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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离新年只余短短的十数天了，王瑶先生却永远地无可挽回地留在了1989年！
如果事情没有发生，就无法想象它怎样发生。我万没料到，先生在外地突患重症的时候，我从一开始便会伴在他的身畔。
11月20日下午，我们一行从上海颠簸了两个小时为参加巴金研讨会来到青浦县。在宾馆报到后，入夜，先生气喘发作，就由大会的人与我一起送他到县中心医院就诊。年轻的女医生打着青浦话问先生病情，先生操山西口音回答，我赶忙插进去，“翻译”出来的话是这样的：感到气紧，也许有点热度，请量一量体温，打两针止喘。这是我很少见的一种对谈，在以后的若干天中，我才慢慢习惯于先生的这种问病的方式，仿佛他不是病家，仿佛他自己在“指导”救护自己，一清二楚地在与医生讨论一个叫“王瑶”的人的病。这天晚上他就一再地说，打两针就可以了。医生给他验血、透视，确诊为肺炎，体温37.1℃，没有提出要他住院。他自诉青霉素过敏，结果打了庆大霉素及其他针剂，就回了宾馆。
现在想来，那天晚上，我是过分乐观地对待了，我没有警觉到先生的病的来势凶险，我只是尽量去理解先生只求打针的心愿，他不希望此行被打断，他要照样地出席明天开始的巴金研讨会。
实际上，先生这一次的南下，是一种生命的“冒险”。后来听说，他临离开北京前到北大医院取药，医生听诊后说有“轻度肺气肿”，建议住院治疗。但他仍按原计划出行了。他是11月13日赴苏州大学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五届二次理事会的。他是这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在苏州，我亲见他主持大小会议，致开幕词，讨论通俗文学史，讨论年会，连最末谈现代文学教学，他都即兴发表了几代学人加强团结、自己做主、自己负责的热情讲话。
先生实在过于疲累了。我同他从上海新车站北口出来，他连一个公文包都拎不到剪票处，中途停下喘息。在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的寓所小憩，两位出自同一盛产名酒省份的老乡没有能够对饮，他吃不下东西。豪爽的贾先生觉得他不对劲，请来医生临时诊视一番，认为肺里杂音很重。但当时的情景，人们不知道他在苏州已感风寒，也没有人敢让先生留在上海而不去青浦。他就这样带着病出发了。这不是赴会，简直是去赴难、赴死！假使历史能够重演，后人一定不会允许某些事情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再次发生，我们就一定不会让先生这样地来殉现代文学，一定要阻挡住他。我好悔，我无法卸去没有保护好先生所留下的心理重压。
21日上午，在青浦宾馆的会议室里，巴金研讨会如期召开，先生也如他自己计划的坚持着去参加开幕式。他不让人扶，从三楼蹒跚步行到五楼，进入会场。这是个中型的议事厅，除了会议的正式代表，那天从上海特地赶来的作家、学者与国际友人到得特别踊跃，超出了会议主持人的想象，只好不断地加凳子，场内走道为之堵塞，气氛空前热烈。当会议主席请他讲话时，会场上响起一个喑哑的嗓音，他说他本来准备发言，但是现在病了，很抱歉，他希望大会成功，希望在会议的后期能够有机会与代表们交谈。
几句话很快地说完，许多代表都没反应过来。我被堵在会场的门边，离先生很远，但他熟悉的语音，加上中间的喘息声，每一句都分辨得清楚。过了一会儿，时间好像很短，也好像很长，又有几个人讲了什么，突然耳边有人喊我，说王先生召我去。我心里咯噔一下，从折叠椅丛中挤到前面去，只见先生气急脸红地坐着，用手比划要我扶他。这样，我便在一排排焦急、迷惑的目光中，把先生从巴金研讨会的开幕式上直接搀下来，然后送进了医院！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无论是在简陋、古雅的青浦县中医院，还是在一天后被送进著名的上海华东医院，起初，先生总不让人认为是患了重病。11月22日凌晨临上救护车，他无论如何不愿躺进担架，一定要抱着氧气袋靠坐，随车的县里医生也无奈。他身体的底子原本相当好，很长时间没有并发别的病症，只是肺部的情况和内在的抵制疾病的力量实已衰竭殆尽。可怕的是他始终清醒如常，思维照旧细密敏捷。在我守他的半个多月里，他的头脑没有一刻停息过。五天后先生转为呼吸窘迫症，出现缺氧征候，决定用鼻插管接人工机械呼吸。这是极痛的手术。又易猝发心脏窒息，但他马上答应做。插管后，他即丧失讲话能力，只要有一点力气，便每日在纸上写下他的各种念头。他用笔告诉我们，谁该休息了，谁该吃饭了，打趣地称自己定时用管子输入流食为“该完成的任务”。王元化一再来医院探他，巴金让女儿打电话和到病房来问候他，他便用笔安排孙玉石教授、女儿超冰和我分别去回拜致谢。他写下几行给巴金八十五岁寿辰的祝词，其中提到他为自己的学生的巴金研究“绝不是大批判”而“深以为慰”。在病床上他时时记挂答应下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的讲学活动。他要求读报给他听，他甚至忆起一个外孙的生日快要到了。每一次病情恶化都是他先写下这样的字，“我要死了”，“我还死不了”，“弥留”，好像是他在负责通报我们。他的神智过于清朗，有时令我在旁不禁想，先生倒不如昏睡过去，许不失为一种“幸福”。可他偏偏张开全身的每一根神经，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已走完最后的路程。他的死太清醒，太痛苦了。
他的痛苦格外明显。插管时先生高叫，嘴张得奇大，其状不忍睹。师母哭泣，我挡住不让她观看。据医生讲，有的病人会不顾一切地自拔管子，他就很不错了。这还只是一时之痛，接下来十几天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吸痰，才真正是一种磨难。我们无法体会那种刺心的痛楚，只见他抽搐战栗。有几次，他表示拒绝吸痰。我记得，先生是主张安乐死的。不知是什么话题引起的，在他北大寓所的客厅里，他娓娓地谈起死来，认为有人能实行安乐死很开明。他一向认为无价值的生命毫无意义，现在，面对自己的死，他表现出极度的躁动不安。他在纸上写：如此惊师动众 （他还有心力来把“兴师动众”改去一个字） 只为延长生命有何必要。又写：超默来了我就死。超默是他远在英国学习物理的儿子。他过去说过，如果自己病危，不要儿子回来。可是这次辗转病榻之上，他的心思改了。我想他是要把对一切亲人、一切钟爱的人的感情，都寄托在儿子一个人的身上吧。他临死无言，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或许，在那么多的书稿演说里，他已经讲完了自己的话；或许，在家里、在今年的七十五岁寿辰的五月聚会上，他已经讲完了自己的话。但总还有最后的话呵。他有时间讲而没有讲。他希望安乐死却终是苦痛而死。他承受的是天地间至痛之死。
先生还写道，我要死在76号。这是他在北京的家址：北京大学镜春园76号。先生原籍山西，但几乎从青少年时代起，便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充满浓厚文化氛围的城市里，从清华到北大，他的学术生涯、气质、风范，他的欢欣与苦难，样样凝结于此。他是不甘心终结在这个对他相对陌生的都会里的，但是他已无法选择。
我倒正巧生在上海，却在北京从先生学习现代文学。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整整十年，我在后五年做编辑部主任。他赴苏州前详详细细读过的丛刊第四十期纪念号，正好是我担任责任编委具体编就的。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先生在这里罹病，而我恰恰跟随了他。我自认是先生很差的一个学生，所受先生的教诲良多，却未能领悟其万一。第一次见先生已经是1978年，读过旧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却未能在他的研究生考卷上答对什么是“爱美剧”。在北大文史楼复试，先生严谨博大，问我如果写一本新的现代文学史，准备如何分期，如何着手。考后不久，一位新交的同考友人邀我一起去见先生，私心里想乘机探一探虚实，地点便在76号。先生侃侃而谈，却突然说出这样一句：“你俩已经是大学教师、中学主任，考不上不是一样可以工作得很好吗？”这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不啻是一毁灭性的暗示。可等到发出榜来一看，我们都中了，才幡然憬悟到这是先生的风格，这是谐语。读书期间写的第一篇论文，先生当面批评说，你就是《小说月报》翻得熟些。待到我研究京派小说，隐隐地听闻他对这个流派的命名很存疑问，我更担心，生怕这个学位论文的题目砸锅。谁知先生意见归意见，通过论题时却异常宽容。答辩前先生又做我的论文评阅人，评语出我意外之好，使我受莫大鼓舞。我整个做学问的自信，便是从这个评语开始的，我工工整整抄了一份，至今珍藏着。后来有一个出版社要给我出论文集，指名请王先生作序，这使我非常忐忑。但他还是答应写了，而且认真地补读了我那些笨拙的文字，对我的研究做了概括和评估，使我至今深觉汗颜。11月24日上午，我换下日夜护理的师母值班，那时先生说话如常，他猛然问起我集子的事，我照实回答了，他听后沉默半晌，两人都回避提起他的那篇序文。可叹因为学术著作出版的萎缩，累得先生的序言至今未能面世，竟成遗文，岂不悲夫！
我是本应与先生开完巴金研讨会后同时回京的。到上海的当日，他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夹有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证 （在龙华所用的遗像便是用这里的一张放大的） 、身份证，四百五十元钱，要我买11月30日的票一块离沪。可是现在却是我一人独自回归了。12月7日，他的病势较为平静，至少从表面看医生和大家的心情都稍稍宽松。我第一次上去，见先生在睡，就没敢打扰．退到了楼下大厅。再上四楼，先生已醒，遂上前告别。他几次露出笑容抬起手来摆一摆，我握了几握，他的手心是温热的。我见他鼻食道已取走，想起昨天下午先生在纸上写下的三条请求，包括要用口吃东西，要把呼吸机管拿掉，“必须”告他何时可以脱离危险进入疗养阶段。医生们当时一笑。我暗地思忖，觉得意味深长。这三条表达出他的强烈的生的欲望、生的理想，也是他的“生命试探”。他不会是从医院对此的反应，来安排自己的时间吧。可是告别的当儿，我还是笑着对先生说：“您看，您的三个愿望已经实现了一个了。”医生的用心良苦，先生的用心良苦，可是我呢，我为什么要走呢？不能陪伴先生到最后一刻，是我终生的憾事！
先生露出笑容，抬起手来摆一摆的无声的动作，似乎在说：去吧，自己做主，自己负责，好好地活下去。此情此景，是给我的最后的纪念。
1989年12月21日于和平里