我们的见面会上，我们挨个儿谈自己的感受，颇有点慷慨陈词以言志的味道。我于是有了这样一通议论：“文革”十年造成了学术界的青黄不接，作为“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我们深受其害。要超越先生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者，已不可能。历史注定我们只能是过渡的一代。我们的唯一期望，是充当沟通这历史断层的桥梁，让更年轻一代通过这桥，而后完成对前辈的超越，云云。话是这样脱口而出，当时自己并不真正明白这话的分量，现在终于明白，这桥并不好当，也许我辈——至少在我自己，至今就没有成为这样一座桥，而且，这话从表面听来，似乎不乏自谦，然而在下意识里，却流露了一丝不遑他让的自许。
似乎洞悉了我的内心似的，先生给了我们一记当头棒喝：
“不要以为进了北大，当了研究生，就一定会比别人强。学术成就的高低，最终是要比货色。即便没进过大学校门，环境条件也远不及你们的人，只要通过努力，拿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你就不能不服。”
先生的话给我精神上以极大的震撼。从那时起，这话便深印在我脑海里，再也无从抹去。每一思及，自己的前后左右，仿佛就有了黑压压的一群，拼命要将自己挤出跑道去。不约而同似的，我和我的师兄弟们，一律起了栗栗危惧之感。这种危机意识形成的迫力，催我们发奋，促我们自强。
学问之道，实在是寂寞、艰苦之道。它固然需要灵气与悟性，更需要广博、坚实的学识基础。否则，光凭灵气、悟性，即使偶有所得，也只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灵气、悟性必须从积累中来，从对全部有关现象的融会贯通中来。为此，你得拼命去读，去积累。无论是你感兴趣的，还是不感兴趣的，是与你心性相契的，还是与你胃口相悖的，你都得硬着头皮去啃。这当然并不轻松愉快。甫入北大，先生布置我们的读书任务，就是通读全部《新青年》杂志。这对于学问的进境而言，自然无从见速效。偏偏那时，我们又普遍怀着立马见功的心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回顾所得，却了无头绪可言。于是，心里起了急躁。我们渴望能多听点课，多听点有关的学术报告，从中寻找一些能见速效的开启悟性的法门。可是，除了跟本科生一起听现代文学史的基础课外，先生竟不给我们安排任何专业课，有的只是一厚叠专业的必读与参考书目。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一打听到什么地方有与专业相关的专题课或学术报告，无论校内校外，也遑论路之远近，便猴鱼似地跑去。然而，结果往往不如所期。
先生知道这事后，劈头便批评我们说：
“不要迷信课堂讲授与名人的学术报告。没有人是单靠听课与赶着听名人报告成为专家的。何况，无论讲课还是学术报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早就写成文章发表了。做学问不能急于求成，心怀侥幸，最重要的是扎稳根基。”
为了督促我们完成读书计划，先生规定我们每人每学期提交一份读书报告——实际上是一篇专题论文。记得第一学期，钱理群只拟定了一个有关鲁迅早期进化论思想的题目，去请教先生。回来后，却颇有愁苦之态。他告诉我，先生对他说：要做这题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进化论的原初形态如何？最初传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形态？后来又有什么变化？鲁迅是在何种意义上接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弄清这些问题，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发言权。这番话，直听得我心里发毛。先生提及的这些问题，不少东西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使用，必须自己去查找，去摸索。想想弄清这些问题所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实在叫人望而生畏。何况有关进化论的问题只不过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几乎处处皆是的问题中的一个。这些问题堆砌起来，直如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无穷无尽的层层叠叠的峰峦。如果不思退却，就只能硬着头皮，循先生指示的这条荆棘丛生的途径一步步走下去，舍此别无他途。
又是不约而同似的，我们的生活与学习的节奏陡然加快起来。——在我，是时时感到背后有先生那一道道审视与鞭策的目光。可是为此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在读书之外作出牺牲。几乎连星期天与节假日，我们都很少外出游玩。以至在北京三年一些名闻遐迩的名胜景点，我都没去过。用眼下年轻人的时髦话说，我们活得没有了一点“潇洒”。一次，我与理群、福辉二兄忙中偷闲，结伴去凭吊圆明园遗址。一路上，置身于北京郊外的大自然怀抱，精神上仿佛获得了一种解脱，我们有了一种共同的感慨：社会分工剥夺了我们作为人理应获得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在专业上获得的东西越多，在其他方面，我们失去的越多。可是，不如此又无从在相关的专业领域内取得新的进展——我们躲不开这个人生的两难之境。
我们终于理解了先生关于打好根基的意义。随着“积累”的增多，原先曾使我们感到纷繁迷茫的文学现象，似乎正按照某种历史指令归位聚拢，逐渐清晰起来。不仅依靠自身，能够发现研究中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且，也发现着这各个“问题”的相互连接与来龙去脉。在这过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许多艰苦，也收获了许多欢乐——一种研究过程中隐隐感觉到的境界升华的愉悦。
于是心里起了获得外部认可的渴求，尤其是导师的肯定与褒扬。然而，对于弟子，先生似乎只有严厉。欲从先生那里获得赞许，几近于奢望。第一学期，先生将赵园和我叫去，要我们将他在学术会议上的两次讲话的记录稿，分别整理成文章。这颇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可是，临到动笔，“给先生整理文章”的念头压迫着我，下笔便立刻拘谨起来。结果，除了将口语转换成书面语，引文逐一查核、校对外，丝毫不敢循意发挥。我们终于交了卷。先生看过后，淡淡地对我说：“这两篇东西，看来还得我自己动手，你们能做的，也只能这样了。”
先生的话，无异兜头一瓢冷水，我立即起了一种失落之感，自惭形秽中夹着几分委屈。
当这份沮丧之感慢慢过去，我开始揣摸先生的用心。就文章整理本身而言，先生自然希望我们既不违背先生讲话原意，又能在原有的思维框架里，作出必要的拓展与发挥。然而在当时，除去那份拘谨，我们也实在不具备通达这一目的的能力。先生的评价虽然不留情面，却也符合实情。从指导学生的角度看，这未始不是对我们现有能力的一次检测。莫非先生通过这不及格的评价，让我们获得一份自知之明？
但是，即便后来我们真有了一点进步时，先生仍是那样啬于肯定与表扬。三年间，我们每写出一份读书报告，都有一次例行的、师生共同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回忆这每次讨论会上先生对我们读书报告的评价，几乎找不到对其长处与优点的充分认可。即便偶有提及，也只是淡淡的一笔带过，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文章的缺点与不足的劈头盖脸的批评。这自然很让我们伤心。我觉得先生对自己的弟子，严厉得几乎有点不近人情。私下里与赵园兄谈及这点感慨时，她也大有同感。
幸亏我们没有让这份不平扰乱了自己的心智。一旦平静下来，细细咀嚼先生的批评，便发现其中隐含着的极可宝贵的治学方法与原则。一次，先生评论我的一份读书报告时，曾特意批评我一处引文所采用的转引方式。先生严肃地说：“你有没有读过原文？如果读过，为何要从别处转引？今后引文，一定要查证原文。”当时，我默默地接受了批评，心里却颇不以为意。可是不知怎的，这一批评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际。——我终于明白，先生的批评正击中了我学风虚浮的要害。不去查找原文，不弄清所引文字在原文特定的语文环境中的真义，断章取义乃至与原文意义南辕北辙的错误就有可能乘虚介入，这原是为过去的经验屡屡证实了的。
这事虽小，然而这小处却能见人精神。我终于感到了先生严于批评的一片苦心。在弟子面前，先生永不奢谈“就该如此”，却时时告诫“此路不通”。这似乎是一种极高明的导引法。姑且不论“已能如此”的那份功力，即便不说，已经不会自己跑掉，而通达目的的具体途径，似乎又远不止一条。只能如何的僵硬规定，弄不好反是画地为牢，限制并扼杀了学术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而恰如其分的“此路不通”的告诫，却正可以防止治学中的走火入魔。
即便如此，如果说先生对学生只有严厉，也近于一种误解。在先生那里，执法的严厉与内心的关爱，构成对待弟子态度的两面。就是我们那些被先生批评得了无是处的读书报告，连我们自己对它已了无信心的时候，先生却正热心地向找他的报刊编辑们推荐发表。这情况当时并不为我们所知。当这消息终于七拐八弯地传到我们的耳中时，我们感动得只想哭泣。
我这人也许生就了一副“反骨”，再加上湖南人常有的几分倔强，很难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轻易地委曲求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学术问题上，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识见。而这些识见却与先生一贯的观点颇有些矛盾。这种分歧起始于对沈从文的评价。自那时起，先生便对我有了些毫不隐讳的“看法”，我心里也孕发着对这“看法”的不服。这矛盾的两方，终于围绕毕业论文问题，爆发了一场师生间的学术冲突。
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对毕业论文答辩自然看得极重。自答辩伊始，就有消息不胫而走：某某顺利过关，某某未获通过，气氛颇有些紧张起来。
我的答辩终于开始。一走进答辩室，我便感到气氛凝重。先生面色肃然，其他几位主持答辩的导师——严家炎先生、林志浩先生、吕德申先生、乐黛云先生的脸上，似乎也笼罩着扑朔迷离的神气，瞧不出一丝可以顺利过关的预兆。
一切按预定的程序进行。林、吕、乐诸先生先后提问，对我的答辩，神色间似乎给予了认可——我悬着的心开始有了些着落处。轮到先生提问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先生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不同意你文章的基本观点。”话音未落，答辩室里的气氛便陡然紧张起来。随后而来的一连串的质疑，在先生否定性的前提下被推出，就如在我头脑中爆裂的一颗又一颗重型炸弹。
然而在起始阶段，我还未失去应有的冷静，我就先生问题中涉及的而又为我所熟悉的一些有关民俗学方面的内容尽量发挥。——避难就易，以图绕过矛盾的焦点，这实在近于一种“诡计”。不料这“诡计”立即被先生识破：“这些东西就不要多谈了。”——退路已被堵死，我心里发急了，几乎起了生死存亡之感。我这人有一种禀性，一旦被逼入险境，就会自然地生出对外部压力的强力反弹。我开始失去应有的冷静，豁出去与先生的观点作针锋相对的抗辩……我终于直接回答完了先生的提问。答辩时，我虽然颇有几分理直气壮，但对这答辩的最后结果，却丝毫没有信心。
先生终于叫我退出答辩室，在外面等候最后的裁决。
一位闻讯赶来旁听答辩的外地教师，同我一起走出答辩室。他握住我的手说：“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结果终于出来了，先生将我叫进去，平静地宣布说：“经答辩委员会表决，你的论文获全票通过。”
这结果之于我，几乎是一道大赦令。然而，在最初的喜悦过后，我突然感到一阵后怕。
这场答辩从上午8时半开始，直到下午1时方告结束。其情其景，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在其后一段时间里，反省自己当时的冲动，心里时时忐忑不安。当我终于毕业离开北大，回到湖南工作后不久，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一者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工作安排情况，二者向先生解释我答辩时的心境。我在信上说，在北大三年，我从先生处获教多多，这将使我一生难忘。然而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却未能与先生保持一致，这颇使我惴惴不安。我并不自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也不认为我的看法就没有错误。但在我自己认识到这些错误之前，我自然还要坚持的。我深信先生对自己的学生，也会希望他有所创新的。
不久，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
你思想比较敏锐，文笔也不错，假以时日，定可有所成就。在资料上如有困难，钱、吴等也会帮你解决。学术上彼此间观点不尽相同，乃自然之事，并不可怪。惟不宜自视过高，俯视一切而已。
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它不仅是先生对我的鞭策、鼓励与教诲，而且是先生博大宽容的人格的证明。先生对我逞一时之勇的触忤，非但丝毫不见责备、计较之意，反而给了我所不配的赞许——后来听陈平原兄告诉我，先生曾和他谈及口试与答辩的应对之策：考试时，能回答的就回答，无法回答的，就不要勉强回答。答辩就不一样。如果涉及整体上危及自己论文成立的问题时，就要勇于为自己辩护。当时凌宇答辩时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我还是投了赞成票。……
和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前年5月4日，北大的校庆之日。下午，我正参加吴组缃先生学术讨论会，王得后兄匆匆找来，对我说：“先生知道你来了，责成我找到你，要你到他那里去吃晚饭。”
这是一次师生间充满欢乐的团聚，在座的还有得后、赵园夫妇，以及王信、平原、汪晖诸史。
这天先生格外高兴，不仅饭前席间谈兴极浓，还提议饭后去湖边走一走。当我们前呼后拥，陪先生走出寓所时，未名湖畔已是人如潮涌。节日的焰火将未名湖上空变成一幅幅五彩的织锦。我们一边走一边交谈，不知不觉绕湖走了一圈，先生却兴犹来尽。于是，我们陪着先生又走了一圈……
我们终于一一向先生握别。走出老远了，我回过头来，先生仍站在那里，目送着我们离去。灯火阑珊处，先生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头白发，依然是那样鲜明。
然而，现在……
聚散离合，在这世界上，时时都在发生，原是不足悲的。聚会不常，生命难再，连这纪念性的文字，也总有结尾的时候。可是，我终究说了些什么？对于《学魂》——这随手拈起的题目，我所能表述的，终不能及其万一，或许根本上就文不对题。
我只是希望，这不尽之意，将会有补足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